隔离与对话:电视选秀节目中的媒介性别形象

摘要：大众传播作为嵌入家庭､学校和邻里社会的制度化力量，对个体的社会化有着重大影响。电视作为具有广泛覆盖面和庞大受众规模的现代传媒，更是以其它媒体无可比拟的影响力渗透了社会大众生活。从早期的电视选美到今天的平民选秀，电视媒介性别形象从单一的性别隔离到多元化审美取向，为构建新型和谐的社会性别形象作出积极探索。

关键词：电视选秀;媒介性别;隔离;对话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6-00033-02

社会性别(gender)一词的使用是为了区别“性”(sex)这一生物学意义上的词，它是指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强调影响两性发展的非生物性因素，即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性别的社会差异是指两性的生物差别经由社会制度化力量的作用表现出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社会角色以及性别分层和性别不平等[1]。相对于性别这一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体差异，社会性别差异的形成要复杂得多。美国女心理学者藏尼尔采用“主题统觉测验”的方法进行了一项研究，提出如下的论述：女性的成就动机异于男性，在男女竞争的情况下，女性的成就动机是消极的。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长期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培养了女性对成就的消极价值观。由此可见，在两性生理差异之外的制度化力量，对个体性别意识的养成和社会性别差异的生产有着巨大影响。

大众传播作为嵌入家庭､学校和邻里社会的制度化力量，对个体的社会化有着重大影响。通过媒介的主题､故事､情节和对话，媒介悄悄传递了无数男人和女人应该具有怎样的相貌､行为和作为的信息[2]。因此，通过大众传播而生产的媒介形象，包括被呈现的频率､再现方式和象征意义等，它不仅表现､传播既有的社会性别差异观念，同时参与社会性别差异观念的生产与再生产。因为，“大众是通过传媒建构的这类知识和影像来认知世界，来体味它们曾经经历过的现实生活。”[3]电视作为具有广泛覆盖和庞大受众规模的现代传媒，更是以其它媒体无可比拟的影响力渗透了社会大众生活。

一､早期选美：女性媒介形象的物化与性别隔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在电视广告､电视剧､新闻和人物专题等节目中的女性，多为低成就的处于男性附属地位的媒介形象，无论是广告的故事构架､人物专题的切入点等等，都在通过一系列的电视符号表达并且传递着这样的观念信息：女性是与家务劳动､厨房､儿女联系在一起的;男性是与创造､成功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打开电视机，绝大多数的汽车､电脑､酒类广告几乎都是象征成功的男性代言人;而婴儿奶粉､厨具卫浴､服装､化妆品等则是女性形象主打的领域。当年家喻户晓的“小天鹅”洗衣机--献给母亲(妻子)的爱就是这种媒介形象最淋漓尽致的表现。传媒中的这些象征使社会性别差异在观念形态上固化并得以延续，不过此时的媒介形象，女性依然有一定的独立性，即使是作为两性关系中较弱的一方，依然在社会劳动领域与男性展开竞争，在以家庭为代表的私人领域与男性展开合作。

但以女性为选秀对象的选美节目出现，则放大了两性生理差异，强化了女性的被观赏性。已有30年历史的香港小姐选美和内地名目众多的选美活动，虽然也设置了一定的才艺环节，但也多以歌舞等表达社会性别差异的内容为主，将女性的容貌和身体视为竞争内容和吸引受众的娱乐元素。因此此类节目与其说是要增加和表现女人的魅力，不如说是通过把女人物化和商品化取悦男性。

传媒对女性形象的物化这一处理一旦被选美的方式模式化，则势必通过传媒的力量将原本存在于私人领域的性别隔离主流化合法化。一方面，早期选美节目集中于对女性身体近乎完美的追求，制定了单一的审美标准，这些标准一般而言超出了大多数青少年的实际情况，处于性格养成期和社会性别角色习得阶段的青少年，随着自身身体的变化，已经有了对美的追求和需要，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或者容貌的缺陷，并由此产生不满，形成心理压力，由此造成自我隔离。但一般说来，这种压力是相对隐蔽的，在与同辈群体相处的过程中，通过不同形式的直接交流或者间接观察，可以认识到缺陷的普遍性，从而化解心理压力。这种女性媒介形象，强调女性的身体，忽视女性的头脑，易造成受众对女性职业形象的狭窄定位，进一步造成女性在劳动领域的发展局限并使既有的性别等级秩序拉大。此外，私人领域的性别隔离，增加了青少年对自身性别形象的不满，或者夸大自身以生理差异为基础的性别形象，易造成对社会性别差异的错误认识，抑制其个性发展，从而造成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性别隔离的再生产。在这一阶段，早期选秀节目中的媒介形象以女性物化形象为主要指向，对社会性别差异的生产造成消极影响。

二､新时代选秀：挑战传统性别媒介形象

选美文化代表的是大众文化，因此其“易逝性”不可避免。一方面由于电视媒体对娱乐功能的挖潜，培育了相对成熟的电视受众，提升了电视受众的娱乐需要，因此也加快了选秀节目的审美疲劳，缩短了选秀节目的生命周期;另一方面，当今电视媒体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和创新能力的有限性都导致了以“克隆”､“复制”为手段的同质化竞争。如果将选秀节目视为流向市场的商品，该商品在众多复制品的迅速包围中，其不可替代性被削弱，因此选秀节目产品的自我更新时间缩短。在更新内容上，传统的仅以女性为观赏对象的选秀节目也不再是受众的唯一需要。被电视节目市场鼓励和激发的娱乐精神，善于寻找市场空白，发掘受众的潜在需求，由此催生了对新的选秀对象的开发，导致了以男性为观赏对象的选秀节目的出现。

星空卫视2002年推出的《美人关》和湖南经济电视台推出的同类型选秀节目《绝对男人》，开始将男性推至选秀舞台，从五官､形体､表达等角度考察男性魅力。然而在2006年由东方卫视推出的《加油好男儿》和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中，全国观众票选出来的首届冠军却折射了受众对传统两性形象的不同解读，好男儿和超女冠军相对于各自的性别而言都具有一定的中性化特征。但所谓中性只是二者的表面印象，好男儿冠军的腼腆和超女冠军率性与潇洒的舞台表现也颠覆了受众对传统性别的印象。不过之后的民意调查显示，受众在面对选秀明星和生活中的异性朋友所持的认同标准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之后湖南卫视推出《快乐男声》，针对男性的选秀节目开始进一步走向全国，由单纯的男性美丽鉴赏走向才艺表现，由此“男色”时代开启之后开始了对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加油好男儿》与《快乐男声》的成功也带来了艺员培育､电视剧生产等一系列以“男色消费”为核心的产业链。尽管有着环节设置的不同，但此类节目都倡导男色与女权的节目精神。

与传统选美节目相比，《美人关》､《绝对男人》､《加油好男儿》与《快乐男声》的选秀，台上与台下的性别进行了互换，即男性成为观赏对象，接受来自女性观众的品评。同时，由于电视娱乐节目对互动形式的创新需求，为与传统选美节目的专业评委相区隔，对男选手的去留权和成绩评价被交给由女性或者由不拘性别的观众组成的大众评审。《美人关》甚至在节目现场设置水池，随着现场女性观众决定的淘汰选手推至水中，现场女性观众的尖叫与狂呼也到达巅峰状态，以社会性别差异为游戏元素的娱乐形式被推向极致，女权主义得以张扬。而《绝对男人》则相对温和，与《美人关》所暗示的男人过关这一从两性对立的角度出发所不同的是，《绝对男人》更加强调选手才艺等传统娱乐元素，并且着力渲染选手情意和团队精神，营造更为健康､合作与和谐的两性环境，同时《快乐男声》的男性选秀特征开始弱化，开始导向年轻人共同的追求梦想､人生选择､社会责任等一系列问题。

总的说来，在以市场为主导的此类节目生产中，都是换位思考，逆向思维，使女性娱乐欲望浮出水面并得以张扬，体现了对女性受众娱乐需求的精妙体察，将原本就隐匿于民间的女性对“男色”的消费诉求纳入传播轨道，不再遵从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和主流取向，而代之以受众主导，娱乐至上的游戏精神，挑战了传统媒介形象中的两性分工，重构了传统媒介形象中的两性话语文本。赛场上对男性审美的话语张扬，也促成了两性性别角色的沟通，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两性之间的性别隔离。

然而，性别媒介形象的表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社会性别差异的生产和建构，仍然无法使得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既有社会性别关系得以逆转。一方面，尽管男性选手在节目中作为女性群体的观赏对象出现，但对传统男性气质的张扬依然没有走出传统男性角色规范，甚至在现场女性观众毫不掩饰的近乎疯狂的膜拜中，这一男性气质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传统性别角色不仅规范着男性本身，女性内心审美的最终倾向，也表现出对传统媒介性别角色的认同。因此，针对男性的选秀节目挖掘了“男色消费”的审美诉求，张扬了女性游戏的话语空间，挑战了传统媒介性别形象和观念，但仍只是一股小小逆流，因此对彻底改善两性关系作用比较有限。

不过总的说来，在这样的选秀节目中有了不同以往的两性对话方式，促成了媒介性别形象的多元化，为电视节目中的媒介形象塑造与传播作出了有力实践。作为最为直观和形象､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电视传媒，如何实现自身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功能，使命和作用，积极构建新型媒介性别形象，需有关专家和业内人士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 佟新.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48.

[2] 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36.

[3] 陆扬，.大众文化与传媒》[M].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