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生育”到“优化生育”

优化生育将为人口安全、均衡、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包括生、养、教诸多方面,包括生育节制、生殖健康、生育质量、生育权益、生育决策、生育保障的优化,是生育全方位、长时段的优化。在决策层面上,包括了适龄生育、适时生育和适量生育三个维度。“优化生育”是对计划生育范畴的超越和发展。

未来的人口生育政策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笔者认为,我国需要从整个生命周期的框架出发重新定位生育政策,直面独子生育所隐含的潜在风险,以“优化生育”为新的理论指导,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的人口发展道路。

彰显人口发展的价值追求

人口安全是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基本要求,优化生育将为人口安全、均衡、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一个安全的人口是结构健全的、低风险、可协调、有保障、有潜力、有适应性的人口。人口均衡发展需要将两性人口和老少人口比例变化各自保持在一个适度的区间里,将家庭养老的功能和家庭人口的结构紧密联系起来,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人口发展、人口控制最本质的政策目标。

第一,尊重底线生育权。“家庭计划”是工业化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即便在一个人口大国,生育两个孩子也是应该坚守的计划生育底线生育权,这是符合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理性选择,是符合人口客观发展规律的安全选择。人口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

第二,赋予公民选择权利。在确立公民底线生育权之后,应该给他们选择的机会。生育的多样性是维系人口生态平衡的必要前提。坚持宣传倡导、服务关怀和利益导向,杜绝强迫命令,充分体现人口生育政策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对家庭利益的保护和对全面发展的追求。

第三,规避风险、加强保障。计划生育不能只管生前,而且要关注生后,要在大生育的框架里、在生命周期的框架里理解生育、促进生育效用的最大化。生育节制和生育投资要结合起来。将计划生育纳入生育关怀和生育优化的框架中,使计划生育成为幸福当代人、惠及下代人的甜蜜事业。

优化生育:历史的超越和创造

优化生育是指保持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高度适应力的生育模式和生育行为。广义来说,优化生育包括生、养、教诸多方面。优化生育包括了生育节制、生殖健康(含出生人口素质)、生育质量(生育结构,指出生性别比)、生育权益、生育决策、生育保障的优化,是生育全方位、长时段的优化。在大生育的框架里,要讲生育过程的优化;在小生育的框架里,要讲生育决策的优化。优化生育包括了生育目标的优化、生育结构的优化、生育决策的优化。在决策层面上,“优化生育”包括了适龄的生育、适时的生育和适量的生育,也可以理解为“适度生育”。或者说,优化生育、适度生育的理论主要有三个维度,即适龄生育、适时生育、适量生育。

随着时间的推延,我们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优化生育”是对计划生育范畴的超越和发展,这是一个内涵更丰富、更具整合力因而更具指导性的概念。随着稳定低生育水平、生殖健康等命题的提出,生育的优化就有了这样几个维度:在宏观层面上,要实现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在微观层面上,则要实现生育数量、生育质量、生育结构、生殖健康和生育权益的优化。我们的目标是,努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家庭健康幸福的发展、社会协调和谐的发展、人口持续优化的发展四大目标。

如果说“计划生育”体现的是生育干预的制度理性,那么我们倡导“优化生育”则要在保持理性的同时,更多地展示生育干预的人文关怀,将计划生育、人权尊重、科学决策、优生优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等诸多内容融为一体。随着“意愿生育率”和“政策生育率”趋同,随着内生性节育机制的形成,权利尊重、科学决策、生殖健康、优质服务等内容的重要性将更加突出。优化生育体现了工具理性和人文关怀的结合。

优化生育实际上体现了在必要的社会干预下生育的几个特质:

其一,适度的生育,以成本最小化为目标。适度的生育必须是结构――功能健全的生育。无论对家庭还是社会来说,更少的独子户是更理想的选择。

其二,安全的生育,以风险最小化为目标。最理想的是零风险的生育。譬如,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劣质胎儿发生率以及减少孩子夭折率。安全的生育要全面实现生殖健康目标。

其三,效用的生育,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高质量的适度的生育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丰厚的回报。在这个意义上,生育就是一个令人欢喜的投资和建设的过程。

其四,人文的生育,以关怀最大化为目标。优化的生育归根结底是一种责任行为,体现了政府和家庭(或个人和夫妇)责任意识。以人为本、依法行政的年代需要更加重视知识传导和利益诱导的力量,以文化之就如春风化雨,蔚为大观。

提出优化生育不仅在理论上有价值,使我们对计划生育的历史局限性有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上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可以使我们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时俱进地把握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方向和定位。

计划生育和优化生育的区别与联系

第一,前者以控制人口增量为主,后者以提高生育质量为主。前者的政策取向是鼓励一胎化,后者的政策取向是“城乡通开二胎生育”。生育的公平本质上是权利的平等,而不是数量的划一。“一孩太少、二孩为好、多孩不限”也许是利国利民的最佳选择,社会主导的价值取向不能少于普生两孩。

优化生育的政策主张虽然可能在人口增量上会超过目前计划生育规定下的政策生育水平,但不会超过国际、国内公认的“低生育水平”。我们在高生育的年代都闯过来了,更不要说在制度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经济更加发达的今天,社会的养育能力绝对不是过去可以相提并论的。所以,中国不仅可以承受二胎生育在一定时期内的抚养成本,而且应该接受这样可以使家庭和社会更加健康和安全的人口结构。这种做法可以使未来中国人口的发展更加平衡和安全,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偏高的现象。问题在于,越来越多的家庭和年轻夫妇养不起孩子了,中国已经进入“高成本生育时代”,很多人惧怕做“房奴”和“孩奴”而放弃二胎。

第二,在联系上,优化生育不是不要计划生育,而是对传统计划生育的超越和拓展。优化生育是适度生育(对传统计划生育的拓展)、保障生育、投资生育的结合。优化生育从生命历程出发要求政府对已经完成计生使命的“后计生”家庭“骑上马再送一程”。优化强调从微观的利益出发来寻求利益的双赢。表现在:其一,更加强调人文关怀,淡化计划生育工具理性的色彩。其二,计划生育政策的轴心发生位移,就是从重点控制增量转移到提高生育质量。其三,优化生育的实质是家庭和社会双重适度的生育,考虑了人口控制的上限和下限,计划生育的界限和底线。

第三,计划生育的理论依据是人口抚养成本理论,优化生育依据的则是成本―效用理论。前者以成本最小化为出发点,将新增人口看作负担,将人口问题等同于数量问题,所以长期以来很多地方奉行“少生就是一切”,这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生3~4亿、节约多少万亿抚养费的经济逻辑可以得到证明。优化生育以效用最大化为出发点,将生育看作是一个家庭投资和社会投资的过程。考虑到生育主要是微观的家庭的事件,所以优化生育理论强调从家庭效用出发来实现社会效用。家庭的健康是社会健康的基础,家庭的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前提,这是一个公理。优化生育力图避免“没有质量和效用的控制”、或者以“宏观效用来替代微观效用”。传统的计划生育的很多做法是制造和积累风险的过程,如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并发症,独生子女家庭的生存风险和养老风险,出生人口生态失衡,等等。任何忽视家庭必要生育权限和生育权益的做法都是有风险的做法,都会危及人口的安全发展。优化生育牢牢立足以人为本,更能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类发展。

第四,计划生育体现的是狭义生育观,优化生育体现的则是广义生育观。“大人口观”需要“大生育观”的配合和支持。计划生育关注的是生命周期之初的生育效应,优化生育则关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生育效应。如果说计划生育是决策控制,那么优化生育就是过程控制。优化生育建立的是“大生育观”,是将孕育、生育、哺育、抚育、教育联系起来的大概念,着眼于整个生命周期的变化和需求,“生育”被看作是一个投资和收益、成本与效用相连接的过程。优化生育强调生育决策优化和生育过程优化的结合,强调微观利益和宏观战略的结合。

第五,优化生育高度重视对“生育责任伦理”的培育,努力营造性别公正、男女平等的社会舆论环境。健康的生命是神圣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最珍贵礼物。爱从生命的孕育开始。人工流产是不得以而为之的补救措施。溺杀女婴的做法是一种在道德上有罪的行为。我们在立法上需要有所考虑,否则,出生性别比问题依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第六,优化生育意味着“生育问题”大于“生育率问题”,“生育质量”、“生育效用”问题大于“生育数量”、“生育控制”问题。优化生育是对生育问题纵横交错的综合治理。优化生育是更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和传统的计划生育做法一样,同样需要政府主导、群众参与和环境支持。但改革的出发点是思想的解放和理念的创新。(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