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兵工厂的日子(下)

文字整理 刘晓峰

在通讯站工作

我还当过一段时间通讯兵。所谓通讯兵，并不是现在我们想像中的坐在话务间接电线、拍电报，而是没有任何通讯设备，只是在一个村子或者其它地方设置一个通讯站。我所在的通讯站加上我共3名通讯兵，上级的公函都是通过一个站接一个站地依次传递，当最新的公函经过我们这里后，我们按照信封上的编号，发到相应的单位或临近通讯站，这样的工作有点像现在的邮递员。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的公函有两种，一种确实是由于缺乏通讯设备，必须通过这种土办法传送文件，另一种是涉及秘密、不便通过电话、电报传递的信息。我们在进入一些城镇时，城门口有时会遇到设置的哨卡，他们一方面维护社会治安，另一方面是盘查来往行人，看有没有的通讯兵混在老百姓队伍里面传递情报。一旦被发现后，都会被带走询问。我们村上有一个其他站的通讯兵，在传递一封信件的时候被盘查的兵发现了，其实兵也没有对他进行严刑逼供，不像现在电影、电视剧里虚构的那样，敌人抓住一个通讯员就要严刑拷打。那位战友坐了几天班房就被放回来了，不过信件被没收了，所幸他那天送的只是一封一般信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内容。回来以后向组织上做了汇报，因为敌人已经认识他了，不适合再做通讯工作，组织上马上把他从通讯站调到别的单位去，也没有什么处分。

1948年前后，我们的战士有时候也会抓住敌人的通讯兵，和敌人对我们通讯兵的方法都差不多，检查一下信件，找个小屋关几天，谈谈话，做做思想工作，也没有什么严刑拷打。因为首先大家都是刚从抗日战争当中走过来，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太深的仇恨，而且不论是还是军，很多部队的兵员都是当地的子弟兵，聊着聊着就互相都认识了。大家聊来聊去都不想打了，一起抽颗烟卷，心想谁和谁也没仇，又是乡里乡亲的，没什么大事就算了。这种情况在兵那里有，在我们这里也经常发生。

重建兵工厂

大疏散结束以后，我们都回到了工厂，其中有一位同志得了一种怪病，症状是肚子肿得很厉害，当时我们都很缺乏医疗知识，大家就开玩笑说他是“怀孕”了。三个月以后，他的肚子肿得更大了。那个时候没有医疗条件，不像现在能去医院检查一下。最后等备战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关于死因，有人说是血吸虫，有些人说是肝不好，最后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病。得到这位同志的死讯后，大家心情都很沉痛。这位同志的去世带来的直接损失更让人心痛，他当初记录的几个埋藏零部件的位置没有找到，这样就有几台车床因为缺乏零部件而组装不起来，这些车床停产就意味着我们的生产能力大大降低，这直接影响到前线部队的武器供应。

当运输队把挖出来的一个个木箱和麻布包拉回兵工厂后，厂里有人组织各个排认领自己的设备，我们几个学徒工去帮忙拆这些设备和零部件的包装。我先解开捆木箱的绳子，然后用一根撬杠撬开木箱子的一个面，当箱子里的机器设备露出来后，我们发现各个部分都被渗进木箱里的泥土填满了。于是我和另外几名学徒工打来几桶水，不停地擦洗填满了泥土的设备。

在兵工厂的机器设备重新组装的过程中，上级要求我们尽快开工，我们也提出了相应的口号：争取一个月内恢复生产，一个半月内恢复到疏散前的水平。兵工六厂把任务下达到各个部门，二部的领导带着我们各个班组的班组长和一些工作比较积极的学徒工开会，研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对各个岗位的每个人重新分工，又招来了一批新的学徒工，这批新学徒工主要任务是搬运器材以及一些后续的建设工作、协助我们老学徒工布置车间和库房，二部的领导带领着技术工人修理和调试机器，突击修理一些损坏较严重的车床、冲床、钻床……由于一些零部件的损坏和丢失，有些机器设备不能照常工作了，我们对那些损坏了的机器先是争取尽量修好，实在修不好的就干脆拆成零件。比如一个钻床缺少钻头，就不能钻枪管了，那么我们就看有没有别的钻床其它零件坏了，有的需要柴油机、有的需要转轮、有的需要传送皮带等，我们就把这些能用的零件给别的车床安装上。就是靠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我们把损失的车床数量减少到了最低。

恢复生产

由于暂时缺乏燃料，所有机器设备都改装成了人力/柴油机双动力，没有柴油的时候靠人力转动，有柴油的时候靠柴油机提供动力。有的两人摇动一部机器，有的四人或六人摇动一部，传动用的皮带没有了就用麻绳代替。在试生产的时候，我们发现加工出来零件的成品率大大降低，人还是以前的人、设备也是以前的设备，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大家都一时摸不着头绪。二部的领导看到这个情况，马上向工厂领导作了报告，厂领导让我们马上停工，这是为了防止原材料的浪费。就在生产工作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老师傅从镇上搞了一些柴油回来，开启了一部钻床上的柴油机，结果这台机械动力钻床上加工出来的零部件个个都合格，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后马上组织人力开始试验，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经过反复的对比试验发现，原来是人力摇动的转速不均匀，转动装置也不够稳固，所以车床上车出来的工件不圆，而过去能够靠人力生产，虽然每个人转动转轮的速度有快有慢，但是大家长期在一个班组，早就形成了默契。找到了问题所在，就有了应对的办法。二部领导给我们重新编组，大家找回了自己的老同事，回到了老班组，也有人员不齐的班组，领导给他们都补充了比较熟练的学徒工，并对这些学徒工提出技术要求，训练他们如何把转轮摇动得均匀、有力等技巧，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基本上都能很好地配合。

子弹是我们最缺乏的战略资源之一，因为一支部队的子弹打光了被迫撤出战斗是常有的事，如何能为部队提供源源不断的弹药是我们兵工厂当时承担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模具制造厂。

1948年4月，胶东军区兵工六厂第二部改为胶东军区军工部机械制造厂，从此以后，我们部门不再以制造枪炮为主，而是改为了模具制造厂。从1948年4月开始，到1949年9月底，我们制造出了不少好东西，其中有30台双筒挤压式救火机、30台轧铜机和切片机、双臂单口冲压机、弹壳滚压机、自动切壳机等大型设备。经过半年左右的改造，我们就发展升级成为了军火设备生产厂。

因为兵工厂是危险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尤其是我们这种枪炮厂，存放着大量爆炸物品，而且很多都是没有经过安全处理的原材料，一旦发生危险，从外面叫消防队根本来不及。在抗战时期，就有一个设置在山洞里的枪械工厂发生过一次安全事故，遭遇火灾的车间是一个弹药制造车间，由于工人粗心，一个小火苗点燃了篷布，由于篷布用的时间很长了，上面沾满了机油，结果火势蔓延开来，当时所有在场的工人和干部马上组织救火。在不大的山洞里，空气流通也不好，篷布和机油燃烧的浓烟根本散不出去，有两人当时就因为窒息倒下了。在那种情形下，每个人呼吸都很困难，更别提要救人了。不过万幸的是，经过抢救，两个同志后来终于苏醒过来。这在当时的军工系统属于一次重大的安全事故，但是没有人员伤亡。虽然大家拼命救火，但还是有很多机器被烧毁了。这件事当时让人心疼，可是之后的损失更大。被烧毁的车床座大多是用木头制作的，我们自己动手，赶紧调动人员砍树，让木工师傅们加班赶制，最终把损失的设备赶制出来。但是被烧毁的一些如柴油机、电气箱等复杂程度比较高的设备就麻烦了，这些解放区自己是造不出来的，只能依靠进口，要花很多银元不算，路上几个月的时间就让人难以承受，而且如果进口的设备经过国统区被扣下会更麻烦。上级领导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当时这些类似的安全事故就是吃了没有灭火装置的亏，所以后来很多兵工厂都至少要拥有一套机械式灭火设备。

我们厂当时生产的双臂单口冲压机也是非常有用的设备，两个机械臂呈曲线状，在加工零件的时候，先把原材料通过机床座上面的台钳固定在一个木制的槽子上，机械臂底端安装切刀，从上往下切割零件，只要听到“啪”的一声，切割下来的圆形金属零件像一枚铜钱一样掉落在地上。这种冲压机在当时属于比较大型的设备，它加工出来的零件是制作子弹必不可少的，解放区的很多兵工厂都需要这种冲压机。这种冲压机工作起来就像压面条的机器一样，只不过压出来的都是些不能吃的“铁面条”。

我们是如何制作子弹的

1948年的时候，兵工六厂进行了一次评功表彰活动。一天上午，领导派人来通知我说：“小于，你平时表现很不错，尤其是前段时间在备战工作中表现得很突出，工作很积极，经厂里领导研究，决定给你评个人三等功，希望你以后更加努力地工作，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听完这段话以后我很激动。等到后来，我就当上徒工组的组长了。全厂开会的时候，厂长让我代表我们年轻人上台向铣刨组和钳工组发起挑战。组织生产大比武、让工人们打擂台，这是在困难时期屡试不爽的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方法，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技术创新。

在我们早期制作子弹的过程中，有一种滚压机是必不可少的，滚压机的主要作用是制作子弹的圆柱形外壳。子弹外壳都是前头小、后头大，里面又是空心的，子弹壳的大部分用于盛装发射药，并且把弹头和底火连接在一起，发射时还要承受火药气体压力产生的力。这就需要子弹壳具有很高的强度，所以子弹壳一般会用滚压法来制作，但是在制作弹壳的时候采用滚压法，如何能够做出前细后粗的弹壳形状总是最不容易把握好的一个环节。我们的车床大多数都是手工操作，造成很多成品和半成品走形严重，所以技术稍微不熟练的工人产生废品的概率就很高，产品的成型率比较低，这就造成了比较大的浪费，就算技术很熟练的老师傅，在做弹壳的时候也是格外地小心，从而降低了子弹生产的速度。所以这种滚压技术虽然能够解一时的燃眉之急，制造出一些可用的弹壳，但是在推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被更为先进的冲压技术所代替了。

我们那时候制造子弹用的都是黄铜，等解放以后我们国产步枪使用子弹的弹壳才全部由原来的黄铜材料改为覆铜钢和涂漆钢制造，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缺少黄铜资源，子弹作为部队平时训练和作战任务时使用的消耗品，如果大量使用黄铜，太浪费了。使用黄铜做子弹壳并不是因为落后，欧洲很多军事强国现在仍然在使用黄铜制作子弹壳。我们的技术人员经过对生产过程的仔细观察和研究，发现黄铜的质地比较柔软，提出能不能依靠冲压的办法来制造子弹壳，而且冲压法比滚压法效率更高，制造出的子弹壳强度也有明显加强。我们在加工零件的时候，把一段粗加工好的圆柱形铜块放在冲压伴的凹槽上，开动机器，听见“哐”的一声，这段铜块就被冲成了一个中间空心的“凸”字形半成品，然后把零件取出，放入下一个凹槽，继续冲压加工。以此类推，经过几次冲压后，最后一个冲压槽会把零件从一个“窝头”变成一个“圆筒”，到这一步就基本可以得到子弹壳的大概形状。经过冲压加工的子弹壳，在零件的两头一般会出现一些多余的部分，这是由于材料挤压造成的。我们的工人师傅会用切口机把这些多余的部分切掉。有句话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话一点也不假。我们的一位老师傅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点自己的技术小革新，一下提高了生产效率。最初的时候，每台切口机最多只能切割一个子弹壳，我们的工人师傅就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想法，反正切刀的冲击力足够大，能不能一次多加工几个零件，于是他对我们的切口机进行了改造，把原来单一的切刀和固定夹拆下来，换上去一套双联装切刀和固定夹，安装好了以后开动机器试制出来的零件很成功，然后他继续试着增加切刀和固定夹的数量。如果一次加工的零件数量太少，生产效率就不够高，造成对切口机本身动力的浪费，而如果一次加工的零件太多，则切口机的动力又略显不足，容易加工出有毛边或者变形的弹壳。这位老师傅经过很多次反复试验，最终确定了每次同时切4个弹壳，能够在保证零件加工后不变形的情况下，更快地提高生产效率，而且这样生产出来的零件成品率很高，刚性强度也很好。后来仅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工厂所有制作子弹壳的切口机都安装上了他发明的这种能够同时加工4个子弹壳的切口机。除了切除法，还有一种名为挤口的方法，这种工艺一般会被用在制作口径比较大的子弹上，而步枪子弹的弹壳口部很薄，切口法除去零件两头多余部分则更适合。

切割加工的工序全部都是在切口机上完成的，生产效率很高。工人师傅还要对做完切口工序的弹壳进行打凹和平底，经过打凹，初步做出底火室、火台及底火室口部圆角，后者最终形成底火室各个部分的尺寸，制作的全过程，精密度一定要严格把握。同时还要在弹壳底面压上相应的标记。由于弹壳底部要有较高强度以承受发射时的各种力，打凹与平底后该部位一般不再退火。钻传火孔为单独工序，一般由专用的冲传火孔模和冲头完成，当需要加工的弹壳被固定在模具的夹子上，两个冲针对准子弹壳，以便在火台旁冲出对称的两个传火孔，以提高发火率。在完成钻传火孔以后，接下来将进入收口工序，两种材料的弹壳收口前都须经过烧口，即对引伸加工过的钢盂口部进行退火，在收口时可以减小变形力，防止产生裂纹。

当时大家在技术革新和创新方面开动脑筋，还有很多非常简单却又实用的发明，在支援解放战争的时期，我们兵工厂已经拥有轧钢，轧铜机、切板、冲压机、切口机这一整套的制枪工艺。而且这些都是经过改进的，不仅做出来的产品质量好，而且产量也高。

我们是怎么在原材料和很多物资都极为缺乏的时候还能够扩大生产，确保供应？我觉得就是依靠很多在一线工人们的创造力，因为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想法，都是从长期实践当中得出来的，即便有的不能普遍适应，也至少能够用于一些个别情况解决问题。我们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正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么。所以在后来，直到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的时候，我心中的体会最深，依靠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是我们这些人亲身经历过的。所以过了多少年以后，不论我当了工厂的厂长还是研究所的副所长，我还是始终相信在工人当中往往蕴含着最巨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与装甲兵结缘

1949年解放以后，按照国家要求，我们兵工厂要从农村迁到城市。与此同时，装甲兵也开始扩大规模，他们需要大批技术人员。在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的装甲车辆部队就在胶东军区的兵工厂修理过，所以胶东军区的很多兵工厂都或多或少地掌握一些装甲车辆部分零件的制造技术。所以装甲兵（早期称为特种兵装甲部队）方面就提出要求，请胶东军区从所属的兵工厂中挑选能够修理坦克的技术骨干，趁着这次工厂往城市迁移的机会，把这批骨干力量吸收进装甲兵部队里去。紧接着，工厂就开始组织我们自愿报名参加装甲兵，年轻人在这个问题上大多都很积极踊跃，岁数大的老同志们因为已经在当地安家落户，所以很少有报名入伍的。当时胶东军区所有兵工厂的工人和干部加起来大约有一万多人，报名的时候一共来了300多人，其中连、排级青年干部占了相当一部分，而我们兵工六厂的党委书记刘华就是来报名的人当中为数不多的老同志。最后经过政审等手续，我们就正式加入了装甲兵。

来到装甲兵以后，我被安排到装甲兵第六团修理连担任修理工，我们这个团装备的都是水陆坦克。后来过了没几年，由于我军接收了大量军遗留下来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所以在徐州成立了装甲兵第二修理中心工厂。我们这个修理连被集体转到徐州。第二修理中心工厂除了总厂外，还分别设立了几个直属于它的分厂，有机加分厂、坦克修理分厂、汽车修理分厂、修炮分厂和电气分厂。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我担任了排长。1954年我被送到北京坦克兵学校学习，由于学习成绩还算不错，所以毕业后得到了留校的机会，后来又当上了区队长。1959年10月l3号，我被调到位于北京西南郊的坦克独立修理营。上级要成立一个坦克大修厂，让我来厂里当副连长，但是后来又取消了这个计划，所以我们这些人很多就都闲下来了。

1959年12月，按照总参装甲兵部的要求，成立了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所，1960年3月，地址选择在了房山。来到这里以后，我没有再修理坦克，而是服从需要，干起了基建工作。我们所有人干起工作来都很积极，大家干得很起劲，很多同志都是在那个时候由于工作积极被评优评先，后来一些人担任了领导干部的职务。我们现在的兵工人，不论做什么具体的工作，都应该学习老一辈兵工人对待工作的热情，点燃自己心里那团对工作热爱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