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学侍候

去年上海吸纳国内投资共计506．5亿元，其中42．1％份额来自北京，总额达到229．9亿元。这就说明，北京人看好的是上海的投资环境。

最近有报纸说，北京市统计局最新预计，今年北京制造业净减员4．5万人。在被调查的制造业单位中，约四成八经营状况属于亏损，减员增效和改组改制将使从业人员减少11万余人。

2002年是中国制造业高歌猛进的一年，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这两个地区制造业的繁荣，将中国更多的劳动纳入了全球资源的配置与分工之中。去年我去这两地做采访，在广东东莞的一个小镇，一家年出口额在东莞仅排名16的企业告诉我，全国各地有1．2万人在该企业打工；老板告诉我，2003年，他的企业的产值和利润将有10％～20％的增长，将有更多的人在他的企业就业。一个在格兰仕的朋友告诉我，在格兰仕打工的有1．5万人!

因此，北京制造业的不济就很值得反思了。或许，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要素成本过高，比如土地和工资，从而让靠量大利薄生存的制造业越来越无利可图。上海也出现了这种情形，承受不了过高成本的台商转移到周边甚至更远的地区；接受采访的上海经济学家对我坦言，上海已不再追求过去那份“上海制造”的荣誉了，他们要为圈内外的商人和企业家打造舒适的平台；他们追求的是：人们在说到“上海”时所应引起的联想――既金钱滚滚又风情万种。上海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怠慢，在于它另有了一份雄心。北京的情形显然两样，面对制造业的败落，我猜，北京更多的是欲哭无泪。

北京制造业早些年就已显败像。1997年，北京电视台《今日话题》的制片人邀我做顾问。我说了两个题材，一是采访北京各区工商局，观察哪个局企业登记的时间最长，费用最高。我想借此反映北京的创业自由及创业成本。几年过去了，街几天看到上海方面公布的一组数字很有意思，去年上海吸纳国内投资共计506．5亿元，其中42．1％份额来自北京，总额达到229．9亿元。这似乎说明，北京人也不看好北京的投资环境。

第二个采访建议是调查北京为何在竞争性的家电制造业一败涂地；这可以通过采访北京已破产的牡丹电视机厂原厂长及玉兰洗衣机厂原厂长来实现。对第二个问题，我当时有一个解释和分析。现在想来，对理解北京制造业今天的困窘依然不无道理。

上世纪的80年代，中国家电业的竞争主要是服务的竞争而不是技术的竞争，因为当时引进的技术都是日本的技术。北京家电制造业在竞争中落败，主要不是技不如人，而是服务上不尽人意。一件产品同样的质量和价格，但服务逊于对手，消费者自然不感冒。

为什么北京服务差?我以为，让北京对服务失去感觉的，大概是这样的原因：北京是首都，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年代，许多事非得到北京来办不可。对这些进京者来说，目标就是把事情办成，其他的成本都可忽略不计；至少，在事情搞定的条件下才顾及得上成本。于是，你难得见到进京者认真计较北京的餐饮、住宿、交通等服务水平和质量；来北京的人赴京前就有了被“虐待”的准备，对北京服务早就有了预期。

事实上，来京办事的人姿态的确非常低。听一个部委的朋友讲，他们那儿的一个办事员就可以把上门的县委五大班子教训一上午；而且县里人也乐意如此，他们深知，这样倒使事情容易办了，否则早被人三言两语给打发了。

在如此情形浸淫下，北京自然也越来越“大爷”起来。我在西直门南草场街的胡同里买烟。我问为什么你这的烟比别的地方贵五毛钱?烟摊的主人愣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让我把烟还给他，我给了他，他拿过烟就来了个干脆；“你上别的地方买去吧。”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即使是在一条小小的胡同里，也着实感觉到此地的肃杀。

但市场却是由不得谁耍性子的。家电行业是竞争性的，这个行业不仅要你把产品生产出来，还要你有一套售后服务，亲切细腻地把产晶卖出去。而服务却是“北京大爷”早就陌生、甚至格格不入的东西了。这个行业的竞争性，使得其服务和产晶是一块作价的；缺了服务的产品，价格势必就比别人贵。市场无情，于是“北京大爷”的电视机、洗衣机也就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北京服务缺乏比较优势是体制造成的，恐怕一时半会儿难以改变。今年北京制造业的困窘，只不过是在继续诉说着昨天的故事罢了。至少目前，如果股市上有跟服务联系紧密的北京企业，我是绝不会投资的。

但北京还是有足够多东西仗恃的，可以化悲痛为力量。听说，北京要发展高科技为自己的主导产业，我以为这是英明决策。市场经济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不赢决不硬扛着，认准自己的比较优势就可安身立命。北京搞高科技有许多优势，起码，高科技生意很多时候是机器和机器打交道，刚好罩住了“北京大爷”的软肋。

只是，北京那些素质有限的人群又在何处就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