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之学,深邃如海

能够采访到吴光先生，实在要感谢晋豪会馆的崔晋生先生，他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把自己多年从商所得，全部投入这项事业中，让我们钦佩不已。

吴光先生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身为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他将儒学研究精深，运用深刻，恢弘了浙江儒学研究会，使之成为中国5个儒学会中最有实力的劲旅。从王充到黄宗羲，吴光先生用慎独的思考，身体力行着儒学智慧和风骨。不屈从、不流俗、不畏难，尤其对黄宗羲的研究，在全国堪称权威。面对这位声名赫赫的懦学大家，《人人健康》希望在我们的精神家园找到儒学对现代生活健康的启示。在丰足的茶香中，我们完成一场智慧的访问。

记者：您是如何开始踏上儒学研究的道路?

吴光：说起来挺有故事的，由于时代的原因，我父亲只读过一年书，但是却能够熟练背诵家传《三字经》，并传给了我，激发我对儒家文化的喜爱，是《三字经》为我打开了一扇儒学启蒙的大门。上学后很喜欢读语文课本里的文章，如饥似渴。

批孔反儒时代让很多人远离了儒学精粹，人们对儒学内涵并不清楚。我大学的时候选择了历史档案系，也开设了古汉语，学的是王力主编的教材，其中有很多《论语》、《孟子》的内容。由于当时对儒学采取批判的态度，所以人们不重视儒学研究。在后我成为中国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开始系统全面研读先秦诸子以及王充、董仲舒、淮南子、黄老道家相关著作。毕业时，撰写了《黄老之学通论》。

我对儒学进行深入研究，产生质的飞跃是在1988年。当时我应聘成为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课题就是儒学。其实对于儒学的研究，港台与国外一直没有间断过。他们的观点和看法，更能够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或者评判。我大量的研读了国内外的儒学著作和论文，在东西方文化对比中发现儒学的深邃与精髓。

就这样一边做对比，一边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研读《论语》、四书五经、诸子集成等原著典籍。真正了解发现新的儒学观点。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在批孔年代，人们反而运用了很多儒家学说来搞批判，还让我们能接触到很多原著典籍，背会不少儒家经典的篇章段落。虽然当时扭曲了不少意思，但对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不少趣味。

记者：我想起“有人问孔子，如果做不到中庸，你怎么办?孔子说，还有两种情况，一种叫油滑(墙头草随风倒)，一种是狂狷(为了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我宁可选择狂狷。”在您的治学经历中，似乎也体现了这样一种选择。

吴光：“中庸”现在很多人理解偏颇，不是和事佬，是善于把握事情的“度”，“执其两端取其中”，就是客观分析和处理问题，还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我能够成为儒学研究者，来源于对王充的敬重。王充的思想亦道、亦法，虽为儒说也为黄老意。他在《问孔篇》中承认孔子为圣贤，有对韩非的赞同和批评，不做某种学术的附庸，而是用客观的研究目光评判思想的适用和准确，因此，深深地打动了我，并激发了我对真正儒学精神的探求之旅。因此，我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以研究王充作为起点的。

之后，还相继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多篇论著。我对儒学未来的形态一直保持独立的研究和思考。在此之前，儒学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派是港台的“新心学”，另一派是冯友兰提出的新理学。我在新加坡出版的《儒家哲学片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之研究》，开创性的提出了儒学道德人文主义，在台湾出版的《儒道论述》也引起了台湾讨论懦学的热潮。我认为儒学为“实践之学问”，想要参透理论必须要行动加实践。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王充、黄宗羲和鲁迅，后来觉得鲁迅的语言思想极端，逐渐被黄宗羲的“立行”思想感染，由“知”到行，行良知。因此，在大是大非面前，我能够勇敢的坚持自己的见解和立场，不被威胁和利诱，我也能够敢于担当自己所做的行为后果。只要对我们的民族有益、对国家的学术研究有价值，我就要去坚持。

记者：您在浙东学派的研究也成绩斐然。

吴光：对浙东学派的经史之用的研究，开始于在人大历史系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是研究清史的知名学者戴逸先生。后来我有致力于推广儒学的应用智慧，把研究古代经典和现代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发现了很多有趣并且有意义的东西。

在儒学研究和推广中，我坚持儒学多元和谐文化的发展观点。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儒学有着不同的主导方向，如今的儒学发展方向应该是多元化和谐文化观，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儒学可以和市场经济实现良性发展，并适合在发展中引进的道德元素，促使社会更和谐。比如说：法制是舶来品，但儒学在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具有引导作用，它提倡的“和而不同”就包含了包容和融合。1992年我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产生了学术争鸣。尽管在坚持学术观点的时候经历了很多困难和考验，我都能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

记者：我深深体会到儒学坚持原则、坚持标准和知行合一、豁达包容的人格魅力。

吴光：其实儒学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从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可以看出。在先秦时候，并没有儒家学者主张要“灭人欲”，因为“欲”是灭不掉的。古代儒家只是主张用“礼”来节制各种不合理的欲望。朱熹在这点上曲解了儒学。可见某种偏执的观点一旦成为普遍教条，就会造成很大危害，这就是过分的推崇道德万能。“礼”应该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的过程，文化也是这样。

目前中国最迫切的还是要提高和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儒学在应用上，体现出符合时代的新内涵。在企业管理中的人性化管理，就是儒家仁爱、人本、诚信精神的具体体现，但并不是说儒家学说的应用就可以包打天下，应该客观看待儒学的价值，不要过高吹捧，也不要随意贬斥。还是让上帝的归上帝，儒学的归儒学吧。

记者：您怎样看待浙商?

吴光：浙商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比较成功的商人、企业家。在研究儒学过程中，我把对儒学的理解和企业管理、企业家的心智成长放到一起，推崇儒学的应用性。在传播儒学的讲坛上，身为浙江学者，不能简单地把温州商人的文化笼统视为浙商文化。浙江精神不仅是温州的敢为天下先的创业开拓精神，还有宁波、绍兴的商业精神与企业精神。浙江的经济推动力大多依靠民营企业，浙江精神是由多种地域文化组成的。举例说，宁波商人的特点是开拓海外贸易，偏向于发展规模大的外向型企业；温州商人的经营模式则以家族企业为主。浙江的大企业家多数为宁波人，和温州商人相比，共同点都是敢为天下先、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但是温州人更重视功利和享受，在创业初期急功近利，有了钱就乱花，修祖坟，有攀比和虚荣心态。宁波和绍兴商帮更讲究诚信、讲究建立大业，看重发展战略，喜欢建立实业。杭州商帮有一种偏安文化，小富即安，乐于边享受边发展，和谐有余而竞争不足，不大看重大规模的实业发展。当然，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因此，片面用某一地域文化概括全局，是不客观的。但是儒家提出的仁爱、和谐、勤劳、诚信、节俭等理念，无一例外的都可以从优秀的品牌企业当中找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实现了先进的管理模式之后，发现企业的生机与活力，还在于员工的精神塑造。在浙江，越来越多的品牌企业把目光投入到儒学研究和学习方面。不少企业自己成立了国学讲堂，省图书馆和许多市、县、区图书馆都开设了人文大讲堂或国学讲座。企业家纷纷报名，聘请知名学者，传播、学习懦学最精粹的理念和精神。由浙江省儒学会、浙江图书馆、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合办的文澜讲堂“儒学・国学・浙学系列讲座”，每月开讲一次，免费向社会开放，很多人为了听讲座，头天晚上就从外地赶到杭州，一大早来图书馆占座位。我在杭州电视台的专题采访节目《儒学与杭州》中，力主各地恢复文庙和传统书院，为儒学传播创建平台。浙江省能够成为文化大省，和书院的熏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在我的家乡淳安。以前曾有过十几个书院。朱熹老夫子还到过淳安“瀛山书院”讲学。如今经济发展了，“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更应该恢复书院讲学遗风，重振文化大省的风采。

吴光先生用对儒学深透的见解，展现出儒学应用的智慧。他最喜欢的先哲名言，是孔子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王充的“卖事疾妄”、黄宗羲的“&-F为主，君为客”。他喜欢讲一句话：“尽心尽力，有为有守，成功不必在我。”这是他的人生格言。我们由此可知儒者之学。深邃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