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顺民到公民

从顺民到“刁民”：权利意识的苏醒

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到了“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首先是一种法治意识。在我国，“公民”是近代以后才从西方传入的概念。在传统社会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民”没有独立人格，个人权利观念匮乏。由于“”的破坏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滞后，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淡薄，期待“青天大老爷”为民作主、让“官”支配自己命运的顺民思想依旧大量存在。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顺民”开始在向着“公民”（或某些人眼中的“刁民”）逐渐转型。曾轰动全国的重庆“最牛钉子户”的所作所为表明，臣民意识和“顺民”时代正在终结，公民意识正在成长。

权利意识的兴起无疑是改革的重要成果。改革开放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平等自由等观念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受其影响，人们的权利意识也逐渐增强。如今，人们在权利问题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自己应享有的各种权利，对权利的主张要求日益强烈，主张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今天，“民告官”早已不鲜见，而调查显示，当人身、财产受到侵害或发生购房、拆迁纠纷时，去“打官司”的人超过了八成。这正是公民权利意识和权利观念提高的表现。同时，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人们也逐渐习惯寻求法律的救济方式。

从困惑到坚定：法治理念的养成

应该看到，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30年前，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了解法律、掌握法律成为必然。上个世纪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有一集“懵然无知”，就生动演绎了法律在当代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学法的紧迫性：由于缺乏警惕和法律知识，编辑部被两个骗子欺骗，却无可奈何，剧中骗子的台词令人玩味：“不懂法吧？不懂你们就抓瞎！”“这就叫法理儿，不懂寸步难行啊。”

这一转变过程也不轻松。电影《秋菊打官司》曾引起广泛的共鸣。原本不懂法的秋菊拿起了法律武器，去讨回自己要的“说法”。但过程的艰辛和剧终闻知村长被抓的她“满脸的困惑不解”，说明从传统的顺民状态和乡土秩序走向现代法治，需要时间，也需要代价。法治社会的到来，往往伴随法律机制与乡村道德机制之间的冲突，因为现代法治理念和乡土自然秩序在一定层面上是不兼容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以伦理道德亲情来协调人际关系;同时，民众“贱讼”、“耻讼”的心理，也使得纠纷的解决不是诉诸法律而是采用非法律的方式，或“息事忍耐”，或“私了”，或用民间复仇等“老规矩”来解决。但随着人们权利意识、法制观念的增强，通过法律渠道维护权益、解决纠纷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抛弃“土办法”、“江湖规矩”，放弃自力救济，而更多地拿起法律武器，用合法、理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从“看客”到“人人都是立法者”：政治参与的有序化

从顺民成长为公民，不仅表现在权利意识的提高和拿起法律武器，还表现在人们更积极、更有序、更有效的政治参与。从舆论影响到法律诉讼，从道德陈情到公民上书，法律意识觉醒的民众开始运用各种维权手段，坚定地表达着自己的诉求。像5次将铁道部告上法庭的“草根斗士”郝劲松这样的公益维权人士在国内已不是凤毛麟角。从法治层面上说，一方面这些维权活动特别是公益诉讼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权利观念，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另一方面能够引起政府对相关问题的重视，从而促进有关制度的废止、改进或建立、完善，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法治水平。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就是因孙志刚事件引发3位公民申请违宪审查而得以促成。

许霆案审结后，曾出现“许霆应该感谢谁”的问题。其实，许霆真正需要感谢的，是整个社会对法律正义矢志不移的渴望和追求。中国人从鲁迅笔下看杀头的“看客”转为孙志刚、许霆们的权益呼吁者，这是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指征。

这种政治参与还扩展到法律的源头――立法上。法律的制定不再被普通百姓认为是“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2005年7月，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40天内就收到11543件公民立法建议；该法几年的审议过程，也始终贯穿着“人皆言物权”的壮观景象。在个税法修改立法听证会上，来自重庆的一线工人吴志才说：“虽然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我要尽量享受自己应有的权利。”这次听证会的直接成果，是将原来拟定的1500元个税起征点调高至1600元。“人人都是立法者”的图景表明，参与立法正在渐渐成为中国公民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正在实质性地影响乃至改变立法决策。

需要指出的是，公民意识的提高和公民社会的成长，不能仅仅归功于群众的自觉自发。从一开始，民主法治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多年来，国家坚持不懈地开展法制宣传，弘扬法治精神，努力“把法律交给人民群众”。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行政公开到开门立法，从事关民生的放假调休到生命攸关的死刑复核，从重庆钉子户“公民的胜利”到个税调整的公民呐喊，政府越来越注意民意的冷暖。厦门PX事件中，民意的力量从被刻意地回避到有序地引导，重振了政府公信和威权，也让人们看到执政者的智慧，和对公众对社会事务乃至政治事务的参与热情的保护。而民意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正是一个公民社会成长的显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