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住疼痛和苦楚去面对生活

郑小琼，女，1980年生于四川南充，毕业于南充卫校。2001年南下广东打工，并开始写诗，有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绿风》、《散文选刊》、《人民文学》、《散文诗》等，并被收入“年度最佳散文诗”、“年度最佳诗歌”等选本。曾参加过全国第三届散文诗笔会、第21届“青春诗会”，2007年春天获得了《人民文学》“新潮散文奖”。

六年前的深夜，我还在故乡的小医院里上班，每天晚上三点钟，总会有一辆从不远处铁轨上奔驰而过的火车把我从深睡中惊醒。小医院远离村庄，四周是树木、稻田，一条溪流从旁而过，我打开窗户看到月光下的树影。火车远去之后，我便听流水声。它是一乡级卫生院，没有几个病人。因为在半里之外有一座镇医院，病人一般都去那所医院求治。四周安静得像光滑的瓷器。我在那里工作了七个月，只领到了五百块钱，还有一些工资写在一张白条上，我很沮丧。在学校时曾经有过很多的理想此时像那列远行的火车一样，消逝了。家里为了供我上学还欠了一些钱，原来以为上班会还一部分，现在看来无望了。我’只好选择南下，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活。

我来到了现在生活的这个镇，一个叫东坑的地方，广东众多沿海城市中的一个十分普通的小镇。像这里很多镇一样，很小，也很繁华。镇上生活的大部分人跟我一样来自内地，在这里寻找着生活的出路。因为有着众多的工厂，五金厂、毛织厂、塑料厂、玩具厂、电子厂、家具厂……四处可见的是一座座围墙圈起来的四五层高的厂房、宿舍，一扇自动铁门把它们与外界隔开了。铁门旁边是门卫室，站着几个穿制服的保安，他们也来自内地，一般都是从部队退伍回来，站得跟士兵一样笔挺。广东很热，阳光很毒，他们大部分都晒得很黑。我便是在一个当保安的老乡介绍下进了一家家具厂做发料员，负责收发家具厂一些胶布、药水、棉签钉子之类的，然后将这些做好账。工资三百多块，工厂包吃住。我当时还很高兴的，可没多久，那家工厂倒闭了。我又失业了，在一个叫黄麻岭的村庄租了一个月百块的铁皮房。我开始在纸上把内心的苦闷写了下来，它成了我的第一首诗。

半个月后，我又进了一家五金厂，做打牙工。用超声波在一块块切割好的铁块上钻一个个牙孔，一天必须钻六千个铁块，每个铁块三个孔，一天要把一斤多重的铁块起起落落一万多次，很累，手掌的皮都磨掉了。东莞的夏天很热，身上浮着一股汗味，但是心里很高兴，我的工资每月有五百多块钱了。

下班以后，我便在那个八人宿舍铁架床上写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写我生活的打工的村庄，这个叫黄麻岭的村庄，它上面的公园、市场，工业区里的工厂，来来去去的公共汽车，更多的是像我一样在这个村里的打工仔，他们来自湖南、湖北、四川、重庆、河南……打工仔的命运永远是那样难以固定，每天都生活在奔波之中，今天不知道明天的命运。也许今天在机台上干得好好的，到了明天，就出厂了，有的什么原因都没有就被人炒掉了。每当我坐在铁架床上，我就会想起前天睡在我下铺的人，她今天出厂子了，不知去哪里了。不久以后是邻床的人走了，也无法搞清楚她将在哪里落脚。

宿舍里都是十八九岁到二十五六岁左右的年轻人，难免会有一些爱情发生。我右边睡的是一个湖北女孩子，她爱上车间开车床的四川男孩子，回去了一趟，家里反对，进了我们这个工厂，不再跟家里联系。直到一年后，他们生下了一个小孩子，生米煮成了熟饭。家里没有办法再反对了，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计划生育的罚款。他们还是幸运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更多的在进厂与离厂或者“炒”与“被炒”之间的奔波，很多相爱的人就这样分开了。这样的事情在这里每天都上演着，让我对爱情充满了惧怕。我用笔写下他们的爱情，他们的漂泊。这些被唤作诗歌的东西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血液里的一部分。

从2001年9月到现在，我一直在这个五金厂生活着，打工，写诗。我记下了每天的生活，早上七点三十分上班，十二点下班，下午一点四十五分上班，五点四十五分下班，六点半加班，一直到九点半下班。每次上下班时把一张签有工号245、姓名郑小琼的工卡在铁质卡机上划一下，“咔”的一声，声音很清脆，没有一点迟疑，响声中更多的是一种属于时间的锋利。我的一天就这样卡了进去了，一月，一年，让它吞掉了。剩下它吐出来的回忆，每个月十五号依照上面的钟点算出来的工资，还有躺在铁架床写下散乱的诗歌。在这个五金厂，我没有遇到自己相爱的人，我遇到了诗歌，能够如同爱人一样安慰我内心的孤独的诗歌。它的安慰是我无所适从的打工生活的一种理想，一种信仰。现实生活中我们实在太脆弱了，笨重的机器随时会把我们的手指吞掉一节，让我们受伤。这里是不相信眼泪的，哪怕有泪，你还是要忍住。只有坚强地忍住疼痛和苦楚，笑着面对生活。在这种受伤与疼痛中，让自己成熟起来。

因为一桩交通事故，我知道了衡南县河口镇贫穷的河口村，这个只有1300多人的村庄，这个有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在广东打工的打工村庄，1996年至2006年十年时间里，这个村庄有九个人在广东打工非正常死亡了。我不知道在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打工村庄，也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外出打工者非正常地客死异乡。文字的力量在现实面前永远是那样脆弱。当我的手指曾经让机器压掉了指甲盖时，我内心充满了对机器与打工的恐惧，这种恐惧从肉体延伸到精神。我在五金厂打工五年时光，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盖的事情，我的内心充满了疼痛。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4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快续地加长之中，此刻，我想的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但是，我仍不断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我自己的感受写下来，它们的长度就是我诗歌的长度。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在南方打工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在现实中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

在南方打工的现实，我日益变得敏感而脆弱。这种敏感让我对打工生活有了窥视打量的欲望，我感觉到打工生活中一些秘密的细节，我把这些细节留在纸上，成为了我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