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花鸟画“意象”创造的途径与方法

“意象”历来是中国诗、书、画创作的基础，尤其是传统的中国花鸟画创作，自宋代以后，十分讲究“意象”。因此，考量它的优劣，关键不在于机械写实，而在于创造“意象”。所谓“意象”，就是“以象写意”，即作者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充分发挥自己的思维想象来描绘事物，以表达自己的心愿及情感，从而赋予作品丰富的内涵和情趣。用传统的术语概括，就是唐代张躁在论画中所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笔者从事陶瓷花鸟画创作十余年，从学习花鸟画发展史和探讨创造“意象”的途径入手，发现古今许多花鸟画优秀作品的创作大多与汉语修辞方式有着深刻的联系，即借鉴汉语修辞方式（如比喻、拟人、双关、通借等）的语言途径，融入花鸟画的创作，使花鸟画与自然、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实现了巧妙的融合，从而为花鸟画创作拓展了广阔的思路和发展空间。

花鸟画“意象”创造，始于唐宋。尤其在宋代，由于赵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倡导，一个由专业画家参与的宫廷画院应运而生，花鸟画创作开始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在文人画的推动下，这些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的花鸟画创作不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赏心悦目，而是开启了一个艺术形象从属和服务于某种观念和文化的时代。正如《宣和画谱（花鸟叙论）》所载：“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其中：“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道出了花鸟画艺术“比兴移情”的本质特征。比兴移情的手法，就是通过具有隐喻和拟人化的语言途径，对具有象征意义的绘画对象进行精神遐想，拓展描绘。如作为富贵象征的牡丹一类画作，曾成为画坛主流，深受民间青睐和赏识；梅、兰、竹、菊则被士大夫阶层拟人化，作为君子、气节的象征而受到推崇。

清代时期的花鸟画创作，有一段时间表现为对单纯视觉艺术的追求，仅求形式上的唯美，从客观上看，这是花鸟画得以广泛普及和传播的主要原因，然而，当以山人和后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出现以后，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他们通过对花鸟的拟人化构想，对世俗社会各种现象进行针砭或褒奖。以郑板桥为例，他一生风流雅谑，愤世嫉俗，怪客成癖，其大部分画作，几乎大都以兰、竹、石为创作题材，将他的情感寄托于中，以表达他洁身自好、刚直不阿的性格与气节。

进入近代，为反映民众对未来生活的追求和希望，广大作者普遍借鉴拟人、双关、隐喻等手法，将诸如“大吉大利”、“荣华富贵”、“福寿延年”、“连年有余”这类含有民俗性文化的美好字眼与内容，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即使是一些画坛的名家高手，如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也每每以此为题材，倾情创作，使之成为花鸟画创作的主流方面和大观景象。这些大都带有某种象征性、观念性、世俗性的绘画作品，对当时乃至今天的花鸟画创作都具有久远和深刻的影响。

另外，现代汉语中的形声字占了通用汉字的80%以上，同音不同义，同音不同形的汉字，以及由此而组成的词语和词组，也为花鸟画“意象”创作和情感表达提供了途径和空间。以大家熟悉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先生为纪念香港回归而创作的大型粉彩瓷板画为例，画面是盛开的紫荆花和牡丹花簇拥在一起，相互映衬，相映生辉，题名是“紫归牡怀”，实际上是“子归母怀”的谐音。又如高级工艺美术师余欣先生为庆祝2008奥运会在北京召开而创作的“和为贵”青花斗彩石榴瓶，画面以荷花、鳜鱼为主题，“荷”与“和”同音，寓意“和为贵”，深刻体现了人文奥运，以人为本，实现人类和谐发展与人类和平的主题。总之，这种以“通借”方式，融入花鸟画祥瑞题材创作的实例不胜枚举。

借鉴汉语修辞方式的语言途径，融入花鸟画的“意象”创造，比兴移情，这是花鸟画创作的传统。通过这些手法，可以使作品突破语言的局限，使作品含义更深更广，从而引发人们的意念、联想，达到缘物寄情，借景抒情的目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审美情趣的不断提高，花鸟画比兴移情也必须与时俱进，要在不断提高自己文化素养的同时，更加地深入生活，紧密结合当前改革开放和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实际，进行“意象”创作，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充满意境张力和内涵张力的优秀花鸟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