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大陆综艺类节目的异同

摘要：伴随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消费主义倾向的提升，一个以娱乐传媒兴盛为代表的消费时代到来了。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存压力的加大，使得电视娱乐节目作为一种放松压力、释放自我的有效方式，深得观众的喜爱，各种形式的综艺节目层出不穷。而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繁荣的背后所隐含的历史背景、社会原因、现实意义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

关键词：综艺节目 台湾 大陆 大众文化 娱乐性 平民化

引言

《康熙来了》和《超级访问》，这两档节目都是以采访明星嘉宾为内容的访谈类综艺节目，分别代表了台湾和内地综艺节目较高的水准。下面我们就以这两档节目为例，借以分析两地综艺节目的特点。

《康熙来了》与《超级访问》的相同点

平民化的节目风格。其实不仅仅是这两档节目，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整个影视界都表现出对草根文化的思考和对平民话题的热情。

借助普通人的视角。观众是电视节目信息价值的发现者和反馈者，决定着电视节目的成就高低和传播效果，观众以其需要和审美倾向形成一个潜在的模板，渗透到电视节目的制作者和传播者的创作理念中去，或隐或显地影响他们的艺术创作和传播行为。因此，一个成功栏目的制作团队在节目创作之始就首先要重视观众所关注的各种因素。观众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影响栏目的生死存亡。因此，如何成功感知、引导普通观众的心理就是这类节目的制胜法宝。借助录制节目的机会，主持人可以比观众更近一步地接触到平日在光环笼罩下的明星，观众关注节目的同时也期待借主持人之口提出观众所关心的问题。

以时尚元素为关注对象。观众对新的艺术形式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的不断追求，迫使电视节目制作人不得不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紧紧把握时代走向，积极运用时代符号。无论是话题的设置还是主持人的服装、道具，无一例外地体现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制作人和主持人都非常善于捕捉时尚话题，跟踪潮流走向，关注娱乐焦点，及时把握观众的欣赏兴趣。在韩剧《大长今》热播时，小S就换上韩服扮“长今”来拍摄节目的片花。此外，在消费文化影响下，观众心理对“本我”的回归也需要借助影视节目的娱乐功能得以实现，因此观众对影视作品娱乐功能的追求也成为这类综艺节目关注的要点。

生活化的叙述方式。作为一种传播者与受众始终处于同一时空、同一环境的艺术形式，娱乐访谈类节目应该时刻关注主持人以及嘉宾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人在整个节目的录制过程中，担当了观众喉舌的角色，必须在节目中问观众想问的、说观众想说的，借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题完成节目制作和与观众之间的感情交流。

主持人和嘉宾的谈话则往往由生活琐事入手，用生活化的语言将嘉宾带入一种轻快自然、身心放松的气氛中，努力赢得嘉宾的信任感。这种充满生活气息的交流，胜过对嘉宾的专业采访和刻板介绍，更容易使嘉宾暴露出最真实的自我。因此很多时候，往往不是主持人在问、在“挖料”，而是嘉宾在主动“爆料”，主动倾诉。

嘉宾――明星制。明星制的产生应该追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当时以派拉蒙为代表的五大电影公司风格突出、实力强大，各自割据称雄，而实力相对单薄的环球公司想要分得一杯羹就不得不另辟蹊径。他们首先发现了明星制度的奥妙，“即观众对某一明星的喜爱可以创造更高的票房价值”①。今天，对明星制的成功借用也使两地的综艺节目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对明星娱乐性和世俗化的挖掘。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活压力的持续增强，使观众对娱乐文化的需求日益强烈，娱乐时代的到来和娱乐文化的勃兴又推动了访谈类娱乐节目的兴盛，于是，充分发现明星身上的娱乐色彩，发掘明星背后娱乐性的故事就成为以明星为对象的访谈类娱乐节目关注的重点。

通过多种艺术语言的运用对明星多面性的挖掘。在《康熙来了》和《超级访问》中，都运用到几乎所有种类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例如，漫画主持人和摄像过程中使用到的绘画语言和造型艺术；对录播间环境的设计体现的是实用艺术；嘉宾和主持人在交流过程中展示了表情艺术和语言艺术的魅力（尤其在主持人和嘉宾的对话中类似于相声艺术捧哏和逗哏的文学性语言成为观众的兴奋剂）……访谈过程中穿插了戏曲、舞蹈、歌唱、小品、短剧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可以说一档成功的娱乐节目是对多种艺术语言和艺术形式的综合运用。在这些艺术元素的综合作用下，栏目的信息容量得到扩充，栏目的表现样式日趋丰富，栏目的感染力逐渐增强。借助于这些艺术形式综合作用，在嘉宾和主持人的整个互动过程中，观众对嘉宾有了更细致详尽的了解，一方面满足了公众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稳定了节目的收视率。

《康熙来了》与《超级访问》的不同点

邀请嘉宾的身份和阶层地位不同。观众是电视节目信息传播的终点和目的地，没有观众就没有电视传播的存在。只有对观众的欣赏期待做出全面合理的分析，才能为自己的栏目取得稳定的收视率奠定良好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似乎是《康熙来了》略胜一筹。《康熙来了》邀请的嘉宾呈现出多层次、多职业、多元文化共存的特点，来宾既有港台艺人，又有商界名流、文人政客、退伍军人等，《超级访问》则似乎只把访问对象局限在内地艺人，尤其是年轻歌手之中。嘉宾身份的多样化和社会地位的悬殊体现了制作方强烈的创作期待，也是为了迎合更多观众的接受心理。因此《康熙来了》能够更为准确地找到最大限度的目标观众群，并且根据目标观众的需求制作出符合观众审美期待的节目。

《康熙来了》与《超级访问》话题设置不同。两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不同导致了受众的文化差异，不同的电视艺术发展史导致了相差甚远的审美习惯和审美经验，因此不但两个节目各自相对应的观众的接受心理和接受习惯大不相同，针对各自观众所设计的话题也带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以同一个受访对象为例，谢霆锋、吴宗宪、孙燕姿先后都参加过《康熙来了》和《超级访问》，同样是为了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充分发掘他们作为平常人的一面，《康熙来了》更关注性、绯闻、收入等更为隐私的话题，《超级访问》则会把话题聚焦在婚姻状况、家庭生活、子女教育等问题上。

主持人主持方式的不同。《康熙来了》录制现场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主持人和嘉宾之间连一张桌子的遮挡都没有，主持人所有的肢体语言和表情语言一起暴露在嘉宾和观众面前，肢体语言的运用会使双方的沟通更顺畅，而开放式的空间则更容易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戒备状态。为了挖掘嘉宾更多的真实思想，小S和蔡康永可以一根筋走到底，问到嘉宾尴尬不堪，不停讨饶；为了制造热烈、轻松的气氛，也可以完全不考虑如何控制现场的时间。李静和戴军的访问则体现出对受访嘉宾资料收集所做的充足准备，体现出节目编排上更多的计划性，他们往往采取在节目中安排嘉宾的亲友意外现身的办法，出其不意地打温情牌。可以这样说，《康熙来了》善于主动引导嘉宾，《超级访问》则给嘉宾更多的表现空间。

《康熙来了》与《超级访问》异同产生的原因

相同之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同。首先，两地电视艺术有着五千年华夏历史传承这一共同的文化背景，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是两地电视节目的共同特点，鲜明的民族化风格是两地电视艺术的共同表征，对平民性、写实性的关注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两地电视艺术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其次，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两地电视观众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受到剧烈震动，享乐主义和娱乐心理迅速膨胀。再次，外来文化（尤其是快餐文化）对本土文化形成强烈的冲击。由于同时兼顾这些因素的作用，《康熙来了》和《超级访问》这两档访谈类综艺节目顺应了时代步伐，注重娱乐价值和商业价值，成功地制造出以挖掘明星隐私为噱头的娱乐效应，给观众最直接的感官刺激。

不同之处及其成因。两地综艺节目发展历程不同。台湾电视艺术和内地电视艺术虽然同样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但是由于受到不同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在各自成长的大环境下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外来快餐文化的冲击下，台湾电视艺术呈现出本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融合的多元化的特点。《康熙来了》的话题则常常围绕谈论女明星丰胸、整容，又或者是遭遇背叛、情变、婚变等，把重点放在对嘉宾自身矛盾的发掘上，更突出嘉宾个性的表现，更关注绯闻、性这些能够满足民众“窥视癖”的焦点。

内地综艺节目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艺作品受政治影响过大，明显的说教宣传痕迹是内地综艺节目不能完全摆脱的阴影。相对于台湾综艺节目的灵活多元，内地的综艺节目显得相对拘谨刻板。内地访谈类节目的教化色彩较浓，话题往往围绕嘉宾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超级访问》几乎对每一位嘉宾做访问时都会谈及其父母家人，以亲情和孝道作为话题的挖掘重点，带有明显的道德色彩。然而，正因为内地综艺节目起步较晚，善于学习也是它的一个优点。

在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同时，如何去粗取精，避免盲从，在与其他文化的融合与冲击中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也是关系内地综艺节目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问题。

两地受众审美心理的不同。观众的审美心理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包括视觉心理、深层心理等因素，有着深层的个人根源和社会根源，因此不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历史背景下的两地观众对综艺节目的接受心理和审美期待也大相径庭。小S在访问胡瓜和他的女儿胡盈祯的时候，同做爸爸的谈起女儿的胸围尺寸和发生初吻的年龄，又同做女儿的谈起和爸爸的新欢，类似话题在内地的访谈中是嘉宾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两地综艺娱乐节目的观众是分别生活在不同政治、经济环境中的社会人，其审美心理势必带有各自生活环境的文化特征，带有各自所属阶层或者社会集团的审美经验、意识形态特征、社会价值观的痕迹。两者的差异性导致审美心理和审美期待的不同，这些不同在两地的综艺节目中都有充分的展现。例如，台湾的娱乐节目多用到方言、古谚、俚语等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而内地的娱乐节目在语言使用上就正式得多。

结语

同样是引发两岸收视狂潮的访谈类综艺娱乐节目，《康熙来了》和《超级访问》各自凭借主持人出色的表现、推陈出新的节目策划以及独特的录编风格，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拥有大量拥趸，其成功经验值得电视工作者学习和借鉴。同时，“审美情感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主观反映，因而随着主体的主观态度的不同……所产生的审美情感也不同”②，两地综艺节目所存在的差异从侧面反映出两地观众审美情感、审美心理的差距，对台湾综艺节目的关注也能够为内地观众了解台湾人民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提供实例。

注 释：

①郑亚玲、胡滨：《外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

②《艺术概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参考文献：

1.彭吉象：《影视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李胜利：《艺术概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单位：湖南大众传媒学院）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