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求真路

在我的新闻行程中，我曾在外地火车站细数霓虹灯广告牌；曾在机场安检门前观察“一米线”；跟小公共汽车计较收费标准被撵下车；为查清假学生来龙去脉，马不停蹄，千里追踪；打工妹办不了挂失，我打抱不平质疑银行的规定；为看案卷“单挑”官场对待媒体监督的潜规则；支书大还是村主任大？为此我在村庄里挨家挨户发调查问卷；为比较新时期的浮夸与“”时的浮夸风，我专门去找那些当年的“大队干部”。我还组织去超市“偷”东西的新闻实验；跟声讯电话里的“狐狸精”聊天；在1997年春节被大雪困在湘西的大山里……

在我所停留过的这些“点”上，我有时像好奇的看客，有时像斯文的学生，而在较真时也会像得理不让人的大老粗。这些“点”已成为我不可复制的历史……

佳木斯，我要向科长道歉

1996年夏，92次列车被洪水困在佳绥线上的小白车站，时间长达60个小时。这期间列车的服务工作到底怎样?几天后，报纸上出现了两篇文章，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篇是旅客的来信反映，对服务大为不满；另一篇则以《一曲人民铁路爱人民的颂歌》为题，对92次列车大加赞扬，文中说旅客一次次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同一事件，报道却大相径庭，引起读者一片哗然。又过了几个月，人们的议论依旧没有平息。两篇报道究竟孰是孰非？1996年年底，我到92次列车所属的佳木斯铁路段，对此进行专题调查。

原来，92次列车在被困期间的服务工作做得非常不好，正好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巡视到此，旅客纷纷向他反映。局长听后大为震惊，当即发了话：车长要撤职！这之后，92次列车的服务立即大为改观，出现了不少感人事迹。该车返回佳木斯时，车长刘庆华闭口不谈旅客的强烈不满，也不提铁路局长对他的严厉批评，他所介绍的都是局长巡视后的那些好人好事。段里的报道员听了后连夜奋笔疾书，于是写就了那篇旨在弘扬奉献精神的《一曲人民铁路爱人民的颂歌》。

接待我的是段里的一位科长，还有一位重要的当事人，就是那位报道员。类似这种地方报纸刊登了有问题的报道，中央媒体来刨根问底的事情，他们的尴尬和一定的紧张是可以理解的。

刚开始接触，他们就对我问寒问暖，十分热情。我明白，这次采访是揭老底的，不能在接待中与他们搞得太热乎。恰好这时我身体有些不适，因此我拒绝了他们在住宿、吃饭等生活方面的善意安排，更不会考虑诸如洗头捏脚这样的休闲建议。

他们非要陪我吃饭，怎么推也推不掉。又说哪儿哪儿的菜有特色，我都拒绝了。我表达了我的愿望，就在离我住宿很近的一个小面馆吃东北面条。科长和报道员面面相觑，以为我不近人情，或者对他们过度戒备。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是他们不了解我。我这个人平时最怕在饭桌上耗时间，在大多数场合下，我吃饱后就觉得那剩下的时间纯属无聊，常常不顾同饭桌其他人而兀自坐立不安，一心只想尽快结账散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不喜欢喝酒。

在小面馆坐下后，他们就问我喝什么酒。也许看我在吃的上面这么将就，应该拿点好酒来补偿一下。接下来他俩就开始了长时间的轮番的劝酒。我说我不会喝，不能喝，不想喝。开始我还挺克制自己的情绪，人家劝你喝酒，是热情好客，没有恶意。劝到后来，我的回应也不那么好听了：我说我不喜欢喝酒，你们非要我喝，你们也应该尊重别人，难道非要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你们才高兴？

最后科长说：“章记者，你要不喝酒，就是看不起我们！”

我终于彻底失去了克制：“我就是看不起你们，又怎样？这面条我不吃了！”

他们一把拉住我，说了好多对不起的话，劝我吃面条。我又坐下后，也不说话，他们全都失语了。吃面条时只听到一片吸溜溜的声音。

这事过了很多年了，我从心里越来越觉得对不起那科长和报道员。

记者职业，要有应酬能力。可惜我在饭桌上的水平，至今没有什么长进。

东莞，就是不理你

2001年4月14日，我发表《4800平方英尺等于289平方米？》一文，披露了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房地产开发商有欺诈销售的嫌疑，而该市建委认同开发商的做法和认识，致使问题得不到解决。

同年5月11日，我又发表一篇文章，还是跟东莞有关，报道了该市有关部门消极对待一项重点工程的质量隐患。

从5月14日起，我在东莞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追踪报道。由于上述两篇报道已涉及到东莞市建委和技术监督局本身的问题，因此在本次追踪报道中，我希望应由能够代表东莞市政府的人士，对前面的报道表明态度，答复整改措施和处理意见。然而三天过去了，尽管我积极联系多方争取，东莞市始终找不出这样的“人士”。

14日上午，我来到市委宣传部，某副部长在复印了我带去的有关报道后说，宣传部不了解情况（注：我发稿前曾让宣传部审过稿），也不是执法部门，你们发了就发了吧。

就在这时，市建委刚好有人来宣传部，说的正好是有关报道的情况，对我的报道表示不满：“你是代表报纸还是代表购房者？我看你是代表购房者的。”我当即对建委的人说，你们这样的认识不能解决问题。不料在场的副部长说：“建委开座谈会搞的调查都不对，就你记者的报道对？如果对错都不好说，购房者可以向法院，法院可以认定对错嘛。”

遇到问题都要由法院解决，那要我们的职能部门和舆论监督干什么？还没等我说完，副部长说：“到法院的话就是我说的，反正舆论掌握在你们手里，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爱登什么登什么好了。”

宣传部办公室的某主任还说，现在记者乱得很，比如《中国**报》的记者就敲诈政府（原话如此）。我请他转告副部长冷静下来，考虑一下应该如何配合我的跟踪报道。等了一下午，没了音信。

15日上午，我到东莞市“整顿市场办公室”，向一名副科长通报了情况，他说做不了主。我请他联系约见主管副市长或政府秘书长，又等了一下午，他答复领导开会去了，让我第二天到那项重点工程的指挥部去采访。接着我就打电话给政府值班室，要求约见市政府领导，答复是领导开会去了，明天去找宣传部新闻秘书。

16日上午，我再次到宣传部，新闻秘书外出不在，说是陪广东省的记者搞正面报道去了……

在此之前我曾给市政府一位秘书长寄过报纸，他也收到了。尽管如此，这次也很难与他见上一面。

三天的追踪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记者可千万别以为自己是钦差大臣，即使想通过报道解决某些实际问题，可能性也十分有限。如果说在河北邢台，当地官员还找了一个“不知道政法案卷能不能让记者看”的理由来破坏我的采访，那么东莞市则不需要任何理由。

在东莞建委采访时还有一个细节。

我向一个看起来比我小很多的年轻人说明来意，他以不了解情况为由离开了办公室，我能感觉到他很不欢迎我。这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有将近100平方米，宽敞明亮，也没几张办公桌。我向屋里仅剩下的另外一个人问他是否了解情况，他也不理我。我就在边角的沙发上坐着等还有没其他人进来。

过了好一会儿，一个看上去像小领导的中年人进来了，听了我的来意后，他的态度稍好一点，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准备看我带去的资料。虽然他连一杯水都没有给我，但他能跟我一起坐下来，我真觉得他的态度算不错了。谈话中，我问他能不能吸烟，他说可以。我就自己点了根烟。没抽几口，先前出去的那个年轻人进来了，厉声对我说：“把烟掐掉！”而这个“态度稍好”的中年人，竟然也没有制止那位年轻人的无礼，任由我一脸的尴尬与茫然。

淮滨，我打了一个死节

1997年秋天，我到河南省淮滨县采访一起“冤案”。

去之前，我在报社接待了上访者――淮滨县城郊的一位中年妇女。她提供的案情是：她弟弟，一个老好人，她弟媳，水性扬花。好人夜里突然死在公路上，水性扬花的女人几天后就与“奸夫”公开生活在了一起。她说，经过大量的调查，取得了人证物证，当时情景应该是这样的：弟弟在自家捉了两个狗男女的奸，并与奸夫打斗，血溅墙壁。但弟弟一人不敌“西门庆”和“潘金莲”俩，当场被活活打死，尔后被拖在公路上，形成了车祸死亡的假象。

但县公安局认为她弟弟是自杀，她对此不服。同我见过的许多案情一样，在他弟弟尸体火化的问题上，她认为弟弟身上有许多可疑的伤痕，尸体本身就是证据，需要保留，而公安局出动了大量警力，将尸体“抢走”火化了。之后，她开始了长期的上访。她说，为了上访，她完全停止了自己原本不错的家庭副业，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她的眼神至今依旧哀伤而坚定。

可以想像，她与弟弟的这种亲情，深深地感染了我。这使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觉得，她对案情的掌握是真实的，她所提供的证据是完整的，她对公安机关的质疑是有道理的。正是亲情越深，冤情越重。亲情我已经充分地体会到了，冤情似乎就等着我去揭示了。

去了淮滨之后，我的采访思路几乎全部按照她提供的线索展开。围绕她弟媳的生活作风问题，我走访了她弟弟的邻居，到过她弟媳常去跳舞的舞厅，还听了她弟弟生前好友对她弟弟与弟媳关系的介绍。结论是，小两口平日感情不和，该弟媳有红杏出墙的嫌疑。

接着，我又仔细了解事发当晚的细节。听说她弟弟当晚在外喝了酒，我找到他喝酒的酒馆，问伙计是否还记得他当时说过什么。他喝完酒回家后，有人听到他家里似乎有打斗的声音，我又一个个地找了这些听到打斗声的人。我还在他弟弟家（疑是第一现场）仔细观察，特别是墙上早已褪色的血印。又沿着从他家到公路的路径寻找蛛丝马迹，并在公路上尸体出现的地方，就近访问了若干村民，问他们是否记得一年多前这里“车祸”的印象。我的这些努力的结果是，没有找到任何“杀人”或“车祸”的目击证人。相反，上访者事前所说的那些“确凿”的证人证言，经过我的核实，大多打了折扣。

但既然是车祸，发生了非正常死亡，死者亲属又持强烈异议，公安机关没有找到肇事者，就结案，明显也不妥。于是我又来到县公安局。

听到我对案情调查的介绍，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为我的细致和深入而感动。他似乎觉得我也算是一个行家了，决定将公安机关的所掌握的情况对我全部公开，当即令人将一摞厚厚的案卷搬出来，让我独自慢慢地研究。

案卷显示，本案发生后，上级公安机关和地方党政领导都有批示，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应该说十分重视。刑警方面也有许多证人证言，案情是：他弟弟与媳妇素来感情不和，事发前几天又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他弟弟早有自寻短见的念头。而所谓的“奸夫”，案发前后几天正在外地谈生意，根本不在本县。物证方面。从他家提取了一把带血的斧头，他媳妇证言，事发前一天下午，他辟柴时自伤了脚，并用手撑过墙，留下了血印，经DNA鉴定，血都是他自己的。对公路上的尸体检验，也发现脚指头上有伤口。至于他身上多处软组织受伤，还有数根肋骨骨折，经过专家反复论证，确认是撞车所致。

有些技术检验报告其实我是看不懂的，但确实感到公安方面做得很细。先前的诸多疑点，在案卷里都得到了消解。公安局副局长说，你应该能看得出来，我们还没有哪个案子象这样下了这么大的力气，花了这么多的经费，就是这样死者亲属还不满意。他们的心情我们，还有记者你，都会理解，但案情并非他们想像的那样。

登上回北京的火车前，看着中年妇女哀伤而坚定的眼神，我说：“让死者安息吧，活着的人都要把自己过好。”

章金生，1966年月1月生，1992年武汉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先后在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法制日报社从事新闻理论和采编工作。现为《羊城地铁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