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普遍法律状态”论评析

编者按

即将过去的2008年无疑宣告中国重又开始深刻影响整个世界。但与此同时，毁誉俱至，名实淆乱，中国发展在道义问题上遭遇重大挑战。“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为此，上海外国语大学伦理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发起中国“伦理与国际事务”系列研讨会。

作为首届会议（2008年10月18日）成果之一，本组论文围绕国家发展与道义问题展开基础研究。“哈贝马斯‘普遍法律状态论’评析”一文指出普遍人权概念与国家界限之间的本质性矛盾，以严谨的理论态度深刻质疑人权高于论这一关乎国际道义的普遍论调；“道义观念与国际体系的变迁”一文深入研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际道义问题，以资今日之借鉴；“大国崛起与政治家的责任”一文则选取特定历史时刻，探讨大国应有何种发展追求以及杰出政治家应该如何把握这种追求。

摘要世界正义理论均以普遍人权概念为基础，要求超越国家的界限。本文借助评析哈贝马斯相关理论，进而指出普遍人权概念与国家界限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矛盾。在评析过程中我们看到，哈贝马斯继承了霍布斯消极自由人权，也就预设了国家的强制性界限，但哈贝马斯却又要求去掉这一前提预设，强调人权超出国家，这是理论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康德对界限的谨慎保留，源于他正视了普遍自由权利与国家界限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也是近代思想所纠合的古希腊与基督教两大传统之间尚未真正解决的深层矛盾，对它的解决恐怕要借助于西方之外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 世界正义 国家界限 人权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39-46

在今天主流国际政治话语中，讨论国际伦理所使用的概念依然是国际／世界正义[1]、人权与等，所依据的最基本理念还是普遍人权概念。突出提法之一是，要实现世界层面的正义，就必须使得人权高于。此观点由于1998年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以及哈贝马斯为这场战争正名的文章“兽性与人道――一场处于法律与道德边界的战争”而特别令人印象深刻。这一正义理论显然并不完善，它声称要反对践踏人权，然而又为种种国际侵略行径提供了似是而非的人权借口。本文认为这种缺陷的理论根源在于，以人权为基础的世界正义论与国家界限之间存在着本质的结构性矛盾。在人权与世界正义问题上，哈贝马斯可以看作是最具原创性的人物，深入评析哈贝马斯，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以上所指本质性的结构矛盾。本文的评析工作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 1、哈贝马斯所谓以人权为核心的“普遍法律状态”与“后民族结构”；2、哈贝马斯的消极人权概念不能构成对康德的批判，逻辑上无法发展出世界正义概念；3、严守界限的康德，与西方两大理论传统之间的根本矛盾；4、纠合自由权利与国家这一矛盾的霍布斯，及其“强制的”解决之道。

一、哈贝马斯所谓以人权为核心的“普遍法律状态”与“后民族结构”

哈贝马斯主张人权高于，主要是基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经验与现实要求。欧盟统一进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得政治统一。许多紧迫的现实问题，经济的、军事的、社会的等等，如果在欧洲统一政治框架之内解决将变得十分简单。但政治上的四分五裂阻断了这种可能性。欧盟可能越过成员国的界限吗？这一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在规范的意义上给出理论证明，以形成共同行动的旗号。它要求论证超越国家的理论可能性，并证明如何才能超越。

哈贝马斯响应了这一现实要求，系统深入地阐发了人权超越的理论。我们可以通过四个方面概括其主要内容。首先在组织机构上，他主张在欧洲诸民族国家之上实行某种政治权力机构。其名称则有不同的表述：“联邦制”、“后民族联邦国家”、“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欧洲范围内的民主体制”等等。其次在权力性质上，他强调欧洲联邦达到的只是一种普遍的法律状态，并且是实定法意义上的法律状态；哈贝马斯一直避免使用欧洲统一国家这样的说法。再次在理论基础上，欧洲联邦这一提法在理论上要依赖普遍人权概念。最后整个理论的关键，则是提出超出国家界限的“后民族结构”。抓住其组织名称、权力性质、理论基础与整个理论的关键，就抓住了哈贝马斯理论的纲要。以下简要展开。

使哈贝马斯整个理论有意义的前提就是，他提出了要超越现存的民族国家的体系。在他看来，欧盟范围内诸国林立早已不堪忍受了，欧洲内部竞争重新抬头，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害怕因他国无偿共享而被拖住后腿，而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又担心丧失低成本优势。因此欧洲的选择要么是继续进行市场竞争，“要么，用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 [2] 哈贝马斯疾呼：“的确，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去创造什么新东西，而是要让欧洲民族国家业已取得的伟大成就跨越民族的界限。” [3]

而如何跨越这一“民族的界限”？我们可以作一个简述。哈贝马斯首先强调要打破一个观念，即国家所依赖的人民基础只能是“人民组成的民族 （Volknation） ”――拥有共同语言、生活方式等的人民群体，也就是现有民族国家所有的民族，由历史自然形成的民族；相反，国家基础是“国家公民组成的民族（Staatsbuegernation）”，那是一种“抽象的团结，其中介是法律”。 [4] 显然这后一种民族可以越过前一种自然的民族界限。哈贝马斯其次认为，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欧洲联邦所需要的人民基础，并不一定必须是“人民组成的民族 （Volknation） ”；相反这种基础可以“制造”出来，“集体认同与其说是先天就有的，不如说是后来人为制造出来的。” [5] 也就是说，可以打破原有民族界限，打造一个可以包括所有欧洲不同民族在内的新的民族，比如不再分什么法国人荷兰人，而是打破这些现有分别而融为一体的、新的欧洲民族，这种新型的民族形式也就是所谓的“后民族结构”。

这种新的“后民族结构”有别于通常历史中自然形成的民族，它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有一个欧洲公民社会；第二，建立欧洲范围内的政治公共领域；第三，创造一种所有欧洲公民都能参与的政治文化”[6] 。可以说，这里就包括了哈贝马斯一生哲学的纲要，其“交往行为理论”、“对话伦理学”、“主体间性”等等哲学主张，都是为了“制造”出抽象的公共认同，为形成新的全欧洲的民族而打下的基础。

这一欧洲联邦或“后民族结构”，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就是普遍人权概念。人权的普遍性就在于，不论所选择的是哪一国的国籍，“任何一个人，作为世界公民，都能充分享受到人权”[7] 。 因此，国家就不可以限制其任何公民的自由权利，此种普遍性质的人权就具备了超出一国的性质，欧洲联邦行动的理论依据就是这样的普遍人权。哈贝马斯由此认为，在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当中，“欧洲大陆国家则主要是着眼于未来的世界公民权利原则，而不是像超级大国那样十分关注现实中的地缘政治”[8] 。

要确保普遍人权的实现，哈贝马斯认为就必须建立一种普遍的法律状态。人权概念的有效性在于制度化，也即是说，“从法律上调节联盟成员相互之间的交往，并且监督对这些规则的遵守情况”[9] 。 “国家内部的法律状态也应当用全球性的法律状态来加以限制。” [10] 这种法律状态被强调是实定法，即并不特别强调要从道德意义上进行论证，首要的是具备严格的程序与制度，因为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实定法就没有道德内涵。通过政治立法的民主程序，道德论据也进入了规范论证和法律自身当中”。 [11]

以上即哈贝马斯主张欧洲政治一体的理论纲要，那么他超越的提法是否有效？在学理上，哈贝马斯“普遍法律状态”承接康德的“永久和平”的提法而来，我们将结合这一理论出处展开评析。

二、哈贝马斯的消极人权概念不能构成对康德的批判，逻辑上无法发展出世界正义概念

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的核心主张是在批判修正康德永久和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我们要具体分析这一提出的逻辑过程，以判定其批判修正是否成功。[12]

康德实现永久和平的指导思想是其“世界公民权利”。那么在现实层面上这一权利如何实现呢？康德最后诉诸于所有行为体包括国家的道德自律。要在现代政治中谈道德是很不可靠的，这种怀疑已经“迫使”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之后附上一篇“从永久和平的观点论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分歧”，康德还在这两年之前专门作了一篇“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的文章。哈贝马斯的批判首先就是指出永久和平理论缺乏可行性，国际行动哪能指望道德自觉呢？因此“康德必须解决的概念问题，是把这种世界公民状态提高到法律概念的高度”[13] 。“世界公民权利必须加以制度化，并对所有政府都具有约束力。”[14]

哈贝马斯这种修正的关键是说，世界公民权利不能停留在哲学推论或道德义务的层面，还必须像民族国家内部法律那样，通过实定法的形式进入现实层面。一句话，权利必须保证实现。而要保证高于一国之上的法律得到贯彻实施，就必须有高于一国之上的权力。“世界范围内人权保护的一个弱点在于缺少一种行政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干涉民族国家的而使《人权宣言》得到尊重。”[15] 哈贝马斯认为，普遍人权才是本质性的、第一性的权利，不能屈从于任何国家的限制，“世界公民权利的要点其实在于，它超越了一切国际法主体，深入到了个别法律主体的地位当中，并且在自由和平等的世界公民联盟中为个别法律主体提供了一种完整的成员资格” 。也就是说，只有超出民族国家，才可能真正保证人权的普遍实现。

对此我们要问的是，在规范的意义上，人权可以顺顺当当地超出国家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解析哈贝马斯人权论。首先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的人权概念与康德的完全不同，而且他所谓的人权正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自由权利。哈贝马斯在规定自己的人权概念时说，“它是用来保护个人的专断意志自由，当然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即：凡是限制自由的一般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也就是允许的” [16]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消极自由。对这一种自由康德提出明确批评，“合乎法律的自由（因此是外在的自由）是不能像人们惯常所做的那样，以如下说的：即只要是不对任何人采取非法行动，我们就可以做自己所愿意做的一切事。……我的外在的（合乎法律的）自由倒不如这样来解释，它乃是不必服从任何外界法律的权限，除了我能予以同意的法律而外”[17] 。 也就是说，康德根本不承认外在限制性的法律，某种强制之下的自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自由，这样的人权也就不是什么真正的权利，因为它让每个人都面临强大的限制，只是在这限制之外的余地当中，个人还有点空间。这种自由好比牢房中的自由，能有几平方米的空间让你来回走动，但牢房的四壁是绝不能突破的。

康德要求真正的自由是自我立法，也就是每个人基于自由意志，决定自己要做的事。“他之所以能够做某事，乃是由于他意识到他应当做这事，并且在自身中认识到自由，而如无道德法则自由原本是不会被他认识到的。”[18] 所以真正有效的、符合自由人权的法律就应该是“我能予以同意的法律”，此外就“不必服从任何外界法律的权限”。借用牢房比喻，康德意思是说，四壁之内并不是囚禁我的监狱，而是我自己决定造就的家室，同样的四面墙，却里里外外都是我的自由天地。在康德看来，法律与人权的意义正当如此。

在自由权利从一国之内发展到国家之上时，康德把一般人权规定为“世界公民权利”。我们看到，如果基于同一理由，即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个人的自由权利就与国家法律不存在矛盾；以此类推，国家法律与在国家之上的世界公民权利也不应当存在矛盾，三者就好比一个三层的同心圆环，彼此的圆周并不相交冲突。所以按照康德的思路，并不存在要通过干涉国家来保证世界公民权利实现的问题，从个人权利，到国家，再到世界，是一以贯之顺理成章的。所以最合乎其世界公民权利、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制度框架，就是世界国家。“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无法律状态仅仅蕴含着战争，是不可能根据理性再有任何其他方式的，只有是他们也恰好像个体的人那样放弃自己野蛮的（无法律的）自由，使自己适应于公开的强制性的法律，并且这样形成一个（确实是不断在增长着的）终将包括大地上所有民族在内的多民族的国家（a nation of peoples）。”[19] 要实现世界和平，理论上讲，严格正确的应该是“世界共和国这一积极观念（the positive idea of a world republic）” [20] 。

按照康德的严格逻辑，从世界公民权利发展出世界国家是不成问题的。相反，倒是哈贝马斯的人权概念发展不出超国家状态。首先，他的自由权利就是一种消极自由，一种与国家法律产生冲突的权利，因此需要强制。在他的自由权利走出国家界限，发展到国家之上的层面即作为世界公民权利时，自然又与国家产生矛盾，因此又要求从世界层面对国家产生强制。因此在逻辑上，哈贝马斯的推论有两个断点，从个人权利概念发展不出国家法律，法律对个人自由构成一种对立，这是逻辑上的一个断裂；其次，世界公民权利与普遍法律状态，也不能由国家及其法律推导出来，它对国家也构成一种对立与限制，这是又一个逻辑上的断裂。也就是说，从消极自由发展出国家法律，再发展出世界公民权利，在逻辑上是做不到的。也许对此有深入了解的读者会问，消极自由与国家法律的同时产生，不是已由霍布斯论证完成了吗？不错，霍布斯正是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对此后文会深入分析评价。就这里而言，哈贝马斯的批判修正是不成立的，不是康德有矛盾，而是他自己矛盾重重。以哈贝马斯的人权概念，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规范的意义上发展出越过国家界限的世界公民状态的。哈贝马斯只能命令式地、武断地打断逻辑，来提出普遍法律状态。

三、严守界限的康德，与西方两大理论传统之间的根本矛盾

当然，哈贝马斯并不是一个蹩脚的三流哲学家，这种“武断”并不能归咎于他个人，而是源于一个普遍问题，也可以说是西方理论家通常都被迫面临的问题。前面我们分析说，康德依照严密逻辑推导出世界国家，但我们现在知道得更多的却是他的国家联盟一说。因为康德虽然提到“世界国家”，但很快就放弃而代之以国家联盟，“国际权利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于是就必须有一种特殊方式的联盟，我们可以称之为和平联盟（league of peace）”[21] 。那么康德因什么重要理由而做出这种事关重大的修改呢？“可是他们按照自己的国际权利观念却根本不愿意这样，因而就在假设上抛弃了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东西。于是可以取代一个世界共和国这一积极观念的（the positive idea of a world republic），就只能是以一种防止战争的、持久的并且不断扩大的联盟（federation）这项消极的代替品来扼制人类的害怕权力与敌对倾向的那种潮流了，尽管是不免有经常爆发战争的危险。”读过康德逻辑严密而论断明晰的三大批判，我们肯定就对康德在这里表现的轻率很不习惯，一个随意的“不愿意这样”，就让康德改变其哲学了？本文认为，不是因为轻率，而是因为康德在这里遭遇了重大的理论困难，因而在是否超出国家的问题上保持了克制。

因此，对于哈贝马斯人权高于的提法还可以做出进一步的评判，那就是看康德所遭遇的理论困难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一困难哈贝马斯是否真正解决了。显然，只有成功解决了康德未能解决的真正理论困难，哈贝马斯的批判修正才是有效的，他的一贯提法即人权高于才可能是有效的。

我们从康德开始讨论。一般看来，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只是哲学家的一时畅想，思想高远而不切实际，我们往往一读了事；但这样一来就完全没有注意到，康德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怎样的分量。可以说，康德回答的问题，正是西方政治哲学得以发生的前提性问题。众所周知，近代西方政治理论特别热衷于讨论自然状态，霍布斯、洛克、卢梭等等莫不如此。虽然不同思想家的契约论不尽相同，但都认为走出自然的战争状态的方式就是缔结公共契约。这股风潮并不是无意义的一时流行。近代西方历史发展到一个与古代不同的完全崭新的时代，古代思想资源无法回答新的时代问题，政治哲学必须再一次回到最初的理论地基，重建回答时代问题的新的解释框架。重建的表现，就是用自己时代的方式再次回答一个古今不变的根本问题，即人类如何走出动物式的战争状态，如何结成人类社会。可以说，自然的战争状态正是自然界的常态，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政治文明的诞生就起源于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否则就只能是混同于动物界的原始部落。

现代思想再次面对人人为敌的自然状态。之所以回到最本原的问题，就是为了在最根本性的地基上重建现代政治哲学。康德的努力正是如此，为了理解这一努力，我们在《永久和平论》之外至少应该同时阅读《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同时作为思想史的佐证，我们还可以参看尼采“《古希腊国家》序言”。在尼采看来，康德等近代思想家是在设想一种“巨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尽可能不受侵扰的邻里生活”[22]，其理论目的不过是“尽可能有意地为了实现如下一种状态而奋斗――在其中，战争将不再可能”[23] 。在这篇短文里，尼采正是基于人类生存的基本战争状态，而把康德等近代思想家与古希腊人做出对比的，这也正提醒我们，康德处理的正是贯穿西方古今的基本问题。

在康德看来，人类历史的目的不过就是要走出战争状态的动物界。“人与人生活于相互间的和平状态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那倒更像是一种战争状态；也就说，纵使不永远是敌对行为的爆发，也是不断在受到它的威胁。”[24] “由野蛮进入文明”，要想实现这个历史性的目的，“大自然迫使人类去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法权之下的普遍公民社会”[25] 。“一切彼此可能相互影响的人们，都必须隶属于某种公民体制（civil constitution）。”[26] 之所以康德认为普遍的法权社会可以让人类走出战争状态，是因为他所谓的法权乃是基于每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自由权利，是每个人的自我立法。自由人组成的普遍公民社会所实行的法律，不过是每个人自己的法律，这种法的状态就不是一种对抗性的状态，因为否则他就是在自己反对自己了。

如果同意以上的论述，确认康德是在解决政治哲学史上的原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与其它解决方式进行对比。我们看到，康德的思想路径是从普遍意义入手的，其自由意志与自由权利是针对所有人类的。世界公民权利依其本意就是施之于所有人，根本不可能说只是属于哪个特定的国家，如果有国家的话，那就只能有一个，也就是世界国家。这种理论在思想史上正属于希腊晚期自然法与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世界国家的概念也只是在这些传统当中才有的。在西方思想史上解决同一个原问题的方式还有另外一种，那就是希腊城邦传统，古罗马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它首先就在政治界限上对人进行区分。城邦（Polis）在起源上就是自足封闭的。一城邦的公民对于其它城邦只是乔民，缺乏任何政治权利，有时甚至是奴隶，比如在城邦之间的战争中不幸作了对方的俘虏，也就成了奴隶。城邦自身即是最高的，不存在一城邦天然低于或高于另一城邦，当然也不存在干涉其它城邦的正当理由。城邦之间天然缺乏共同的政治理念，可以为城邦间的任何行动给出正当性依据；唯一代替的东西只有基于双方同意的商业或军事盟约。在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解决战争状态问题所立足的正是城邦立场，城邦封闭的政治界限被保留了，比如奴隶被认为是合乎自然的，永远不可能进入城邦政治。西方国家的性质正源于城邦原型。

归结起来，在近代以前解决战争状态的方式也就是这两种：一者固守于国家/城邦立场，在某种国家界限前提之下解决问题；一者否定任何国家/城邦立场，超出一切政治界限而在一个普遍世界里解决问题。近代在面对战争问题时，纠合了这两种本不相同的理论传统，一种是古希腊的城邦传统，一种是自然法与基督教传统。因此，近代思想一方面讲述普遍意义的人权，另一方又讲有严格政治界限划分的特殊意义的某一国家。霍布斯如此，洛克如此，卢梭、康德等莫不如此。我们可以把这归结为一项一般结论，即在西方理论范围内，普遍意义的人权理论与具有特殊界限的国家理论，分属于两种大的理论传统，两种理论之间的矛盾源于两大传统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两大政治文明传统即希腊政治文明与基督教政治文明在今天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中没有真正和解的表现。康德的矛盾态度正源于西方理论与实践当中的这一尚未解决，或者说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

所以，康德的普遍的自由权利并没有摆脱特殊的国家。一方面，康德按照他一贯的哲学逻辑，自然推出世界公民权利就应该对应于世界国家；但他马上又放弃了，“然而这里面却有个矛盾：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包括在上者（立法的）对在下者（听命的，即人民）的关系，而许多民族在一个国家之内就会构成为仅仅一个国家。这就和假设相矛盾，因为我们在这里是只就各个民族构成为同样之多的不同的国家、而不是融合为一个国家来考察各个民族彼此之间的权利的”[27] 。康德对这个矛盾没有做任何解释，只是简单地承认他接受了一个前提假设，即要讨论的是多个国家，不是一个世界国家。这个假设不是随便做出的，它源于近代纠合了两大传统而没有彻底解决彼此间的深层矛盾。这才是康德面对的真正的困难，他无法解决，所以只能很谨慎地把世界公民权利保持在国家范围之内，他的谨慎源于诚实与严谨。

四、纠合自由权利与国家这一矛盾的霍布斯，及其“强制的”解决之道

我们看到，这个困难在康德那里表现得是很隐微的，他几乎没有正面去讲述国家界限的问题，他只是谨慎地作为假设接受了。近代思想家当中，同时充分讲述这两方面即普遍人权与特殊国家的，首推霍布斯。康德在国家界限问题上的保留，可以说是接受了霍布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而哈贝马斯在主张人权要超越于国家之上时，所依据的也是霍布斯，“权利作为基本概念优先于义务，这种优先性是始于霍布斯的现代强制法结构造成的”[28] 。哈贝马斯所谓的人权正是霍布斯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凡是限制自由的一般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也就是允许的” 。也就是说，在国家界限这个问题上，康德与哈贝马斯都接受了霍布斯的立场，所以他们二人关于国家是否可被超越的“争论”，正可以在霍布斯这里做个“终审判决”。

霍布斯首先讲明，人类的自然状态正是战争状态。所有人固然有着自由与生命的权利，但因为人人彼此为敌，所以所有人就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与恐惧。“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畏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劳取得这一切的希望。于是理智便提示可以使人同意的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29] 所以人类就通过契约走向了国家状态。霍布斯在这一推导过程中，有一点隐约未彰。要解决全面战争状态的困境，就必须规定所有人同时走向一个拥有全部的国家，如果有人处于这一国家之外，就依然是战争状态，原始契约就没有完成使命。因此，拥有的国家必须有，且只能有一个。但现实历史是在地球上出现的是多个国家。也就是说，霍布斯的普遍人权与契约论没有真正解决战争状态，甚至说不但没有解决战争状态，相反在国际层面上加强这一战争状态，显然原始部落无法发动世界大战。这是霍布斯在理论逻辑上没有解决的矛盾。

但霍布斯以非理论的手段处理了这个问题，他“强制”地提出，必须限制自由人权。原本自然状态中普遍的自由权利现在被武断地限制了一部分，在那没有予以限制的部分，个人才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种消极自由就是，凡是法律没有限制的，都是被允许的。那么，那个行使限制权力的是谁？“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成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 [30]限制所有人自由权利的正是利维坦国家，“承当这一人格的人就成为者，并被说成是具有，其余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臣民”[31] 。 构成国家的契约一旦结成，所有人不过是这个国家的臣民，所拥有的只是这一之下的那被允许的一部分自由权利。在这里，霍布斯是把两大传统硬生生地绑在一起，普遍人权被砍去一大半，个人自由权利必须从属于国家。但特殊性的国家又有必要允许相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应该存在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32]。这种生硬的理论做法不过是出于强制而做出的妥协。对此有评论者指出，这“并不总是因为那些可以完全说清楚更不要说可以概括为法则或普遍公理的原因的。不过，实际的妥协还是可以发现的”[33] 。 正因为对消极人权与国家强制的双重保留，霍布斯被看成既是现代自由主义的鼻祖，又是专制主义的先声。

我们看到，在霍布斯那里，人权是远被限制在之下的。哈贝马斯接受了霍布斯的消极人权概念与强制国家立场，却没有遵循霍布斯“实际妥协”的逻辑。哈贝马斯一方面使公民做了“臣民”，另一方面又要求公民超出“利维坦”国家。既然哈贝马斯的自由人权，也是法律限制之外的权利，那么首先限制个人权利的是谁？很明显，这只能是国家；但既然你的权利本身就受限于国家，又何以要求这同一种权利去超越国家呢？

结论

归结起来讲，哈贝马斯与康德一样，都继承了霍布斯的论题。哈贝马斯要求突破霍布斯所设定的国家界限，而康德依然谨慎地保留了这种界限。哈贝马斯的突破，在理论层面是无效的，他所秉承的消极自由人权已经预设了国家的强制性界限，但他却要求去掉自己的前提预设，这是自相矛盾的。相比之下，康德倒是可以在理论上突破国家的界限，因为他批判了霍布斯消极人权概念，他的自由意志与自由权利可以逻辑一致地发展出世界公民权利。康德的保留源于他正视了普遍自由权利与国家界限之间的矛盾。哈贝马斯如果没有去处理这个真正的矛盾，只是用其中的人权概念去要求超越国家概念，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一矛盾也是近代思想所纠合的希腊与基督教两大传统之间尚未真正解决的深层矛盾，它是西方思想资源上的理论死结。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只能借助于西方之外的思想资源。

注释：

[1] 一般说来，世界范围内的正义在概念上有三种，国际正义（international justice）、全球正义(globe justice)和世界正义(cosmopolitan justice)。全球正义与世界正义概念基本相同，指高出于国家之上的、直接对应于个人权利的正义概念,所谓以人为关注中心(people-focused)；国际正义则指基于国家的、在国家之间实行的正义概念,所谓以国家为关注中心(state-focused)。本文使用“世界正义”概念。

[2] [3] [4] [德]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与民主的未来”，载[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第151页；第157页。

[5] [德]哈贝马斯：“何为民族？”，载[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第22页。

[6] [德]哈贝马斯：“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载[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第157-158页。

[7] [德]哈贝马斯：“论人权的合法性”，载[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第138页。

[8] [德]哈贝马斯：“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载[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第152页。参见[德]哈贝马斯：“兽性与人道――一场处于法律与道德边界的战争”，载童世骏等编：《老欧洲，新欧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 [10] [11][德]哈贝马斯：“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载[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包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第191页；第230页。

[12] 哈贝马斯对康德做出的批判与修正主要有三个方面，笔者曾对此作过分析，或许可作个参考。请见拙文“关于永久和平的两种讨论”，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1期。

[13] [14] [15] [16] [德]哈贝马斯：“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载[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包容他者》，第194页；第206页；第209页；第219页。

[17] [德]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5页注②。参见Ted Humphrey, Perpetual Peac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18] [德]康德著，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页。

[19] [20] [21] [德]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14页；第110－113页。标注的关键词一律依照英译本Ted Humphrey, Perpetual Peace.

[22] [23] [德]尼采著，蒋如俊译：“《古希腊国家》序言”，载《辩证》总第2期。

[24] [德]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04页。

[25] [德]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载[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8页。

[26] [27] [德]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05页注①；第110页。

[28] [德]哈贝马斯：“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载[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包容他者》，第219页。

[29] [30] [31] [英]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6-97页；第132页；第132页。

[32] [33] [英]伯林著：“两种自由概念”，载[英]伯林著，胡传胜译：《自由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4页。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讲师，博士，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