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批评伦理问题的再思考

张江先生：

读完您这封信，发现它竟然写于“出访欧洲旅途之中”，您这种执着于真理追求和理论探索的精神，令我既感动又钦佩。我最近忙于公私事务，就很难集中思想和精力来回复您，可能写得有些杂乱，还望谅解。

可能您写这封信时还没有读到我上一封信，所以有些问题似乎没有得到您的直接应答。这里，我想就三个方面的问题，将我的观点作一些重申和拓展。

首先，您将批评伦理学的重点放在尊重文学作品的文本和作者身上，认为“公正阐释的基点是承认文本的本来意义，承认作者的意图赋予文本以意义，严肃的文学批评有义务阐释这个意义，告诉读者此文本的真实面貌”，进而强调“尊重文本，尊重作者，在平等对话中校正批评，是文学批评的基本规则，是批评伦理的基本规则”。我觉得“尊重文本，尊重作者”固然重要，但是您没有同时强调尊重广大读者阅读文本的感受和评论，没有同时把尊重读者及其文学阅读也作为“批评伦理的基本规则”，甚至是更加重要的规则。这就有一定的片面性。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如果只注意尊重作者，而轻视、忽视甚至漠视、无视读者及其极为丰富多彩的阅读，那在批评伦理方面可能是更大的失误。我注意到您在信中比较多强调批评家对读者的引领、指导和提升，而较少顾及对读者阅读的关注、倾听和吸收。这样，您提出的批评伦理的基本规则，在我看来，就存在着某种片面性，至少是不够全面的。这可能与您对接受美学某些基本观点不太认同有一定联系。您完全正确地指出，“从理论上讲，把接受美学简单地看成读者决定一切，读者的感受决定并创造文本意义的看法是不准确的，是对这个重要理论的极大误解”，此言甚是，我完全赞同。只是在您的近两封信中，多少存在着对接受美学的某种贬低的倾向。接受美学当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其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王宁兄在回信中已经作了精辟的论述，此处不再唆。不过，您信中对费什“读者反应批评”的方法的解释，我觉得有误解的成分。费什的基本观点是完全否认文本意义是作者的意义，认为文本意义是通过读者阅读时不断做出的反应过程建构起来的;文本的意义与作者无关，归根到底是由读者的阅读经验产生的;批评就是对读者这种不断反应的阅读经验的客观、忠实的描述。这里的读者当然不是指普通读者，而是指像他自己那样有知识、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同时，费什的批评方法明确否定了价值判断，他说，“我的方法的目标不是评价而是描述”，只是“客观地”描述自己的感受、体验。所以，就此而言，费什的“读者反应批评”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批评家对自己个人的阅读经验的忠实描绘，虽然他深信这种描述必定具有普遍性。需要指出的是，费什的这种观点由于把文学文本的意义完全归结为读者的阅读经验，彻底否定和消解了作者对文本意义产生的主要作用，从而把接受美学推到了极端，即使在美国也受到许多批评。但是您却将费什的某些言论作为作者意义论的佐证，恐怕不一定合适。

更重要的是，您进而将尊重文本和作者等同于尊重作者赋予作品的“原意”，即尊重文本作者原意（意义）的“自在性”，要求批评家在求解作者原意的基础上才能开展多元化的阐释。这恐怕就值得商榷了。

诚然，您正确地指出，“批评的伦理应该以什么为核心？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需要学界的认真讨论”，但您同时强调“批评应该从文本出发，尊重文本的自在含义，尊重作者的意义表达，对文本作符合文本意义和书写者意图的说明和阐释”，并以此作为批评伦理的“一个基本规则”，一个开展文学批评的伦理前提，这实际上已经为批评伦理确定了尊重作者意义这个唯一的中心。如前所说，我认为这至少是不够全面的。我理解您是想以此来批评强制阐释把批评者意图强加于文本，特别是作者，把批评意图当作文本意图和作者意图的做法。这固然完全正确，但是，您的上述基本观点我不完全认同。我在上一封信中已经对您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主要是：第一，文本的意义不等于也不能归结为作者的创作意图或者“原意”，它本身应当远远大于作者的“原意”;况且，作者的意图或者原意原本是极为丰富复杂又变动不居的，不仅批评家难以把握，连作者自己都难以确定;而且，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衡量检验批评家发掘出的作者原意是否正确、可靠的客观、唯一的标准。第二，一般说来，了解作者原来的创作意图，固然有助于批评的阐释，但是也不是非要不可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上述种种难以把握和确认作者意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第三，因此，批评的主旨和任务主要不在于寻找作者的原来意义。我们不应当因为当代西方批评界出现某些明显歪曲作品主旨的强制阐释，就把批评的主要任务转移到寻找作品主旨（不等于作者原意），进而寻找和还原作者的原意上来。据此，我仍然坚持认为，把批评伦理的中心和主要任务确定为尊重文本作者原意（意义）的自在性，还原作者的原意，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而且在批评实践上不具有可操作性。

这里，我想以雅克・拉康《论〈窃信案〉》这篇著名论文为例，说明文学文本意义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在该文中，拉康用一种新的结构精神分析方法对爱伦・坡的短篇小说《窃信案》文本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小说的基本情节可能众所周知：王后收到匿名信，她不愿国王过问此事，就在藏信不及时故意将信放在桌上，果然，国王没有在意;但大臣在旁将此信掉包后拿走，王后见之也不能声张，只好叫警长去追寻;警长在大臣私宅仔细搜查，毫无结果;王后又改聘侦探丢潘去破案，丢潘换一思路，以“欲盖弥彰”的道理，在大臣家文件架的显眼之处找回该信。该故事有两个相似的结构，拉康用两个三角形来表示：

拉康认为，在两个三角形中，处于一号位的人可视为一种纯客观的立场，国王和警长都只看到了事物表象，实则是假象;处于二号位的人则可视为一种纯主观的态度，王后和大臣分别利用了一号位人物的无知，两人都认为唯有自己掌握了秘密，看到了事物内在的方面;而处于三号位的大臣和丢潘处于更优越的地位，他们不但看到了事物内部，并知晓一号位、二号位人物之间的尴尬和侦破过程。关键在于，拉康对此作了独特的精神分析，认为这个过程就像精神病中重复强迫症一样出现两次，只是每次人物所处的位置并不同。小说情节的核心是那封匿名信，它象征着语言交流被延长或中止，或象征着能指可以脱离所指自由漂浮的独立性，能指在不断漂浮中凡被赋予新的意义就一概吸收进去。信的失而复得，使那位窃信的大臣成为此情节中基本的语言回旋处境中的一种功能，他和其他所有人物都无自身的本质和性格，而他们的存在只源于他们在语言状态或象征秩序中所处的位置。这是拉康从读者角度对作品语言效果的精神分析。由此，拉康得出结论：失窃的信如果作为能指只能是一种不确定的“漂浮的能指”，它实际上并无真正的主人;它的重复性和开放性表明，作品文本并无固定的原意，它也无需固定的所指，它的流失、传递过程，是文本意义从一个符号向另一个符号延伸的无限“意指”过程。它表明能指是在不断传递中、在无意识结构中产生了作用，形成了意义;文本意义就存在于能指（信）的漂浮过程中。[1]（P11-61）我们当然不必迷信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方法，但是，他的分析至少告诉我们，文学文本的意义不能仅仅归结为作者固定不变的、自在的原意，它应该是文本意义从一个符号向另一个符号延伸的无限“意指”的开放过程，应该是作者的意义与读者在接受、阅读过程中不断感受、经验到的意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知道您是否认可这一点？王宁兄文中肯定您“已经走出了作者意图的迷误，进入了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作品的解读的更高的境地”，我倒是希望如此，可眼下还看不出来，事实上他的判断恐怕并不符合您的基本思想吧。

其次，无论中外，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况是，批评的对象无非是当代的文学作品与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两大块。当代作品除了刚刚发表马上进行评论以外，过了一段时间也成为“过去时”了。所以后面这一块即过去时代的作品往往在数量上和被关注度上都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批评家面对这种对象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时空距离，必然造成阅读语境的千变万化。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发现和还原文本的作者“原意”，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必要的。这并非不尊重作者，恰恰是在阅读、接受的历史链的不断延伸过程中，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大浪淘沙，一些杰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得以超越历史时空，其经典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而大批平庸的作品则或早或迟被淘汰，文学作品生命力的长短就决定于此。这种一代一代读者群体的历史选择是最公正无私的，归根结底，这才是对文本与作者最大的尊重。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批评是如此，对《红楼梦》的研究也是如此。西方的莎评、莎学历经400年而不衰，中国的红学200余年来也蔚成大观，历久弥新，便是明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经典作家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也是几十年来中外文学批评家无数阐释、评论综合起来的合力作用的结果。20世纪80―90年代，在“重写文学史”的旗帜下，经过批评界的重新阐释和评价，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成就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由二三流上升到一流。由此可见，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尊重，主要不在于寻找、阐释文本的作者原意，而在于对其思想、艺术成就的客观公正的阐释和评价。

关于这一点，我想从《诗经》阐释中一个很小的角度谈一点看法。我最近读到好友刘毓庆教授的一篇好文章《怎样读〈诗经〉》，给我启发良多。文章多处引用理学大师朱熹读《诗》的方法。一是缩短与《诗经》的时间距离，把它看作就是自己或同时代人作的。即如朱熹所说，“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读《诗》正在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这样就能将自己之心比古诗人之心，真正“进入角色”。二是必须排除私意杂念，平心静气，虚怀若谷地反复涵咏，朱熹云：“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须是打迭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朱熹读《诗经》的这两条经验之谈，指明了阅读、理解、阐释、评论《诗经》的方向，乃在于深入作品的内里，细心聆听和体悟《诗经》各篇的内在精神和意义，而不必孜孜以求其作者的原意，事实上，这种原意根本不可能找到。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也强烈反对对《诗经》作任何强制阐释，他曾批评一位友人道：“今公读《诗》，只是将己意去包笼他，如做时文相似，中间委曲周旋之意尽不曾理会得，济得甚事？”1我觉得，这应当成为支持您的强制阐释论的一个传统资源。当然，也应当看到，实际上朱熹自己对《诗经》的阅读和批评似乎也不见得完全遵循这些方法。比如《诗经・国风》第一首诗《关关雎鸠》，今人一般以为是描写民间年轻男子求爱的诗，是一首爱情诗，但是朱熹却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解读为“后妃之德”。《诗集传》中朱熹解释道：“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2这从思想文化史的广度看也许不无道理，但是从文学作品（诗歌）角度论，就不免有他自己批评的“只是将己意去包笼他”的强制阐释之嫌。

再次，您严格区分了职业批评家与普通读者的界限，提出“要首先界定职业批评家与普通读者的区别，专业批评与读者理解的区别”，而且从社会分工的高度加以论证，为以往所未见，令人一新耳目。一般说来，这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通观全篇，我觉得您对职业批评家的界定似乎狭隘了一些。比如笼统将鲁迅说的读《红楼梦》的那些“家”和“子”一概都排除在专业批评之外，恐有不妥，因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将《红楼梦》读作“排满”的政治小说那一派，就属于“革命家”读者，就不能不承认其中有人也属于职业批评家的行列;您还认为“受过专业训练的批评家应该对文本有专业的辨识和阐释，不能用读者，甚至是‘有知识的读者’来替代专业批评家”，这实际上将包括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代表人物伊塞尔、费什等人也排除在职业批评家的圈外;还有，包括你我在内的主要从事文学和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不以文学批评为职业，但偶尔也参与文学批评活动，是不是也很难纳入职业批评家的队伍呢？而且，在中国，中外文学系的大批教师，虽有研究中外文学或者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之对象上的区分，但是广义上说，都应该属于文学批评家的范围，您说对不对？总之，我认为，我们不宜将批评家的圈子划得过于狭小。

而且，这样的严格划圈，还有将职业批评家与广大读者割裂开来之嫌。诚然，如您所说，普通读者个体的、独立的感受，以至“解释群体”的共同认识，都与专业的文学批评有本质的差别，不可以随便混同。但是，即使专业的批评家对作品也首先要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从个体的阅读感受和体验出发，才能逐步展开专业的批评，而不是一开始就凌驾于普通读者之上，居高临下、指手画脚地评头品足。这样的批评虽然“专业”，却往往不得要领，不见得比普通读者高明多少。您说普通读者“个体的感受性反应不能为经典定位”，恐怕值得推敲。一个或者若干普通读者的感受固然不足道，但是大批普通读者组成一代又一代的“解释群体”，恰恰是“为经典定位”的主力军。职业批评家只有重视普通读者的阅读经验，善于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才有可能把普通读者的阅读经验上升到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高度，反过来指导普通读者的阅读。因此，过于严格地区分职业批评家与广大读者，有可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而使职业批评家陷于孤立的危险。这是我们需要加以警惕的。

最后，顺便要谈一下文学批评的伦理范围问题。您批评强制阐释时指出，“当某些批评家意图借助文本表达其政治和文化立场时，这种批评超越了文学范围，其批评目的也不在文学本身，它遵循的伦理规则，不是文学批评伦理能够规范和制约的”，“最明显的，借用文学做政治动员，使用文本做政治阐释，阐释者要遵循的就应该是政治的伦理，而非文学阐释和批评的伦理”。对此，我总体上赞同。不过，我认为似乎也不宜将二者的界限区划得过于清楚，因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本来就是十分密切的，有时是难以分割的。的《讲话》就明确把文艺创作看成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工具，把二者的关系看成是齿轮与螺丝钉的关系。当然，这是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政治需要决定的。但是，中外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乃是不争之实，在各个时代都是一致的，虽然有密切程度上的差别。所以，我觉得把文学伦理与政治伦理一刀两断似乎也不甚妥当。不知您以为然否？

匆匆写于2015年小暑

参 考 文 献

[1] 拉康：《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