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尽”亦可敬

文坛素有“江郎才尽”之说，所谓江郎，指的是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公元444－505年）。《南史・江淹传》说他历仕宋、齐、梁三朝，仕途颇为顺畅，直至封侯而终。在他逝世后，梁武帝亲自参加追悼会，穿上素服为他致哀。不过，作为辞赋大家，他却“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令人扼腕叹息。原因据说是他从宣城太守任上罢归的时候，曾夜宿冶亭，梦到东晋著名学者郭璞对他说：“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江淹便从怀中掏出一支五色笔交还给他，此后便再也写不出华美的文章了，时人谓之“才尽”。

这当然属于孔夫子所谓“怪力乱神”一类的传说，不足为信。不过，从留存于世的词赋诗文来看，江淹晚年确实少有佳作，说其“才尽”似乎并不为过。后世文学史研究者对此多有探讨，比如清人姚鼐认为他并非才尽，而是后期“名位益登，尘务经心，清思旋乏”；明人张溥说他遇到了自认为天下文章我第一的梁武帝，“不敢以文凌主”，不得不藏拙；还有人认为，当时文坛流行过分讲究形式的“永明体”，他对此颇为不屑，因此后期创作较少，被人误认为“才尽”。

确实，人们很难想象，一个自幼孤贫，“不事章句之学，留情于文章”的博学善文之士，仅仅做了一个梦，就无缘无故地本事用尽，成为一名毫无才气可言的笨伯。所以，说江淹由于公务缠身、老成藏拙、不慕时尚而“才尽”，都是大有道理的。不过，后人因此将其归入贪慕权势、官运亨通、养尊处优从而荒废学业、才思枯竭的一类，加以奚落和嘲讽，则是很不厚道的，也是很不公道的。

江淹的仕途总体上确实比较顺畅。从二十岁起，他就在刘宋王朝的几个藩王身边充任幕僚；萧齐王朝建立后，他先后担任过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御史中丞等职；梁武帝萧衍起兵建梁，他率先微服归降，历任秘书监、司徒左长史、吏部尚书、相国右长史、散骑常侍、左卫将军等职，最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社会，诗词歌赋从来都是士之末技，进入官场以天下为己任，才是读书人的正道。江淹自不例外。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了解之同情”，不可以现代人的眼光予以苛求。况且，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江淹虽然在官场上显得比较老练，但显然不是钻营苟且的“官油子”、“官痞子”一类，而是颇具人文情怀和管理才干的能臣。他为官清正、不避权贵，在担任齐御史中丞的时候，曾一口气参倒中书令谢、前益州刺史刘悛等一批庸官、贪官，史称“内外肃然”。当时还在为相的齐明帝萧鸾称赞他“公事不妄行”、“宽猛能折衷”，“足以震肃百僚也”。还感叹说：“自宋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梁书・江淹传》）

当然，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是有限的。在官场上殚精竭虑，兼为官场潜规则所束缚，自然会影响到江淹在文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自然令人惋惜，不过，惋惜之余，又不能不令人产生某种敬意。如今，不少在学术研究等领域取得一些建树的学人，都放弃了专攻的术业，以求仕进。可奇怪的是，这些人不仅没有因为繁杂的事务而耽误了原先的学术，反而身为专家学者的名声较前更盛。明眼人都知道，这跟学术本身没多大关系。

相比较之下，江淹就显得过分的“死脑筋”，不知善用“资源”，否则，“江郎才尽”也可变为“江郎‘才进’”。江淹把做官与做文当成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事情，官运顺畅则文才蹇涩，官场失意则文思泉涌。无论为官为文，都活得既真实又本分，不伪饰又不贪婪。从这个意义上讲，“江郎才尽”虽然让文学史上少了些许绚丽的色彩，但世上却因此多了一个活得颇为坦荡的人。和“才尽”的江郎一比较，那些“才进”的人，不知会不会脸红。

【原载2011年11月1日《今晚报・今晚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