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心勃勃怎奈江郎才尽

《花城》2014年第1期发表了马原的长篇小说《荒唐》。初翻目录，马原的新作让人颇为期待，但读过之后，失望远大于期望，甚至成了本期杂志最大的败笔。

小说其实有一个不错的开始。“黄棠这个名字看上去不错，有草有木一派生机盎然”，在这个漂亮的名字下，一个小女孩开始了她注定不凡的一生。黄棠的母亲贺秋是市评剧团的台柱子，一辈子从青衣唱到老旦，成为平民社会红得发紫的偶像。这个台上风情万种、台下寡言少语的评剧演员23岁生下了黄棠，但在黄棠那里，没有台上台下，自出生起就鲜有安静的时刻，小小年纪便口齿伶俐，把大人们哄得喜笑颜开。黄棠的父亲、奶奶、爷爷、外公外婆陆续死去，一个隐秘的念头便在母亲贺秋心中越扎越深，最后变得牢固不移――女儿黄棠是个扫把星，劫了她大半辈子攒在肚里没有说出的话，生出一条毒舌，咒死了她最亲近的家人，而她之所以能够逃过一劫，完全是因为女儿没有太多机会叫她妈妈。直到黄棠在大学一年级请了6个月的病假，偷偷为一个男人生下女儿，小说都进行得从容而镇定。这个开头让小说充满了诱惑力，让人无法猜测这个谜一样的女人到底会有怎样的生活。但是，这种神秘感和诱惑力很快就被马原白白地浪费掉，之后的黄棠无论怎样轰轰烈烈，都能让人在小说里摸得到，捏得住，再无什么可期待之处。黄棠成了小说一个干枯的“组织者”，她的存在只是把一家人联系起来以便转而讲述其他的故事。真正让小说充实起来，或者说更加吸引马原注意的，是黄棠家人的事情。于是，一个原本可以书写传奇的黄棠，尽管小说结尾还是回转到了她的身上，尽管马原不断强调“这是一个关于黄棠的故事”，却最终没能丰满起来，成了一根在风中摇摇晃晃串起一挂干燥腊肠的麻绳。

小说借助黄棠之力四散开来，丈夫、儿女、女婿一干人等都被纳入叙述视野，为此马原不惜在小说里列出一个人物名录。说实话，即便是玩票，列表这一票也玩得足够笨拙。马原把近些年主要的社会问题嵌入黄棠一家老小的生活，试图勾画出当下中国的微缩图谱。

黄棠的丈夫洪锦江是地方公务员，在一场被当作“碰瓷”的交通肇事中，他与刘大队长的你来我往是为官官相护，同时“目击者”刘福贵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又大敲警察竹杠则是对当前民众通过网络介入公共事务乃至网络反腐的一个回应。儿子洪开元既是“官二代”又是“富二代”。马原下了不少功夫来包装这个角色，从豪车豪宅到丰富的人脉，从代父搞倒政敌到飙车惹祸、对抗警察，无不带有“我爸是李刚”、李天一等事件的影子。外婆贺秋的慈善之路构成了对中国慈善问题的重述：“当然她不知道她的钱根本到不了中国孩子的手上，过手的那些人怎么会让钱从自己手里溜走呢。”洪静萍拍摄苍鹭河沿岸搬迁的纪录片，挖出沙场工人鲁国庆与城管执法队的暴力冲突，最后却以“底线价格”从继父洪锦江手中大量收购沿河土地;孔威廉的医疗器械生意直接暴露出政府医疗设备采购中的层层回扣;蒙立远换肾暗藏人体器官交易;祁嘉宝怀孕提到的食品安全;大桥垮塌、“国五条”出台后的假离婚大潮、黄浦江死猪、《中国好歌秀》……一干社会热点都统统被纳入小说叙事。

不难看出，从重返文坛时《牛鬼蛇神》对历史的观照，对生命、自然以及神秘力量的哲思，到之后《纠缠》里财产分割的纷纷扰扰，马原由回顾历史、探究生命走向关注现实，再一次展现了他小说创作的野心，这显然是想搞出一些“大”作品。面对这样的转向，他曾在某次访谈中说道：“谁会期望一个中年和老年的小说家还时时做出先锋姿态呢？我下一部书里一定会有城管打小贩的故事，会有大桥垮塌的故事，会有北京雾霾的故事，会有权力部门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故事，会有形形当代中国的故事。”然而，这些零碎的“中国故事”是否真的能够成全马原？

的确，《荒唐》所涉及的每个问题都值得深入书写，但在这篇小说中，马原显然把读者当成了傻子。“碰瓷”事件发生后洪开元和父母的交谈空洞无趣，对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没有丝毫的作用，纯粹是拙劣的贫嘴;孔威廉和祁嘉宝围绕采购回扣在饭桌上一唱一和，对话生硬教条，满是作者故意而为的大惊小怪;至于网络推手、跑车型号和相机价格等，则让人看到什么叫假扮时尚……小说充满了不必要的解释说明，读来像听老太太的唠叨。

这里最需注意的是那些社会热点在小说中的组织方式。它们看上去被有序地安黄棠一家的生活中，实际上却是十分不动脑筋的罗列。如果把小说人物所涉及的事件进行简单梳理就会发现，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不同的“任务”，各个“任务”之间不发生必然的关联，人物之间也不存在因“任务”而发生的交叉。洪开元的一系列活动是公众熟知的“富二代”“官二代”系列事件的对号入座;黄棠合作伙伴的妻子碰巧在卫生局医疗设备协调办公室工作，小说对黄棠生意的叙述也就由此切换到医疗设备采购的回扣问题上。这些都是由人物到事件的单向引导，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人做什么事，统统遵循着一个最简单也最乏味的逻辑。至于洪静萍拍摄的纪录片更是成了一个用来放置零碎片段的箩筐，从拆迁到地方税收，从国有土地转让到当地人面对城管的暴力抗法，小说所提及的大多数事件都可以被随意地拆借过来安放于此，丝毫不产生任何别扭之感：分配给贺秋的苍鹭河大桥垮蹋可以完全脱离老评剧演员的慈善活动成为洪静萍纪录片的内容;置于祁嘉宝名下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可以因为苍鹭河滩的自然生态而转到洪静萍名下。同样的道理，洪静萍可以低价拿地，换作祁嘉宝或是洪开元又有什么不妥？马原并没有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之间建立起可靠的专属关系，一切都是简单而浮皮潦草的拼凑。我们不能说马原在这部新作中对社会热点的关注是没有价值的，毕竟无视历史与现实难有优秀的创作产出。但是，像《荒唐》这样将社会问题进行生硬拼凑，也可能生成内容丰富的垃圾堆。马原不是这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现者，所以在《荒唐》里，展示必将大于探索。那么，如何将这些来源于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且为公众熟知的社会热点和现实事件进行恰当的重述则成了写作的关键。马原的作为是令人失望的。虽然可以看出他下了不少功夫去收集材料，几乎在小说里罗列了近几年中国社会最为人关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但是，叙述中不计成本、求全求大，没能对这些片段进行有效的组织。那些媒体信息的贩卖让我们从阅读开始就能联想到大大超出小说所包含的信息碎片，读到一个人物就能猜到即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阅读时反复产生的想法是“哦，这个问题他写到了”或者“某某事件被马原忽略了”，结果让小说读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法像拎起一串长相结实的葡萄那样去看到一个真正的微缩中国。

这样一个由媒体信息拼凑起来的小说，当它的情节、片段不再会产生任何的新鲜感，当它的叙述手段和情节组织陷入整体的溃败，那么除了作者的态度，我们还能期待什么？

读过全文，再掉头来看小说的引子就会显得更有意思：

独立钟铭文：就此宣布所有土地和生活其上的所有居民获得自由。

309微信：网上大家都在议论要给PM2.5取中文名字――

严肃点就叫“公雾源”（公务员）;

高端点就叫“京尘”（京城）;

霸气点就叫“尘疾思汗”（成吉思汗）;

乐观点就叫“尘世美”（陈世美）;

娱乐点就叫“尘惯吸”（陈冠希）;

……

独立钟的铭文与微信有关PM2.5的各种称谓并置一处，让一个自由与权利的象征消解在讽刺的贫嘴里，这仿佛成了整部小说的缩影：一系列严肃的社会问题在小说中没有得到充分辨析，大量陈旧老套的网络语言和颇显累赘的解说词使书写在无聊中辗转腾挪，读起来更像是草草完成的网络事件与社会新闻的年度总结报告，丝毫看不到作家驾驭文字组织故事的功力。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态度在这样一种书写状态下越发的含糊不清。

首先是洪锦江。他在那场被当作“碰瓷”的交通肇事中率先登场，于上班路上撞倒了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中年女人。事发之后，洪锦江并未上前询问伤者，而是站在旁边冷眼旁观，拨通了手下刘大队长的电话。警察的到来让躺在地下的女人匆忙逃离，于是“碰瓷”似乎是坐实了。考量人物的身份与处境，这个情节也不乏精明之处，中年女人的逃离其实让事件越发模糊，反而能够包含更大的信息量。如果真是碰瓷还则罢了，但中年妇女若确实被洪锦江撞倒，当肇事者的身份被公开，当他与警察大队长的上下级关系摆在面前，女人到底应该坚持申诉还是自认倒霉速速离开？小说其实并没有对事件真相进行一个明确的交代，洪锦江对事件的陈述更是靠不住，这种模棱两可的叙述恰恰把官官相护、公正缺失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失语等现实状况集中在一个细节里反映出来。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马原在小说中努力地把洪锦江打扮成一个“不太坏”的地方官。小说用了洪开元这样一个中学生的政治敏感来反衬洪锦江在官场中的“单纯”“木讷”甚至是“厚道”，可这个“一辈子不贪赃枉法，不拿一分昧心的钱”，“想活得干干净净”拥有“真正的尊严”的新区主任，依然会为了飙车闯祸的儿子跟刘大队长进行一些“工作层面”上的沟通，后来更是以下调百分之二十的“底线价格”把一万亩新区土地转让给继女祁嘉宝，为自家生意谋求暴利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书写显然不是为了塑造洪锦江里外两张皮，何况人物性格丰富与否在这篇小说里也没有现实意义。所以，洪锦江的故事在小说中更像不带任何评判的直白展示，或者再恶毒一点说，是马原面对这样一个人物，面对这样一类事件，屁股坐在哪里犹豫不决，脑袋的方向自然也摆不好。作者态度的游离，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令小说的指向含糊不清。

肇事案件中对“目击者”刘福贵的处理也很有意思。这个发现车上放着“新区政府”铭牌，咬住洪锦江抽“软中华”，迅速将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主动要求去公安局录口供的人，却很快揪住刘大队长的迟到大敲其竹杠。刘福贵的出现是小说对当前民众通过网络介入公共事务以及网络反腐等问题的一个回应，从其中反复出现的微博转发，网络炒作以及专业的网络公关公司来看，马原充分意识到网络力量在当今社会运转机制中的重大作用。但是，刘福贵的一举一动怎么总能让人联想到《芙蓉镇》里王秋赦一类的角色？通过经由网络开拓的公共话语空间，我们从《荒唐》里看到的怎么总是一张贫农乍富、滚刀肉当权的笑脸？这很难说是马原有意为之，但从中暴露出来的作者态度的模糊和暧昧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与之类似，小说里洪开元的“手眼通天”，沙场工人鲁国庆跟城管执法队的，搬迁村民的集体上访和针对老钉子户的阴险手段，种种叙述背后都没有写作者态度的表达。这常常会令人恼火，因为如此对社会新闻缺乏立场、没有评判的文学重述无疑是在浪费阅读者的时间。在小说结尾，马原看来是想表个态，他借着脑子受损的黄棠又把小说简要地复述了一遍，由黄棠的名字牵强附会地抛出“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真真荒唐透顶”的论断。其实有没有这个结论并不重要，反正它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也没能被表达出来，到最后扣上一个大帽子又有什么意思呢？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也就不必继续了。重返文坛的马原可谓雄心勃勃，不想一部《牛鬼蛇神》就将他再次掏空。通过《荒唐》所能看到的只是江郎才尽，一个不坏的写作构想被活生生地糟蹋，汉人马原用圈套套住了自己的脚，摔得真不怎么好看。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