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寂寞向晚石墙院

移居石墙院

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后，从南京来到武汉，后又辗转到了重庆。

素有火城之称的重庆，入夏之后，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加上日机对“陪都”频繁的狂轰滥炸，白天黑夜令人不得安宁。陈独秀患有高血压，对这种气候和环境很不适应。当时，因为躲避战乱，从安徽迁居江津的人很多，特别是在从安徽迁入江津境内，后改名为国立九中的教职员工中，陈独秀的同乡、朋友和学生占有相当的比例。因此，在既是同乡又是好朋友邓仲纯和早年的同学、时任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的竭力劝说下，陈独秀于1938年8月3日从重庆乘轮船顺长江来到了江津。

最初，陈独秀和妻子临时住在城内的郭家公馆。几个月后，他们又搬到黄荆街的延年医院居住。这是城内的一个四合院，前面为诊所，后面是住房。陈独秀夫妇和邓仲纯一家住在后院。其时，陈独秀的三儿子陈松年携祖母和妻儿入川。通过邓季宣校长的努力，陈松年在国立九中寻找到了一份工作，陈独秀便和双目失明的养母谢氏生活在一起。不久，陈独秀的养母病逝。在延年医院生活期间，由于邓仲纯妻子看不惯陈独秀与潘兰珍老夫少妻的生活方式，二者之间关系不够融洽。再加上江津城有时也遭日机轰炸，陈独秀便在当地著名工商界人士邓燮康等人的帮助下，迁到城外的施家大院居住。但是，这个院子坐落在山坳里，有些闭塞，施家的孩子爱嬉闹，陈独秀又觉得环境太嘈杂，不安静。

这期间，恰遇清朝进士杨鲁承的孙子杨庆余想请人把他祖父遗留下来的几箱手稿整理成集。他听说陈独秀知识广博，经人引荐拜见了陈独秀，并邀请陈独秀到石墙院杨宅居住。陈独秀先前在江津城里的一个旧书摊上曾经阅读过杨鲁承的手稿，对手稿有一定的兴趣，加上杨家住宅环境幽静，陈独秀觉得，这对自己时常头晕耳鸣的病体或许有好处，便欣然答应了。

1939年7月的一天，陈独秀在妻子潘兰珍的搀扶下来到了石墙院。

这个四合大院距江津城30余里，坐落在起伏连绵的鹤山坪最高处，面临浩浩荡荡的长江。因其三米多高的围墙，全部用坚硬的条石层层砌成，故取名为石墙院。院内，虽然有些破落，但景致仍不失其优雅；院外，视野开阔，更有无数竹树葱葱郁郁，让环境越发显得清幽。

陈独秀站在条石砌成的呈八字形的正门前，望着石屏风上刻着的书法功底深厚的“节孝牌坊”四个大字，轻轻叹了一口气。年迈体弱的陈独秀，在连续不断的飘泊流离中，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身心太疲惫了。

从此，陈独秀带着潘兰珍在这个僻静的小院里，默默地度过了恩爱、恬淡而又几多凄凉和困窘的最后一段时光……

案头度余生

陈独秀居住在石墙院的日子里，大多时间都是埋头写作。

他先是为杨鲁承校正和整理遗著。遗著中有一本《杨鲁承先生读〈皇清经典〉》手稿，还有一本《杨鲁承先生遗作六种》，在整理前，陈独秀都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当陈独秀知道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来四川时曾对《杨鲁承读〈皇清经典〉》做过“杂乱无章”的批示后，说：“杂乱无章没关系，只要稍加整理，就会有理有章了。”可在具体整理过程中，陈独秀却感到失望。据当时与陈独秀有交往的人讲，他后来对整理杨氏遗著的兴趣并不多。北大学生龚灿滨1942年春天因事回到故乡江津，他专程到石墙院探望日渐消瘦的陈独秀。谈到杨鲁承的遗著时，陈独秀从床榻的小柜子顺便取下两本递给龚灿滨：“看过吧?这就是杨先生六种遗著的两种。《群经大义》很多是转述前人注疏的，创见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价诸子，则远逊适之先生。但在《小学》方面倒是有点成就的。”

这种失望，使陈独秀把很多时间和精力，都用于自己的文字与音韵学的研究。早在南京监狱时，陈独秀就开始写这方面的稿子，有的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后来，他又陆续写出并发表了《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中国古史表》《禹治九河考》等文章。到了江津，乃至上了石墙院，陈独秀仍以主要精力写这方面的文章，并将这些先先后后写就的学术文章加以整理，取名为《小学识字教本》。其中的一些章节曾经油印50本，分送学者和文化机构。本来，教育部设在江津白沙镇的一个出版机构准备将上卷出版发行。但书稿在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建议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陈独秀始终不同意，书稿就一直搁着。尽管没有出版，但陈独秀还是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编著此书的下卷。最有意思的是，陈独秀临终前在《小学识字教本》下卷中写的最后一个字竟是“抛”字!写完了这个字，他再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对它进行诠释了。谁也不知道，陈独秀当时的真实心情和意思是什么。他把秘密留给了后人。

在石墙院那盏昏黄的油灯下，陈独秀还写出了一些政治性的文章和书信，比如《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给西流的信》《给连根的信》《给Y的信》《给S和H的信》，等等。

写作之余，陈独秀有时候独自一人在庭院里转转。他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一些问题。更多的时候，是在潘兰珍的伴随下，到院外走走。大院外边，有几棵根须盘结、华荫如盖、古老苍劲的黄桷树。不远处，还有一个卖杂货的小店。陈独秀常常站在那些地方，和周围的老百姓摆谈，谈的基本上都是油盐柴米、天气冷暖方面的问题。每逢赶场天，陈独秀总爱站在路边，向赶集回来的人打打招呼，问一问当天的米价，集市热不热闹。只是，他的口音很重，许多话人们都听不懂。尽管这样，大家还是很乐意同和善的陈独秀交谈，并且都亲切地称他为“陈先生”。

“陈先生当时大约五六十岁，中等个头，身体很瘦，衣着简朴，一年四季总爱穿一件发白的浅蓝布长衫，下巴上留着几根山羊胡子，颧骨突出，头发稀疏发白，从不戴帽子，讲一口安徽话。”已近90岁高龄的吴元珍老人回忆道，“我当时在杨二太太家当佣人，与陈先生一起住在石墙院。陈先生的太太夏天常穿一件质地柔软的青衣裳，平常穿一件青布旗袍，30来岁，话语不多，但常陪在陈先生身边。”陈独秀十分喜欢小孩子，他早晨散步到大路口，碰见上学路过的小孩子，总会摸摸他们的头，说：“小朋友，这么早呀。”吴元珍老人的女儿曹学容回忆说：“那时候，我才十来岁，常到石墙院玩。陈先生很喜欢我，每次去他都摸着我的头问这问那。记得他先说安徽话，我听不懂，就改学四川话。问我吃饭没有，有时我没有吃，他就拿一个馍给我，然后问我好不好吃。如我说好吃，他又拿一个。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一个馍馍时，我没有吃，他问为什么不吃，我说留给弟弟。他听后便叫我把这个吃了，另外再拿一个给我带给弟弟。”

逢年过节时，乡邻常请陈独秀写对联，他总是有求必应。的确，陈独秀早年就喜欢书法，并工于篆字。陈独秀的书法功底深厚。他认为“写字既要有天分，又要有功夫，天分表现在外秀，也要下功夫锻炼内功”。他的字可以说完全达到了外秀内功的境地。乡绅刘建初盖新房时，陈独秀用楷书给他题写了横匾，为“仁寿修居”。杨鲁承的孙女杨树君从成都读书放假回家，她请陈独秀题字留念，陈独秀为她写了一首诗，前两句是“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杨树君不解其意，陈独秀说，这是自己的近著，不久前他见到了从苏联回来的廖先生，虽然两人的须发都白了，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俩的革命意志和性格都始终未变，故做此诗以记之。陈独秀曾给北大学生、后任江津县县长的罗宗文写过一张条幅，那是写在半幅四尺宣纸上的杜工部的诗句：“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1942年3月下旬，罗宗文调任铜梁县做县长，调离之前，罗宗文又送纸去求陈独秀题写对联。陈独秀写的是：“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并在上边题道：“宗文先生长斯邑年余，今调赴铜梁，出纸索书，因集散氏铭以赠，即乞政之。独秀。”下面盖了两方印章，一是他的名字，一是“仲甫”二字。谁知，罗宗文到铜梁上任不久，就在报纸上看到陈独秀逝世的消息。这副对联，可能就是陈独秀的绝笔了。

门无车马喧

陈独秀在江津期间，社交活动并不多，尤其是搬到石墙院后，更是深居简出。

但由于他过去在社会上的声望，当时江津的社会上层人士很尊重他，地方上的一些重要宴会也请他去参加。陈独秀在宴会上，已不像往昔那样谈笑风生，而正如一些老人回忆的那样，他总是沉默寡言，难见笑容。

陈独秀有时带着潘兰珍到江津城东公园内的“支那内学院”游玩。“支那内学院”是抗战时期由南京迁往江津的一个佛学研究机构。1918年，由佛学大师、书法家欧阳竟无等人在南京创设。后遭日本侵略，欧阳竟无逃难入川，“支那内学院”也随之迁来。这座学院地处长江边，风景宜人。院内的高语罕、苏鸿怡和欧阳竟无三人，都是陈独秀的老朋友。陈独秀有时与高语罕、欧阳竟无相聚在一起，谈文赏艺，切磋书法，谈天说地。偶尔，陈独秀也在这里与同乡、70多岁的前清进士苏鸿怡等人一起打打牌。在东门公园游玩散心的同时，陈独秀也顺便到西门外的康庄一带踏青赏景。这里曾经是他短暂地居住过的地方。此处，背依青山，面临碧水，万树桃花，遍地橘林，风景优美。每每来到这个地方，陈独秀都流连忘返，不忍离去。他借李白的诗句击节赞叹：“问我何时栖碧山，笑而不语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并对康庄的主人发出肺腑之言：“此地风景甚好，得此佳景，余生足矣!”没想到，后来他果真得到了康庄主人的慷慨相助，了却了宿愿。

陈独秀在江津来往最密切的是三邓。一是邓仲纯。他是安徽安庆人，早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医。邓仲纯隔三五天要去石墙院会会陈独秀，一方面去给他看看病，一方面陪他聊聊天。二是邓蟾秋和他的侄儿邓燮康。邓家是江津的名门望族，资产甚丰。邓蟾秋是江津农工银行的董事。邓燮康1929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期间深受《新青年》的影响，对陈独秀十分仰慕，他当时是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的大股东。他们叔侄比较开明，喜欢办公益事业。先后捐资在重庆创办了“蟾秋图书馆”，在江津兴办白沙黑石山聚奎中学。陈独秀又应邓蟾秋和他的弟弟聚奎中学董事主任邓缡仙的邀请，在白沙邓氏旧居住了两个多月。

在此期间，陈独秀应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之约，在学校礼堂给全体学生作过一次精彩的讲演。据当时听过陈独秀讲演的学生回忆，那天陈独秀身穿蓝布长衫，外套马褂，脚蹬布鞋，衣着十分简朴。他中等个头，体态清癯，白净的脸上两眼炯炯有神，下巴上留有几根山羊胡子，颧骨突出。陈独秀微驼着背，倒背着双手，行走很慢，但步伐从容，显得十分慈祥。他说话带有浓重的口音，慢条斯理，引经据典，抑扬顿挫，很有学者风度，很多学生都以为陈独秀是私塾老师。陈独秀在给学生们讲话时心平气和，没有慷慨激昂的语调，就像摆家常龙门阵一样。讲演大约40分钟，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他先从匡衡凿壁偷光谈起，劝青年要珍惜光阴，努力学习，为民族作贡献。接着，他又谈东洋小日本想霸占中国，全国人民要一致对外，争取抗战胜利。讲演完毕后，学生们站立两旁热烈鼓掌欢送，陈独秀对每个学生都点头微笑，稳步前行，显得非常高兴。

当时是聚奎中学60周年校庆，同时也是邓蟾秋70大寿。邓蟾秋是聚奎中学创办人邓石泉的第五个儿子，也是聚奎中学第一任校长邓鹤翔之弟。他先后捐资15万作基金兴办聚奎中学。在祝寿晚宴上，陈独秀对高语罕、周光午等人赞叹道：“一个人聚财不难，疏财实难。像蟾秋60万家财，就以15万赠聚奎，5万办图书馆，自己留下5万度晚年，其余分赠亲友子侄作留学费用，真不易矣!”席毕，他还挥毫写下两幅篆字赠与邓蟾秋，一是“大德必寿”，二是“寿考作仁”。后来，这两幅篆字分别镂刻在黑石山鹰咀石和团石包上。

当然，也有一些要人曾去拜访过陈独秀。据石墙院的邻居回忆，潘兰珍曾经对人讲过：“县长来先生家时，双石场上要打扫街道，比县长大几倍的人来看先生也没有打扫街道。”言下之意，比县长大得多的一些人是悄悄来看陈独秀的。还在早些时候，就去找过陈独秀，他想借陈独秀这块招牌再组织一个伪共产党，陈独秀断然加以拒绝；胡适想请陈独秀到美国去写自传，陈独秀没有答应；周佛海、张伯苓等人想拉陈独秀进国防参议会当议员，陈独秀气愤地说：“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陈独秀到了江津之后，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和戴笠经允许后，两人曾提着水果、茅台等礼品微服拜访陈独秀。开始，陈独秀拒不接见。后来，两人找到陈独秀的朋友、也是黄埔军校著名的政治教官高语罕通融，才得以见面。陈独秀表示，自己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但不问政治，也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陈独秀请胡宗南和戴笠转告，要好自为之。

不为五斗米折腰

陈独秀在石墙院的生活十分清苦。

他住的是两间厢房，一为卧室，一为书房，二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地，若遇雨天，满屋漏水。几块石头砌为一个泥土灶，在房东厨房靠门的一隅，煮一日清淡的三餐。室内的家具也十分简陋，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而已。

陈独秀的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一是通过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的关系，任《时事新报》名誉主笔，每月只领一点少得可怜的津贴；二是偶尔为《东方杂志》和教育部所属中央编译馆写稿领一点稿费；三是“北大同学会”捐赠给他一些生活费；四是陈独秀大姐一家在其困难时，也曾给予他一定的帮助；五是好友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鹏升等人的慷慨资助，连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全由朋友包赠。但是，陈独秀对赠款并非所有都接受：首先，素无知交者，不愿无缘受赐。其次，著名的官僚或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即使出于同情而并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他的学生，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和罗家伦曾亲自送钱给他，陈独秀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弄得二人很尴尬。组织部长、“中统局长”朱家骅在傅斯年家曾以高官厚禄拉拢陈独秀，遭严词拒绝。后来，朱家骅赠陈独秀5000元支票一张，遭拒绝后，他又托转赠。而根据陈独秀的个性，知道他一定不会接纳。便托与陈独秀书信来往较为密切的郑学稼转赠。陈独秀接款后问明由来，因自己不便与直接联系，便给郑学稼写了一封信，同5000元支票一并寄去，并嘱咐他当面还给，说“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叛徒任卓宣汇给他200元，汇去不久，陈独秀给他退了回去。第三，无功不受禄。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教育部出版，还前后两次预支给他20000元稿费。但是与陈立夫发生了改书名的争执，书未出成，预付稿费他也一直未动用。

陈独秀因此赢得人们的普遍崇敬，大家都来关心帮助他，其中最突出的是当年北京大学毕业的有关人士组成的联谊会组织“北大同学会”。该会不仅定期资助陈独秀生活费，还具体委托北大学生罗汉照顾陈独秀入川后的生活。1939年5月重庆大轰炸，罗汉遇难，又继续委托北大学生何之瑜来江津照顾陈独秀。“北大同学会”及罗汉、何之瑜的照顾和帮助，是陈独秀晚年生活安定度过的重要保证。为此，陈独秀十分感激。他后来把书稿《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赠给北大，以资报答。对其他亲友的资助，他也以字条、字联、碑文或金石篆刻相赠，尽管这种报答是象征性的。而资助陈独秀的亲友都知道他“无功不受禄”的脾气，在接济时，故意请他写字刊石。但是，即使这样，由于物价猛涨，陈独秀的生活还是十分窘迫。1941年11月22日，陈独秀在致好友的信中说，他家每月生活费达600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因此，有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辛亥时期的老朋友柏文蔚将军自湖南永绥到重庆开会时，专程到江津看望陈独秀。他见陈独秀穿着十分单薄，当场脱下灰鼠皮袍赠给陈独秀御寒。陈独秀后来也不得不将此灰鼠皮袍拿到了典当铺。1941年冬天，他在向欧阳竟无借《武荣碑》字帖时写了一首诗，无意中透露了自己十分清苦的生活：“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1942年1月，陈独秀写信告诉杨鹏升，打算迁居贵阳：“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虽未全好，或可冒险乘车往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后来他取消了辗转南方的打算：“贵阳之行已决计作罢，终以病体不胜此跋涉也。”足见其生活之困窘。虽然陈独秀取消了南行的计划，但他的信却引起了杨鹏升的深深不安，他给陈独秀去了一封信，同时以索写大字对联为名，汇去现金1000元作为对书联的报酬。谁知，这又引起了陈独秀的深深愧疚，他在4月5日的回信中写道：“前两次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见出于吾兄之请求，更觉惭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前敬题大联，恐未曾寄到，来函云收到者，殆伪造此言以慰我耳。”好朋友用心良苦的美丽谎言，既让陈独秀感到温暖与感激，更使陈独秀觉得尴尬与无奈。字里行间，包含着多少难以言语的艰辛。为了节约开支，潘兰珍在石墙院的空地上开辟了一小块地，种上菠菜、蒜苗、洋芋等陈独秀平时最爱吃的蔬菜。空闲时，陈独秀也常常给菜地浇浇水，施施肥，捉捉虫，借以排遣心中的郁闷与孤独。

在寂寞中去世

1942年5月27日夜，陈独秀在石墙院溘然长逝。

据当年在场的老人们回忆，陈独秀去世的那天晚上，天气阴冷，下着丝丝小雨。石墙院附近的乡民们来到上房，见陈先生静静地躺着，潘太太和陈先生的三儿子陈松年等十多人在旁哭个不停，潘太太哭得特别伤心。大家劝慰了她一番，就把陈先生的遗体抬到了下房，放进预先准备好的一个大木盆里，为陈先生净身后，用一种极薄的白绵纸搓成细绳将陈先生尸体密密缠裹。然后，把一件白布衣服穿在里面，一件白绸衣服套在外面，下身穿上青丝棉裤。陈先生放入木棺后，又用100斤石粉、100斤枫炭末、100斤谷壳混合着填入，塞紧……然后，是安葬陈独秀。老人们说，陈先生出殡的时候，是个晴天。送葬的人，有陈先生的亲朋故旧，闻讯而来的大小要人，以及方圆数十里的群众数百余人。学生们一律穿着白衬衣，手持童子棒，乡丁们则肩扛长枪，枪上扎有一朵白花。木棺上也扎了一朵很大的白绸花，一对童男童女各牵着白绸在前面开路，一直送葬到江津城西门外的康庄。

陈独秀病逝的前后情形，何之瑜在1942年6月6日以《独秀先生病逝始末》为题，作了详细叙述，其油印原件现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他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先生素患胃肠症，四年前又患高血压，迄无起色，年来息影深山，生活不安，营养尤为不良。本年五月十二日上午，用蚕豆花泡水饮半小杯(约十二日)腹胀不适。初闻诸医言，用蚕豆花泡水，服之可治高血压，今春不时泡服，虽未奏效，亦无损害。此次所服之豆花，采摘时遇雨，经数日始干，中有发酵者，泡服时水呈黑色，味亦不正，或系酸酵后含有毒汁，一时失机，因以中毒也。次日(十三日)上午，友人过访，午餐食四季豆烧肉过量，晚餐时又食之，食物作梗，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吐后稍适，仍难入梦。自后精神疲乏，夜眠不安，间服“骨炭末”，似觉稍适。至十七日晨盥漱，顿觉头目晕眩，随即静卧，少选欲奏厕，以头晕未果。午后七时半，强起入圊，即起晕倒，四肢僵厥，冷汗如注，约一小时许，始苏。少顷(九时)又复昏厥，约三刻钟，始苏，周身发寒，冷汗如浴，旋又发烧，约一刻钟，始复旧状。十八日清晨，先生遣人来告，乃约先生之公子松年暨先生之至友邓仲纯医生上山探视(先生出函请邓先生上山医诊)，同时上函重庆周纶、曾定天两医师莅津诊治，因周、曾两名医年前曾为先生详细诊察病状，最为先生所信赖。时以先生病状甚危，又草以详细病历送重庆周、曾两医师过目。两医师虽医务繁忙，然莫不细心研讨处方，且各赠药品，而尤以周纶医师将其太夫人预防血压变化之针剂分赠，其情况尤为可感。但因先生所病实无挽救之方，故两医生均未能来津，于是数日之间，辗转床，苦闷不安。至二十二日上午，又复昏厥，前后接连三次，虽然注强心剂苏醒，然病难治矣。二十三日又请江津西医邹邦柱、唐熙光两医师上山诊视，施行灌肠，大便得通，然病情仍未少减。先生于二十五日上午命夫人约之瑜至榻前略有所嘱。二十七日午刻乃陷于昏睡状况，强心针与平血压针交互注射，均无效验。延至晚九时四十分逝世。时除先生夫人潘兰珍女士、公子松年夫妇、孙女长玮、长屿、侄孙长文及邓仲纯医师与之瑜外，适包惠僧君由重庆来山探病，均已在侧。先生之衣衾棺木与墓地安葬等身后大事，均承江津邓蟾秋老人及其侄公子燮康先生之全力赞助，始得备办齐全。邓氏叔侄之热肠，令人铭感!先生灵柩乃于六月一日下午一时半安葬于四川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

就这样，在烟波浩渺的长江边，满坡橘花飘飞的鼎山脚下，又增添了一堆新土。只是，静静地在风雨中肃立的石墙院，显得更加幽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