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江津寓所被盗始末

1937年抗战爆发，政府在中共的强烈呼吁下将关押了五年的陈独秀从南京监狱提前释放。此时的陈独秀已是家破人亡――乔年、延年壮烈牺牲后，他的前两任妻子高晓岚、高君曼和长女陈玉莹都因悲伤过度而陆续离开人世。他带着患难少妻潘兰珍，出南京，奔武汉，颠沛长沙，于1938年8月3日，来到“陪都”重庆近郊的江津县。

陈独秀先住在县城郭家公馆，次年初移居黄荆街88号“延年医院”内，因与主人妻子相处不睦而离开，到朋友在城外为躲避日机轰炸而建的“康庄”小住，后又住到城西三十里之外的施家大院。陈独秀总感觉到这并不是他的安身之处。5月，江津乡绅杨学渊仰慕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旗手”和“总司令”的名声，盛情邀他到杨氏祖屋鹤山坪石墙院居住。陈独秀即以“为杨氏修订家谱、整理杨氏先人遗稿”给予回报。

石墙院是江津县城南鹤山山脉中坪上的一个典型的具有巴渝风格的农家院落，因四周筑有二丈高的石墙而得名。这里离县城有30多里崎岖山路，但有长江水路相通，石墙院下是五举沱渡口，乘船顺水约3吩钟即可到县城，这里森林茂密，非常静雅。陈独秀夫妻就住在院内里间左边的两间小偏房里，虽然室内光线昏暗，泥地面潮湿阴冷，只一床、一桌、一椅，简陋至极，但他俩仍能营造出小家的氛围，这里成了陈独秀理想的避难所。

此时的陈独秀在政治上非常失意，他是夹在两座大山之间。中共党内重要人物王明、康生百般诬陷他，则对这位前共产党总书记怀恨在心，时时派出特务暗中盯梢，有时甚至达到了公开的地步。

在石墙院深居简出的陈独秀，仍引起了山村不大不小的骚动。当地人虽然不知道这位“下江人陈先生”曾是中共大官，但他穿长衫、戴眼镜、说话斯文，又时常有乘船坐轿的人来拜访他，大家就猜想到这不是个简单的“陈先生”。穿着整洁的潘兰珍，和石墙院的几个老太太玩麻将，因语言不通，多是败局，但她还时常参与，大家都认为他俩有来历……

陈独秀除了在家写作外，早晚也会出来散步，隔三差五也会去赶附近的麻柳场、双石场、五举场，或者进县城。也常帮坪上的老百姓在红白喜事中写写对联记记账什么的。他融入了村民之中，就像山里的一个老学究。

1940年8月2日，一件令陈独秀痛惜的事发生了。

这天清晨，陈独秀在夫人潘兰珍的陪同下到县城朋友开的“延年医院”看病。晚上回来时，发现寓居的小偏房后窗大开，原来盗贼来过了。陈独秀一边催促伙夫给当地团正和县警察局报案，一面进行清点。共计被盗去棕编书箱一只，内有衣被，有在南京监狱写的书稿，有几本书籍和一枚“独秀山民”篆刻阳文玉印章……

陈独秀非常着急和痛心，但县警察局却以这只是一桩小案为由迟迟不予侦办。他非常生气，马上给江津县长黄鹏基写信。黄系北大毕业生，虽是国民政府的县长，但他素来敬重陈独秀，加上陈又是名人，怕事情闹大了授人以柄，就下令由双石、麻柳两乡团正组织壮丁配合县警察局一起侦办，并限三天内破案。县警察局警员和宪兵团宪兵装模作样来到鹤山坪，借口进行清查，到处抄家，搞得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就连石墙院附近与陈独秀关系很好的杨氏等四家，也都成了抄家对象，幸好陈独秀及时出面为他们担保，才免于鸡犬不宁的折腾。

还是双石和麻柳两乡的团正有办法，他们既是强龙，又是地头蛇。他们将当地几个堂口的“惯首”集中起来“拿语言”，说你们这次“办”得太大了，必须交出人……三天后，参与盗窃的肖、黄、张、刘四贼归案，但他们却被押送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江津稽查所关起来。后来肖、黄、刘三人都被放出，只有张没有出来。案是破了，箱子里的衣被也追回来了，但手稿和书籍没了踪影。

据查，几个盗贼均是双石、麻柳两乡人。他们认定陈的来头很大，肯定很有钱，就进行了几天的踩点。8月2日一大早，见陈独秀夫妇出门下山乘船进城，肖、黄、张、刘四人就开始作案。两人在房前院后放哨，两人从茂密的竹林后院翻石墙入内，在陈独秀住的偏房后墙上用薄刀拨开后窗，钻进室内，盗走棕编箱子，四人在后山坡打开箱子一看，见是几本书和写成的书稿，不禁大失所望，就在大柏树下扔掉了印章，烧掉了书和书稿……但当时就有陈独秀的朋友认为这事并不这么简单。

家中被盗的第二天，陈独秀给远在成都的老朋友杨朋升写信说：

“敝寓昨失窃，窃失衣被等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为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未出版书之草稿，甚为可惜也。”又说：“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见势绌，倘一旦不支，成渝大道，必为敌人及汉奸所据，乡间又属土匪世界，无军队或秘密会党之势力，亦不能生存，兄为川人定无大碍，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

在这封信最后署名下面陈独秀又附言说：“此间已势不可居，拟九月初赴渝治病，在南岸至多住一个月，即拟移居赤水或江安县城居住，不知此城中兄有知友否?”――从此信可看出，陈独秀对石墙院也不乐观，他想搬到更远的贵州等地。但何处才是净土，他不知道，他的朋友们也不知道。

最终陈独秀还是留在了石墙院。但这一打击使陈独秀一直郁郁不乐，也严重损坏了他的健康。他呕心沥血在非常环境里耗尽心血写成的书稿没了，怎不痛心疾首!他只得夜以继日地从头写起。

章士钊当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住重庆上清寺。陈、章二人政见不合，各行其是，但彼此关心，书诗往来，私谊长存，神交已久，章士钊得知陈独秀家被盗后，写下《独秀遇盗诗》，表达了对盗贼的谴责和对陈独秀的同情。诗日――

乱世百不道，盗道亦互轻。

朱门不敢动，翻劫鹤山坪。

坪中伊何人，寂寞一陈生。

陈生旷无有，残稿东西横。

并此且略去，赋意吾难名。

恭元不可贺，好爵非所紫。

吾异洛阳守，贼曹非所令?

聊以诗慰之，为媵故旧情。

此情不可市，敢日压子惊。

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陈独秀因急性胃炎与脑充血突发，溘然长逝于石墙院寓室，享年64岁。・

陈独秀病逝不久，就传出关于他被盗的新版本：1940年8月他家被盗，并不是几个乡间小蟊贼所为，而是军统重庆稽查处派出的监视陈独秀的特务借篷使风的伎俩。他们见陈独秀天天在室内写东西，想探查其内容，就指使当地一姓张的惯偷，由他召集三个小蟊贼，偷去陈独秀的箱子，打开看后点火一烧了事。此事确否，已成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