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轨转向重构规则

作者简介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邮电大学兼职客座教授

2010年将尽之际，最能显示这一年中国经济外交成功和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上升的，莫过于接连召开的两场最高层次的经济外交活动：

从在韩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到在日本横滨举行的第十八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会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某些势力煞费苦心营造围攻中国的态势，从不断提高稀土之争的调门；到将全球“货币战争”归咎于中国而企图压迫中国迅速、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到强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缩写为“TPP”）而隐含架空亚太经合组织之意，再到奥巴马在两大峰会前夕访问印度、印尼，无不以中国为矛头所向；即使在陡然升级的中日争端背后，山姆大叔操纵的身影也隐约可见。

然而，主席访欧和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的穿梭外交打破了“遏华”西方阵营最坚固环节之一，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声浪执意实施第二轮定量宽松更把众多国家推向美国的对立面。

结果，G20峰会通过的公报没有纳入美国事前极力主张的“汇率低估”问题，反而提出了“要避免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由于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美国蓄意实施“弱美元”政策，这种提法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含蓄指责；公报提出“在金融监管中更好地反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观点”，“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具有恢复力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将发展问题纳入公报，更是中国等发展中成员国主张的胜利。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其欧洲盟友，舆论普遍认为奥巴马的亚洲十日行遭遇失败，乃至“彻底的失败”（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语），中国领导人则是在两大峰会上“优雅地离开”。

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发生的上述事件为中国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重构规则（或规则演化）的进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未来10年调整中国与外部关系的关键都在于认清并接受、顺应中国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规则演化的趋势。

为什么？这植根于所谓“国际惯例”（或“国际规则”）的两重性以及中国向历史常态回归的必然趋势。

所谓“国际惯例”，有体现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部分，是值得我们吸取的人类文明共同成果；也有只具备局部、暂时正面作用的部分，有些做法更是仅仅体现了某些发达国家甚至这些国家内部某些利益集团的诉求，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甚至侵犯了人类良知的基本底线，即使在发达国家国内也不可避免遭到激烈抨击。前几年某些西方大型制药厂商出格的艾滋病药品专利要求就是如此，最终他们不得不在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抨击下回归社会公德准则。对于这类“国际惯例”，我们该做的不是接轨，而是抵制。也正因为如此，所谓“国际惯例”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不过是大国意志的体现而已。正因为“国际惯例”有这样的两重性，而且必然因力量对比变化而相应调整。因此，随着未来十年中国综合国力的相对提升，中国必将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规则演化。

转向重构规则不是对“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抛弃，而是扬弃，正如“与国际惯例接轨”是对此前“自力更生”的扬弃而不是抛弃一样。从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宣布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新中国对外战争的胜利和自力更生初步建立完整产业体系、实现工业化的成就为中国赢得了大体平等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资格，在此基础上启动的“与国际惯例接轨”才能使中国受益，而不是沦入附庸地位不能自拔；“与国际惯例接轨”超乎预计的成绩使得中国更早地触及现行“国际惯例”的天花板，重构规则的必要性由此浮出海面，历史就是这样螺旋上升，不断发展。

毫无疑问，重构规则要求我们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然世事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凡后起国家“赶超”取得了相当成就之后，必然面临是继续“赶超”还是“被赶超”而昙花一现的抉择。因为新兴大国在“赶超”守成大国前期的初步成功会削弱其赖以起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创造自己被其他后起者“赶超”的可能性；更因为对于力图维持霸权的守成大国而言，除了直接阻挠新兴大国“赶超”之外，扶植其他发展中国家赶超新兴大国，令新兴大国“赶超”不成反“被赶超”，无疑更是上上之策。近年来西方热衷于唱多某几个后起发展中国家并动辄将其与中国相提并论，不过是上述守成大国策略的具体表现而已。对国际战略竞争的险恶，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来不得半点天真。一个国家也只有通过推动重构规则，向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提出更公平合理而且可行的规则，才能永久地提升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重构规则不仅是中国利益所在，也是国际社会公利之所在，因为守成霸权独揽规则制定大权的局面已经极大地激励了霸权国家的道德风险。让我们看看已成众矢之的的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吧！中国、德国、巴西、南非……一大批本来国情和立场观点迥异的国家在反对美联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上找到了共同点，美国此举遭到了众多国家财经高官的公开质疑，各国舆论更是口诛笔伐。但美国是一个开宗明义公开宣布其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国家，又占据着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地位。任何经济政策，只要不是与别国达成了“恐怖平衡”以至于有可能两败俱伤，无论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多么巨大的冲击，只要美国统治集团感到国内政治和国际竞争中有此需要，他们就有强烈的内在冲动将其付诸实施。其他国家目前尚缺乏有效手段制衡其道德风险，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被动跟随，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就是如此。

美国不是不知道第二轮定量宽松将给除美国之外几乎所有国家带来的冲击。问题是这种冲击恰恰是他们想要的东西，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成本、收益分担不对称的特征又为他们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海宁（Randall Henning）直言，美国常常以美元贬值手段强迫日本、德国被动参与国际货币合作并承受不对称的影响。在经济政策合作的博弈中，“先行优势”意味着只要美国率先采取行动而欧洲、日本被动跟随，美国就能够靠牺牲跟随者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福利。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点并未根本改观，各国对美国第二轮定量宽松口诛笔伐之后，仍然不得不增持美国债券，为美国人买单。要约束霸权国家道德风险承担起较多责任，这是中国这样一个负责任大国最高层次的负责任表现。

重构规则，约束霸权国家，并不意味着我们追求与霸权国家全面冲突，而是要坚持斗而不破。这不仅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也是为了防范某些后发国家的道德风险，避免我国为人作嫁。为了赢得独立自主之权利，我们曾不得不在立国伊始就卷入同美国的大规模热战，不得不忍受全面贸易禁运的煎熬，不得不在核威胁阴影下以急行军的干劲推进国家工业化……

如果不是为了与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较量，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开放市场，倾力扶植其成为阻拦共产主义浪潮的“防波堤”，更不用说他们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朝鲜、越南两场热战先后给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直接创造的“特需景气”了。但是，当中国结束与美国的全面对抗、开始重新进入世界主流市场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从来不曾感谢中国为其创造了发展环境，而是肆意轻薄讥笑中国人均收入的暂时差距。现在，既然我们已经赢得了独立自主之权利，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次为人作嫁。

原则确定之后，落实原则的关键就在于什么样的策略最符合中国利益。我认为，策略可以划分为被动策略（或防御性策略）和主动策略两类，前者是面对既有的规则根据本国利益加以取舍，意在维护本国利益；后者则是主动引导确立符合本国意愿的规则，意在促进本国利益；“维护”与“促进”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和更有效实现前者的手段。如果说前者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那么后者就是我国作为一个新兴自信、负责任大国所必须承担的责任。片面的防御性策略容易形成扭曲的“受害者”心理，进而落入恶性循环；积极的主动策略则有助于形成平和、宽厚的大国国民心态，进而上升启动良性循环。在较低的层次上，我们不能总是消极地应对别人制定的规则，那样在国际经济政治角逐中永远无法摆脱被动处境；在较高的层次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只有积极、有条不紊地参与乃至主导制定国际规则，才能对整个人类的福祉作出我们应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