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间 乾坤无限

篆刻艺术，是中国艺术门类中的一个特殊门类，它与汉字、中国书法、中国画等艺术门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并在世界艺术百花园中独放异彩。

我们知道，古代的实用印章艺术（古玺、秦汉印），其实是当时制印工匠们的工艺制作品。他们仅仅是依据当时的实用玺印制度生产出来的一些实用品而已，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艺术层面的那种艺术创作（篆刻）。他们中间大多数作者的作品也只是凭借一种制作经验和制作技术之使然，并没有追求艺术概念的因素在其中。后来，这种实用的形式，发展演变成为我们现在认可的篆刻艺术，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期，往往是数百年如一日，很难说它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是个分界。然而，当艺术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时候，尤其是其进一步完善成熟，并日渐过渡走向现代后，人们用艺术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它们的时候才发现，这些不经意的“实用品”，竟然是一些高不可攀的艺术杰作。这一情形的出现，令当时那些制印“工匠们”始料未及。也正因为如此，明清篆刻家对此曾一度不屑一顾，甚至深恶痛绝。不过，虽然明清篆刻家们的这种态度不无道理，但站在今天的角度，特别是站在纯艺术的角度，我们觉得是一种浅见。中国艺术的几个门类，之所以篆刻艺术的发展最大，从某种意义上反倒是得益于对明清这种片面观点的反省，而回归秦汉也意味着是一种进步。

马士达先生正是当代篆刻艺术家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明清的东西，有时候过于文人化了些，甚至是过分地强调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值得商榷的。不仅如此，他们小看秦汉印是普通工匠，竭力主张“印从书出”，其实也是理解上的一种狭隘。秦汉印（古玺）自然、自由、纯真、天趣，少有人为雕琢的东西，更没有过于技巧化的成分，因此，有一种质朴、自然的美，是“源头活水”，这恰恰就是明清印所不具备的。陈衡恪曾经告诉齐白石，不妨用汉砖的刀法来制印。后来他大刀阔斧，尽洗前人的追方逐圆，刻意求工，另辟蹊径，别开生面。

其实，对于一个篆刻艺术的从事者来说，能否准确理解和把握其中真谛（中国艺术的精神）及其发展过程和规律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关键之所在。当然，具备一定的基础技能，选择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并进一步发挥个人的才情和修养，也是最终成就的一种保证。

马士达先生的篆刻艺术是我所欣赏的，并胜过欣赏别的篆刻艺术家。他的作品有一种活的、有生命的“气场”，同时也有千差万别、变化无穷的形式。他能在不同的作品里有不同的意趣，并很少重复，更没有刻意的雕琢。因此，看先生的作品，心动、回味无穷、美。

大多数人认为篆刻一定要学习篆书，马先生则不然。他认为篆书与篆刻虽然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他不习篆书。在他看来，从篆书入手，路子窄，极易死板而缺乏生气。他也不习草书，而是从行草或行书开路，因为草书的草法烦（坡也不写草书，其实真正懂草书的人也不多），行、楷、隶倒是花了不少时间。隶书则是他的另一张牌，是既不同于别人，又完全是自己的风彩。他是以隶为本，楷、行为用，并几乎是凭自己的理解。他的作品受古人的影响大，但又有所消化，并不是“邯郸学步”与“东施效颦”。秦汉印章是本，明清的东西则是批判吸收，是唯我所用，又有不同。他一直坚信，艺术“自由则活，自然则古”。他的作品“无我为大，有本不穷”，宁愿让一个内行称道，也不愿让一百个外行说好。

马先生在篆刻艺术道理上的胜出，得益于两位恩师：沙曼翁的正统和手上功夫及宋季丁的思路和灵性。同时，古玺、秦汉印、明清浙派、邓派及近代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的精神境界和审美理想注入到创作中，以其特定的篆刻语言来塑造作品的“气象”，丰富作品的精神意蕴。这样一来，有效地增强了篆刻艺术的表现力。这是一种对象化了的人的本质能力，也是一种客观化了的人的主观体验。我们今天的艺术所要表现的正是这个东西，即“美”。当然，并非一切文字都是书法，一切印章都是篆刻，也并非一切美都是艺术。如百灵鸟的叫声和《空山鸟语》同样好听，但它不是艺术。与之相反，石器时期的绘画和非洲丛林中的原始民族舞蹈，尽管简单粗糙，但却仍然是艺术。所以，我们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之所以叫创作而不叫制作，就是因为它自身的独立的“美”。这个特性的“美”，就是不同之中有相同，相同之间又有不同，是个性表现和独特的理解。马先生的篆刻艺术作品里所表达出的那种气息与艺术所要表达的东西正好不谋而合。所以，艺术家的工作既没有现成的和明确的概念及工具可供参考和使用，也不可能用一种规范化的语言来进行一系列的陈述性表达。他们表达情感除了创造一种可以诉诸于感觉的形式之外，别无他途。

黑格尔曾把艺术分为三大类――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他认为象征型艺术的特征是物质重于精神（或者说形式重于内容），古代东方艺术都是象征艺术，建筑是象征艺术的典型代表。古典型艺术的特征则又是另外一种情形，是精神与物质的一种有机结合（或者说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这种和谐使艺术几乎到了完美的境界。其典型代表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刻。浪漫型艺术的特征则是追求精神超越物质（或者说内容服从形式）。浪漫型艺术使艺术进入一种理想境界。绘画，诗歌和音乐是浪漫艺术的典型代表。也只有在这种艺术的艺术作品中，特别是在诗歌中，内容（精神）才真正超越形式（物质）的规定而自由地表现出一种自我来。这种超越性就决定了艺术家不同于哲学家，更不同于科学家。浪漫型艺术与其他任何形式的情感表现形式又不一样。只有他们的这种创造，才是独一无二的情感的表现形式，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成功，如果不是，那就是不成功的。马先生的艺术作品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一种情感的表达，因此，也是极具浪漫色彩的。

我们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分析马先生及其作品。首先是他自由的精神。马士达先生的个性是率真的，但又不天真，“真”是他的本性，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假”。这其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而艺术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现实的束缚而具有某种自由的性质，也是人类自由的一种形式，其表现在艺术作品中就是一种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精神现象――美。“美”才是艺术作品最高最后的标准，只有抓住了这一根本的东西，一切事物才可能是艺术。马先生的作品就有这样一种独特的自由精神，并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客观化了的人的主观体验的美感，所以是艺术，也是美的艺术。

其次是他与众不同的性格。马先生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艺术上，特别是在他的艺术作品中，处处都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生活上他不拘小节（“不假”），艺术上凭自己的理解，既不盲从于人，也不固步自封。用他自己的话：不自欺，也不欺人。因此，他的作品也与众不同，并充满无限的生气和新意。

再者是他认真的态度。马先生自认为自己是不聪明的，但也并不笨，至少还是清楚自己的，不至于太糊涂。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认真对待，从不马虎，认真却不过于认真，是“认真与不认真”之间。先生认为任何事情，过于认真了，就容易死板，以至于难以突破。而不认真就容易草率，特别是艺术，一旦草率就俗、就浅，甚至极易走向非艺术。所以，马先生的成就，一靠认真，二靠灵活。其实，认真是一种态度，也是必须，“不认真”又是一种灵活，一种创意，而认真与不认真之间更是一种超越，一种境界。

另外，我认为喜爱音乐也是先生的“一剂良药”。音乐与绘画是姊妹艺术，也是浪漫型艺术典型的代表。对音乐艺术（特别是器乐）的情有独钟和独特理解，可能也是马先生的一大优势。无论是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还是艺术作品中，音乐的成分随处可见。

总之，马士达的篆刻艺术，是一种不随流俗的独特追求，在当代属上品。他的创作有“法”，但不拘泥于“法”，有“古”，又不是搬“古”，也不是套“古”，而是拓“古”、化“古”，是既有古人，也有自己，既有传统，也有新意，并更具现代意识，是“技”与“道”的和谐统一。研究中国当代篆刻艺术，尤其是当代篆刻艺术史，先生是一重镇，无法绕行。先生的作品，方寸之间，可谓乾坤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