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轨道”与“东亚轨道”的竞合

在美国积极推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以构建“TPP轨道”为代表的亚太经济合作路径打破了原有的区域合作均衡，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演变。这种演变在政治和经济上与东亚经济体以“ASEAN+”模式为代表的“东亚轨道”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形成战略竞争，从而反映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乃至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TPP轨道”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力推动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发展，以加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联系，但由于APEC的“开放地区主义”宗旨，导致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始终缺少制度约束和内在动力。面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2006年，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起草了关于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建议。此后，美国积极推动将该建议纳入APEC贸易部长的工作范围，并最终写入2007年APEC领导人的声明。2011年，檀香山会议进一步确定APEC朝着一个无缝区域经济迈进的目标，即加强成员国经济体的一体化，并通过“解决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议题”而扩大贸易。然而，由于APEC在实现茂物目标方面行动迟缓，讨论合作议题不断泛化，美国推动建立FTAAP的行动也始终停留在“深入讨论和研究”阶段。为此，美国决定采取双边推动多边、次区域推动区域的方式，以TPP为切入点，吸引APEC成员国加入，形成迂回达成FTAAP的“TPP轨道”，并力图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亚太自由贸易体系。

TPP之所以号称“21世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其条款的约束性。和APEC非约束性的“协调单边主义（concerted unilateralism）”合作方式、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无法实现共同推进贸易自由化目标相比，TPP的约束性条款为走在前面的APEC成员国加快自由贸易机制化和福利增长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性治理设计。二是TPP具有“弹性次序，多轨多速”的贸易自由化特征，即减让项目无固定顺序，且对减让时间表和速度不做硬性规定，这延续了APEC曾经推行的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手段，而不是一揽子协议实施。三是TPP坚持开放性和包容性原则，TPP贸易部长“檀香山领导人报告”中明确表示TPP具有开放性，欢迎APEC各成员国积极加入，同时也坚定支持APEC具有更广泛的自由化进程。此外，对于TPP缔约各方原有的FTA，可根据其实际情况自主选择适用原则，以最大限度保护各自的贸易利益。

可以说，TPP条款具有更高标准和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特征。这反映在TPP一方面寻求成员国在服务、海关等方面合作，从整体完善和促进生产和服务供应链之间相互融合，对中小企业在贸易协议理解和运用上给予更多帮助，大力提高服务贸易开展的便利化程度，推动成员国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在TPP纲要文件中，增加了劳工、环境保护和其他“新加坡议题”等内容，具有设立全球新FTA标准的倾向和趋势。

美国将TPP视作构建FTAAP的通道，并力求制定TPP高标准的FTA范本，以塑造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格局。美国将知识产权、环保、劳工和服务业开放等诸多议题纷纷纳入TPP谈判，寻求运用其在贸易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开发“亚洲广阔和不断增长的消费群的能力”，力图从跨太平洋治理的角度，为未来的区域经济治理提供一种新范式，同时也在客观上为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提供了一种制度保障的选项。

“东亚轨道”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浪潮中，鉴于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和域内外大国的战略立场，以东盟为代表的东亚国家感到只有一定程度上凝聚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的集体主导权，才能维护自身的话语权和经济利益。因此，在东盟早期的积极倡导下，构建了以其自身为“轴心”，多个“10+1”自贸区为“辐条”的“ASEAN+”模式，东亚初步形成了地区经济一体化“东亚轨道”的大致轮廓。

2012年11月，在柬埔寨举行东亚峰会期间，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的联合声明》（RCEP），正式启动东亚自贸区建设进程。同日，中日韩三国贸易部长也共同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RCEP是基于“ASEAN+”模式加以构建，实际上是中国支持的基于“10+3”模式的东亚自由贸易协议（EAFTA）和日本支持的基于“10+6”模式的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的一种妥协。

就RCEP合作机制的构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一是RCEP立足既有“10+1”协定，覆盖货物和服务贸易、投资和竞争政策、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和争端解决等主要领域，兼顾高水平和渐进性的谈判特征，力图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关“新加坡议题”条款也取得一定突破。

二是RCEP较TPP而言，已经形成一定的自由贸易成果，旨在建立一个“现代的、高质量和有附加值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以实现“促进成员国间的贸易和投资扩大，提高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透明度，推动成员国更便利地融入全球和地区供应链”。RCEP建成后将辐射16个国家，覆盖人口超过30亿，以2012年数据，经济总量达到19.78万亿美元，也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

三是从整体标准上看，RCEP的质量和标准尚不及TPP谈判，但是由于具有更灵活地开放性和自愿性，同时考虑成员国发展水平的差异，一旦达成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和相关领域具体政策，能够较快进入实施和运行。

RCEP谈判的启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ASEAN+”模式进入新阶段，尽管形式上东盟仍拥有东亚经济合作的“轴心”地位，但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持续发展，也会极大地影响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平衡和稳定。因此，“东亚轨道”的路径将可能实现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新秩序，即逐步构建以中国经济成长为基础，以东亚服务生产网络整合和区域贸易自由化为手段，实现东亚地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发展的“东亚轨道”。

FTAAP的“北京路线图”

与亚太区域的竞合

2014年11月，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北京路线图”和“共同促进全球价值链等领域合作的战略行动计划”达成共识，同意启动并全面系统地推进FTAAP进程。尽管东亚地区各类RTAs/FTAs也能较好地实现贸易创造效应，但无论从实现比较利益还是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等角度看，由占世界经济总额57%的21个经济体构成的FTAAP，无疑是最具价值、贸易创造和促进经济发展效应作用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亚太区域贸易自由化实现所需合作机制的终极保障。

当然，APEC北京会议只是确定启动FTAAP进程并制定路线图，反映了建设亚太自贸区是包括中美两国在内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共同目标，但对于建设的步骤、节奏和形式还存在不同观点，其真正成果则有赖于各国的共同努力。因此，就TPP协议的基本达成和RCEP谈判而言，它们与亚太自贸区构建并不矛盾，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整合两条“轨道”，将既有的各类RTAs/FTAs融合为构建FTAAP的“阶梯”而不是“路障”。

能否稳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决定着亚太区域合作机制发展的未来。目前，尽管TPP协议的基本达成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中美两国如何共同推进FTAAP建设将可能成为双方利益的焦点。例如APEC已成立亚太自贸区的“主席之友”工作组，是由中美共同主持。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中美两国能以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态度明确共同价值的交易点，提出“TPP轨道”和“东亚轨道”的融合和合作解决方案，将可能构建出符合亚太地区长远发展的稳定、平衡的合作治理机制，并最终成为亚太区域贸易自由化实现的制度保障。（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部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