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微博打拐志愿者”

在当下的中国互联网上，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一场保护乞讨儿童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２０１１年初，于建嵘教授在新浪微博发起该活动，而这场活动的参与者，则是上亿微博的拥趸。这其中，有一个叫邓飞的记者特别突出。

邓飞：湖南人，现任《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

２００８年，荣获天涯社区最受网友欢迎记者铜奖；

２０１０年，获“微博年度记者”称号；

２０１０年，入围时代周报影响中国时代进程１００人；

２０１０年，入围《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５０人；

２０１０年，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人物”；

２０１０年，腾讯网“华语传媒盛典”年度记者。

我们的访谈从“微博打拐”开始。

找到“彭文乐”

２００８年７月，一直关注“被拐儿童”的邓飞南下深圳，采访了彭高峰和孙海洋两位失去儿子的父亲。彭高峰是湖北潜江人，带着妻儿岳母在深圳市公明镇合水口社区开了一个小电话超市。２００８年，他的儿子彭文乐在家门口被一男子强行抱走，从此不知去向。彭高峰踏上了漫漫寻子路，一度把电话超市改成寻子店，还在网上开店“寻儿彭文乐”。近三年来，变卖身家寻遍全国。

冰山被掀开一角。在调查报道过程中，邓飞发现，拐卖儿童的现象并非孤例，很多湖南、湖北人在深圳、东莞打工丢失了孩子。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和帮助被拐儿童的？是从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开始的吗？

邓飞：我是２０００年大学毕业的，当时进了湖南长沙的今日女报从事新闻工作。这是一份妇联刊物。从那时起，就接触了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相关的报道。

我第一次接触“被拐儿童”这一主题，就是在长沙。当时，湖南永州宁远县的一位陈先生，他去广东打工，母亲带着儿子去看病。结果，在医院，孩子被一个妇女抱走。老奶奶郁郁而终。

记者：怎么会想到用微博这种形式来帮助找到被拐儿童的呢？

邓飞：２００９年８月的时候，新浪微博出现了。我们一帮记者同行很快就聚集在这一平台上，互通有无，征集新闻线索。

江西宜黄遭遇“暴力拆迁”的钟家姐妹在机场女厕所躲避“劫访”人员的事件发生后，我第一时间通过微博直播事件进展，得到全国网友的关注。这时候，我就想借助自己微博高涨的人气来帮助彭高峰寻找儿子。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城市里的微博网友一般回到老家，可以帮助我们寻找。

彭文乐的图片在微博上传了几千次，结果奇迹出现了。一个学生在微博上留言，说是在江苏邳州市一村庄看到了彭文乐。２０１１年２月份，在当地警察的帮助下，我们终于解救出了被拐长达３年的彭文乐。而此时，孩子已经念二年级了，名字被改成韩伟成，小名叫韩龙飞，学习很好。

这次成功的解救很快在微博和媒体上“发酵”，正是广大被拐儿童家长、网友的热捧，才有今天“微博打拐”的声势。

在这次的“微博打拐”中，我们也感受到了社会热心人的支持和鼓励。为了便于帮助各地不幸家庭，我在新浪、腾讯微博开辟了“微博打拐志愿团”，很短时间内就吸引了超过了１万人的参与。这期间，有做心理辅导的、做慈善的、做救助的，比如“天使母亲”，甚至公安系统的法医帮助我们做司法鉴定。我们不仅帮助父母找到孩子，还要让他们过上健康、正常的生活，这里的健康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我们还要救助他们的家庭，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很多家庭为了找孩子弄得倾家荡产。

记者：你觉得你在这场活动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邓飞：首先，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志愿者”，帮助被拐儿童找到家。其次，我是一个记者，记者有独到的资源和平台。我可以吸引全国各地的记者，我的同行，做更多的宣传，告诉大家如何打拐，呼吁市民、读者帮助找到线索，报告公安机关。鼓励更多的人帮助我们找孩子。

微博：“牛刀小试”

记者：这次“微博打拐”引发的社会关注热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微博这种社交媒体发挥强大影响力的一次“初露锋芒”。我知道，您也有博客，很“强大的”ＱＱ群，但是，微博和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邓飞：微博如同一把“小刀”，一条只能写１４０字的微博机动灵活，可通过互联网、ＭＳＮ 、客户端和手机随时随地出来，并可附带一张图片或者一段视频。

我发现，一篇博客文章点击量再大，也只能限定在一个空间里，除非被人为选择复制张贴在其他博客或论坛空间，而信息在微博的传播是一个奇妙的“粉丝路径”――Ａ 信息后，Ａ的粉丝甲乙丙丁……（直到无限），都可以在自己的微博页面上实时接收这条信息；如果甲觉得Ａ的这条微博不错，他可以“一键”转发，这条信息立即出现在甲的微博里，被甲的粉丝１２３４……（直到无限）看见，然后依此类推，形成一种裂变传播（Ｏｎｅ Ｔｏ Ｎ Ｔｏ Ｎ ），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远胜之前任何一种媒介产品。

此外，微博用户们的连接除开友谊，更多是某个共同话题――用户可以以感兴趣的话题为中心，形成不同的“话题圈”。不论相互之间是否认识，但只要对该话题感兴趣，都可以参与到讨论中，相互交流碰撞。而不论是谁，只要提出的话题独特、重要或见识过人，极易形成“一呼百应”或“一呼万应”，被肯定、被鼓励、被赞扬――这对分工细化、碎片化的都市人群来说，是一种罕见而美妙的美好感受。

记者：您认为微博的影响力从何而来？

邓飞：我讲到过，微博是一个言论较为自由的空间。它的力量正是源自这种公民的参与、舆论的压力。

２０１０年８月６日，《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立三打电话说他被扣押在吉林省桦甸县一个派出所，连上厕所都被吼骂，希望得到同行支援。我也感觉紧张，记者要是碰上这种事情也只能无奈，我要他快写一个不超过１４０字的短息给我。我加上“两记者现设法发出求援信息，请全国同行关注报道”，发到新浪微博上，并给新浪微博管理员去了一个电话，请他帮助推荐。

一条求助信息被推荐到新浪首页后，数百名媒体同行在微博上相互鼓励并寻求解决办法。吉林省公安厅很快致电当地警方，要求把两记者送到县委宣传部。最后，桦甸县公安局和县委宣传部分别向两名记者道歉。

自此以后，记者们开始在微博上形成默契，一旦遭遇不法侵害，同行们就将微博上实现抱团，共进退，相互支持来谋求保护。我们调查记者之间的协同、互助和信息的流通变得更为快捷、有效率。

记者：你更愿意将微博看作是记者们联合起来，保护同行的一种工具。除了这方面外，这些工具对于新闻工作还有怎样的帮助？比如提供新闻线索，我发现您的微博上很多是他人提供的新闻线索。你选择报道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判断一条微博新闻线索的价值呢？

邓飞：博客、ＱＱ、微博只是形式方面的变化，对于提供新闻线索而言，没有质的区别。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消息来源、提供新闻线索的途径更为多元。在微博上，消息来源可以以公开消息或私信的方式“报料”。有人提供线索之后，如果符合我的“口”，我就会第一时间和他取得联系。比起电话、电子邮件、博客“报料”来，微博捆绑了多种传播媒介，使得“报料”成为实时的行为。

每天通过各种途径给我们发线索的人很多，其中很多都是很好的题材。但是，由于记者精力有限，加上我们有不同的报道“口”，所以，大家都会有所选择。但是，记者圈子很大，也许这条报道我一时做不了，但是，我可以把它转发到微博上，让记者同行关注。

记者：作为一个深度文字报道记者，您的优势在于深度剖析新闻事件的台前幕后，但是，微博这类社交网络限定１４０字的篇幅，实际上恰是深度报道的软肋。你如何调整、适应这种趋势？

邓飞：我觉得，微博１４０字的限制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写出深度报道，拥有足够的技巧，纵然是１４０字也能写出事件的概貌和意义。关键在于写作者，就像“在八仙桌下打猴拳”一样，需要更高超的技巧。常年撰写特稿，帮助我锻造了一种讲故事的能力，能在１４０字内概述一件事情，并能提炼一个较好标题，便于传播。

另外，我觉得，微博和深度报道的性质是不同。微博的传播更多的是公民意见的表达，是意见表达的平台。而深度报道不一样，它是记者的职务行为。这种行为需要专业操守，讲求职业规范。微博随意得多，你完全可以发表个人看法，但是，报道就不是这样了。报道讲求多方求证、讲究的是新闻当事人各方利益、观点的平衡。

立志成为调查作家

记者：我们知道，您所在的《凤凰周刊》是一本讲求深度，注重报道质量、深度报道的刊物。如今你已成为“微博名人”，在一个调查报道记者和“微博名人”之间，你更倾向于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呢？

邓飞：我是一个写了１０年调查报道的记者。２００２年我就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常德火车站瓜分火车票事件、寻妻、救人小烈士反遭自杀诬陷等３篇调查报道，编辑万静波给我巨大帮助，训练我建立思维模式和如何进行追问式的递进调查。

我每写出的一个报道，无论是事实、趋势和判断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从来没有惹过投诉、诉讼。凭借《凤凰周刊》的独特尺度优势，我写下了《死刑犯取器调查》、《广东化州盗尸调查》、《青海贩枪调查》、《衡阳福利院贩婴调查》、《湘西州长的北京一夜》、《南水北调调查》、《杀死阳宗海》、《中国癌症村调查》等数十篇调查报道。

对我而言，我更愿意升级成为一名调查作家，纵深化充分发掘一个事件的价值，这或许是忠于文字的中国文字调查记者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