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学之幸——石声汉先生古农学思想、研究方法和学术成就浅识

“贾学”之说，始于日本学者西山武一，旨为贾思勰《齐民要术》经典农学地位立名，颇道出国外汉农学家的创见卓识。西山曾为昔日“贾学之未能发展，表示极大遗憾”[1]，既得石声汉校注本《齐民要术今释》，则欣然尽弃杞忧，赞叹今释之出为“贾学之幸”[2]，中国学者研究《齐民要术》的学力和功德，也为这位日本贾学泰斗言中。

石声汉先生是位硕学多能型学者，治学精明睿智，又坚韧不拔。早年立业生物科学，为著名植物生理学家。中晚年转重古代农书校注整理，益擅博学交叉研究之长，深得《齐民要术》堂奥及古代农家者流的著作要领，遂以“贾学创始者”称著世界科技史学坛[3]。本文正是在创通贾学的制高点上，见识石声汉先生的学术境界，彰明贾学之幸所在。

一、学科思想——古农学的科学标帜

石声汉先生受任古农学研究时近“五十而知天命”之年，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促其从炙热的现代生物科学转入“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4]的故纸堆中。当时新中国在规划宏伟的社会主义蓝图，继承中华古国数千年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遗产，是共和国奠基自立的基础。同志早在40年代初就未雨绸缪，告诫本党：“清里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申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尊重自已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5]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建国后传统医学和农学领域首先根据中央指示开展历史遗产整理，农学方面“清家底”工作在农业部督导下，制定规划，建立机构，延揽专才，起势有声有色．石声汉先生恰是在此鼎革时期的学术背景下，改道易辙，厕身古农书领域。石声汉先生对祖国农业遗产素怀珍重之情，大约青年时代就有兴于古农书的探索，唯因昔日社会条件所限而只能“临渊羡鱼”，但却从未自泯夙愿，多年来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学术动态。细读石声汉先生有关著作，许多古代农书农事似乎早有深思熟虑，某些重大的国内外农史资料早年已有涉猎或备录。石声汉先生与饱经忧患的同代知识分子一样富有民族自尊心，曾负笈欧洲获伦敦大学植物生理哲学博士，英国学者称其学术上有“剑桥气质”[6]。但他却并不自以为是，从骨子里痛恶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自信在古农书领域内本民族独具优势，颇不安于本国古农书研究水平落于人后，深为时人不自重祖国农业遗产而焦虑。从其现存信稿和有关口碑资料看，他多年一直为此耿耿于怀，“心里始终是个疙瘩”[7]，在“”时期许多公众场合曾坦诚申明，维护本民族应得的国际学术地位，也是他倾心于古农学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业遗产宝藏自本世纪初始走上现代开发轨道，最初涉足者即为精于现代农学的专家，但在旧中国毫无统筹擘画的状况下，先觉者只能自发地进行零碎的个案研究，较新中国继承农业遗产的宏图大略和大规模的整理工作相去甚远。所以当石声汉先生筚路蓝缕进入这一领域时，仍面临着披荆斩棘的草创艰辛。特别是要遵循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清理数千年农业遗产，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里既要对历史悠久、内涵复杂的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作出符合实际的认识，更要运用全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加以研究，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主导性学术思想。前辈学者初涉这个特殊的科研领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自己的学识和专长，逐步实践、探索，直至确立或选择这种学科思想，以统领整个研究工作。尽管他们对这一过程并无郑重声明或详确论证，但从其整体思路和具体工作之中仍可看出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途径、方法、风格等，即后人评论常谓的“治学路子”。石声汉先生整理研究农业遗产的“路子”集中体现在他所倡导的“古农学”之中，他以此概括自立的学科思想，又用以命名主持的研究机构，作为鲜明的学术标帜。

石声汉先生标帜的“古农学”概念本身已很明确，顾名思义，古农学即古代农业科学；申言之，就是我国传统农业在数千年发展中形成的经验性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主要以古农书的载体形式在古代农业中传播演进。古农学的提出绝非即兴而名的标新立异，说到底还是石声汉先生在古农书整理研究中实践认识的产物。当农业遗产整理工作发起之始，中央农业部就邀集各方专家，确定以农书校注为遗产整理的重点，并直接领导组织了大型骨干农书的校释和出版。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总揽数千年祖国农业遗产中的珍藏，在博大深厚、纷繁驳杂的农业遗产宝库中首先划出易于科学开发的领域．石声汉先生则全力投入古农书中潜心探研，深入认识这一领域基本矛盾及其特殊性，准确地把握其学科范畴，给古农书赋于科学的意义，在历代农家的故纸中首次树立起“农学”的旗帜，作为一门当代科学研究不断从实践和理论上开拓。

石声汉先生古农学思想渗透在他的古农书校注研究之中，特别是在分析解释古代农事问题的观点、思路、方法等方面，更容易感受到这种学科思想的内涵。科学亦属历史范畴，农业科学也包含着不同的历史形态，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传统古农学与近百余年的现代农学水平虽不可同日语，甚至在某些理论家眼里还有本质的不同，但毕竟是中国农业科学前后相承的发展阶段，古农学同样占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理所当然应归属于中国农业科学范畴。就实质而论，科学是有系统的知识体系，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书记载中自成体统，有关生产系列、技术环节、农事概念等等，古今农学大体相通，唯建立学科的理论、观点、方法有所差异。前者立学于古代哲学观念，凭借经验性感知建立知识体系，后者立学现代生物科学理论，依靠实验性的研究建立知识体系。大约考虑到这种同中之异，石声汉先生命名时特冠以“古”字，以体现与现代“农学”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关系。他在给好友杨东莼先生的致函中所说的“攘窃前人所积，近年来思路渐成体系”[8]，从总体看即指古农学学科体系臻于成熟而盲。古农学的学科价值，除资以科学地“识古”，客观地揭示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基本面貌和内部规律外，同时更有“察今”的作用，“古为今用”始终是我国农业遗产整理的方针，对此石声汉先生也曾有深刻的思考：首重古农学的直接使用价值，石声汉先生指出农书中尚有增产效益的技术经验，改进提高再用于农业生产；尤其重视至今仍行于农业中的传统农业工具、作物和技术知识，主张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加以总结和改造，发展其生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农业。次重古农学对认识我国农业传统和未来道路的历史价值。用石声汉先生的话说，“研究古农学，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农业所根据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还在于‘溯往知来’，为提高农业生产寻找广阔的道路”[2]。这种价值取向、也是我们今日探讨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所遵循的基本思路。

任何新建学科都不可能一立而就，古农学建设必然经历长期的曲折过程，石声汉先生为此做了大量坚实的基础建设，自谦为“服务性的工作”。他通校了历代骨干农书，并加以理论的总结研究，《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和《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可视为古农学概论之作。同行学者在五六十年代也出刊许多重要校注农书和研究论著，其中《中国农学书录》、《中国农学史》亦屑古农学支柱性著作，从所有这些校注农书和研究论著即可反映出农业遗产整理高潮时期，古农学学科建设的规模和水平。在农业遗产研究领域，早期与古农学同时发生、相辅相兴的，还有农业历史学科，前者着重于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横向系统研究，后者则侧重整个古代农业的纵向历史考察；古农学为农业历史做了基本资料的深入研究，至80年代农史研究终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发展规模远超乎兴盛一时的古农学。然而，显隐兴替本是学科发展的正常现象，古农学近年虽步履迟缓，但学科自在的地位和固有的学术价值规律，决定其势必再度中兴，并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小学兼农学的考证法

石声汉先生研治古农学既有鲜明学科思想，又具富有创造意识的科学方法，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赞他“巧思过人”，即就其古农学思想和研究方法而推崇。关于石声汉先生研治古农学的基本方法用自已的话概括起来说就是“传统的小学修养和近代科学的最新成就”[9]，他运用这种方法校注整理农书，也用于考证研究重大古代农事农史。“小学和农学”[10]相结合的考证方法，是在严守校勘成法、绝不轻改原书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传统语言文字学(小学)手段考证农书古籍文字的形体、读音和意义，并结合文献学的手段解决版本方面的各种问题，昭明古代农事名物的原本情状。在此基础上极尽现代科学理论、方法之优长，剖析其中的农业技术原理，揭示生产经验和农业知识的科学成分，并指出局限、错误及违背现代科学之处。通过深入考证研究再将结论和凭据，按通常校注方式加以记载。这种传统学术与现代科研相结合的研究过程似乎顺理成章，其实很不简单。翻阅石声汉先生的校注，便知这种大跨度的学科交叉结合，实为一创造性的研究过程，能以一人才力而兼之，实屑大不易。兹仍就“农学”和“小学”两方面，分析石声汉先生创用的这种研究方法，以及何以独能运用此法的个人原因。

就农学方面看，采用现代化农业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主导农书、农事考证，这是石声汉先生倡立的古农学与旧考据学的本质区别，而现代农学的具体应用又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首先是将现代农学理论和知识体系作为农事考证的参照，石声汉先生的注文和著作并未完全遵循古农书经验性的理论和知识系统，而是站在现代农学理论的高度考注农书，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的体系分科别类地研究古代农业。同时，注意学随时变，把现代农学概念大量移植于古农学，古今概念间则通过严谨的训诂统一名实关系，既不违古代农业实际，又保持所用概念的科学性而易为现代人接受。因此在农书校注中很重视农事名物古今概念的“对释”，重大农书则以今语通释，创行了古农书“今释”体例．其次是现代农学研究方法普遍应用，使古代农事的考证过程和结果科学化。在以田间实验为中心的多种途径的农业科学研究方法之中，综合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已成精良研究方法体系，古农学虽很少径用其具体的实验方法，但从石声汉先生实际工作和论著中仍可看出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思想主导着整个感知、思维及研究的全过程。例如在搜集整理资料时，除善用历史文献外，也很重视实际观察和调查；选题研究过程中更能巧妙使用具体与抽象、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等辩证思维方法形成科学认识，进而以统计、类比和系统方法等建立理论体系。他重实践。躬亲资料到著述的整个研究工作环节，有实证学者的风格，同时重视理论探索，有思辩学者的风采，大约是攻获植物生理哲学博士的功力，对于农业科学技术善作哲学思考，故研究结论显得精辟而富有哲理。总之，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检阅石声汉先生的古农学研究，在名物的考证、农事的解读、农史的研究、农书的整理、论作的撰著等方面，几乎都可看出科学方法在这一古老领域的创造性运用，日本学者据其书而识其人，也惊异地发现他“作为自然科学者所磨炼的分析能力，不随从别人而展示独自的境地”[11]的创新意识。石声汉先生现代农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素养显然源于长期从事的生物学专业基础，17岁入武昌高等师范生物系就读，21岁助教于中山大学即授动、植物学并进行脊椎动物分类研究，26岁考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植物生理学，29岁回国先后任杭州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农专生物学教授，并以植物生理学家名世。解放后20多年久居西北农学院，执教植物生理生化，主攻作物水分生理研究。生理生化为生物学基础，而生物学又是现代农业科学基础科学的中坚学科，正是以精深的植物生理学和广博的生物学基础，再加对西北农业和本校农学各专业的全面涉猎，石声汉先生蓄蕴了精博的现代农业科学修养，故在古农学研究中能驾熟就轻，触处即通。

石声汉先生研究方法另一面是小学为中坚的传统考据学，主用于古农书整理，也行之于有关农事农史的研究。由于古农书毕竟属于古籍文献，古农学概以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为对象，完全凭借现代科学尚难解决本学科基本矛盾，唯有结合运用传统考据学首先扫清古代语言文字、农事名物、文献形式等方面的障碍，才能客观地认识学科对象的历史面貌及其本质。考据学本是我国古代学术研究中相沿既久的一种常规方法，至前清臻于科学完善，鼎盛时期百余年几乎统治了整个清代学术界，近现代之交尚存遗风余韵。清代考据学的精萃在于“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强调通过严谨的文献资料考核研究古代事物。从方法论角度看，其科学性在于严格地运用归纳法，依靠大量例证加以结论，致有“例不十，论不立”之说．至晚清西学东渐，在现代科学方法全面兴起的历史条件下，考据学相形见绌，逐渐显露种种弊端，但考据学“求实”精神和“归纳”研究方法，终不失为我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仍有可信用的科学成分，有待在某些领域继续使用、改造和光大发扬。石声汉先生正是在这种立场上将传统考据的科学精华移植于古农学领域。考据学的中心学问是传统的语盲文字学，即由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组成的所谓“小学”，着重从形、音、义方面训释古籍字、词、语义。小学三科中以音韵为中坚，通过语音历史演变规律推求古音，进而因声求义以获正解，故音韵在考据中最关键也最艰深，令人惊异的是石声汉先生音韵学造诣极高，即使专攻音韵学的传统语言学家也常叹服其精。据西北农大图书馆一位前辈回忆，石声汉先生在一次诚挚交谈中曾言，他所以敢受农书整理之命，实与“自巳懂古音，在音韵学上下过功夫”有很大关系。因为音韵学是古代文献语言的核心，通音韵则小学通，小学通则古书通，古书通则考据遂通。当然，多种学科构成的传统考据也并非音学一把锐器可以包揽，还需要文字、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整个历史文化的知识，方可考明古代文献中的复杂事物。这种综合才能或称为“考据功力”，清代学者即以此相矜尚，然石声汉先生竞能在这多方面头头是道，俱见功力。从石声汉先生农书注释和古农学论著中，常见以声音为主的古文字形、音、义彼此互求，或以古汉语构词和语法规律求农作物名类，或用方言俗语及某些外来古语辨农史是非，小学方法运用十分娴熟。有关文献学知识也颇为渊博，古籍学家所论的目录、版本、校勘三长，似乎无一不精，故善从各类文献中钩沉辑佚为人鲜知的农书和资料，有时胆色俱励地直斥某书之伪，并详确地辨明伪书、伪文、伪者和作伪时代。在古代历史和中外文化知识方面，更见博闻强记之长，披揽积蓄极为丰富，故能随时将古代农书农事置于具体历史背景下加以综合研究。

人或不解长期从事现代科学研究的专家，何以对传统学问有如此广博精深的修养?据知其人者论，实不唯其才华横溢，先天秉赋过人，主要还是生平于文史知识为主的“国学”孜孜不息的涵养之功。石声汉先生出身一贫穷的寒士之家，他的父亲曾为人佣笔，精诗文、书法、国画、金石、篆刻等，所以他在清苦中尝得较早的家学启蒙。5岁习《四书》，7岁读《诗经》、《左传》，8岁看《聊斋志异》。幼年阅《红楼梦》即达十多遍。小学已诵读大量诗词古文，自幼铺奠了古典文学艺术的根基。后来从业现代自然科学，终不减嗜古好文兴趣，过盛的文才处处溢露，日常以诗词记事盲志，有时还用文盲文备课作文，为刊物撰写杂文、小说，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书法、篆刻为工余养心消遣，潦倒岁月也书刻鬻字聊补薪俸不足。在语言方面无论从实践到理论都保持长期的研习之功，精通多种外语，可以英文和德文著作，又学习各地方言，能说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方语；至于历史语音似乎用力更勤，在20多岁时就开始研究《广韵》，能熟练检用历代韵书，50年代还同山东大学80多岁的栾调甫先生书信商研音韵学，讨教整理古籍的“家法”，往来函件数万言之多[12]。明了石声汉先生久养而成的这种独特的学识结构，便知其转入古典学术领域并无行山阻隔，古农书整理唯有象他这样博通古今、文理兼养之士，才能出色当行地创用“小学兼农学”的研究方法。

三、学术成就——凿空《齐民要术》之功绩

石声汉先生的学术成就，在植物生理学和古农学领域皆负盛名，而以农书校注研究影响最为广泛深远。总计精校出版的骨干农书有《?锸ぶ?榻袷汀贰ⅰ镀朊褚?踅袷汀贰ⅰ端拿裨铝钚Wⅰ贰ⅰ侗忝裢甲胄Wⅰ贰ⅰ杜┥＜??Wⅰ贰ⅰ杜??樾Wⅰ?种，有关古代农书、农史研究著作8种，论文多篇。在总计数百万字的著作中有专书专题研究，同时有对农书和古代农业遗产的总体研究，其中《农书系统图》、《中国古代农书内容演进表》、《中国农书评介》、《中国农学遗产要略》等，所谓的“一图一表一评一略”，即屑多年农书、农史研究的总结。这些丰硕成果也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嘉勉，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和部省级多种奖励。然而仅从这些方面尚不足以深论石声汉先生，唯有从凝聚其才智和创造力的《齐民要术》校释和研究中，方能观见他在古农学领域攀登的学术高度。

《齐民要术》是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撰写的综合性大型农书，也是世界古代农书中无与伦比的著作。全书记载了公元6世纪以前我国传统农业的生产经验和各种科技知识，内容包括大农业各部门、各专业的技术，颇具农业百科书体的特点，开农家大全式农书体例之先河。《齐民要术》的价值在于全面展现了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渐臻完善时期的发展情况，对日益成熟的精耕细作技术措施作出深入的总结记录，显示出中国农业悠久的优良传统和早熟的高超农艺水平，观其书即可知中国农学的非凡历史成就，亦可知其在世界古代农学史上的绝对领先地位。全书引先秦至魏晋的上古文献多达160多种，其中有些后世日渐散失而成逸书，本书存载的文字可供考据古书，古史之用，因而兼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这部农学巨著隋唐以后一直在民间抄刻相传，并为后来的农书大量地引用。除历代农家视为宝典倍加珍重外。经学传注家还用以校勘经典和古书文字。至本世纪《齐民要术》始为现代科学家注意，特别是农业科学家颇为倾心其古农学价值的探索。日本学者由于农史源流关系对《齐民要术》似乎更富热情，利用本国独藏的较早版本和侵华战争形成的特殊历史环境，颇有组织地长期开展《齐民要术》研究。1940年日本占领北京后，便在北平高校设立专门机构开始译解原书；后来在日本京都大学又组织《齐民要术》轮读会，集中了多种专业的优秀学者全面研究这部世界农学名著．日本学者钻研既广泛而且专深，心得感知的境界也大不相同，特将《齐民要术》研究视为专门学术领域，效法学界将许慎《说文解字》称“许学”、郦道元《水经注》称“郦学”之类的风气，尊贾思勰《齐民要术》的综合研究为“贾学”，并对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落后局面不无微辞。虽然当年我国学者初闻“贾学”之称多以为“未见其可”，然从《齐民要术》于国内外古典科学中的地位及在今日自由活泼学术风气之下，复言“贾学”，亦未见其不可。尽管日本学者较早步入贾学领域，但是国外学者要完全贯通根植于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齐民要术》终不免障碍重重，正如日本另一位著名的贾学旗手熊代幸雄所称，本书中确实有许多“日本方面不可能到达的深奥理解”，故以释译《齐民要术》为主攻目标的日本贾学研究，也不免“牛步漫漫”[13]。因为本书经一千五百多年的传抄刻印演生出许多讹、倒、衍、脱，几无一个版本无错字破句，有的地方根本无法通读．早在宋代人已觉其“奇字错见，往往难读”[14]；辗转至明代，人们对所引的某些古字，“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义，文士犹嗫之，况民间其可用乎?”[15]所以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便以“文词古奥”作出总评结论，故近世以来，读者不免叹为“奇书”，“未敢通读”。中外古今学者所以感到《齐民要术》难读难懂，实因通解这部古典农学名著所需知识学科跨度太大，而学界又往往缺乏“对于小学和农学都有素养的有志之士”[10]。

上文第二部分预先分析了石声汉先生于传统小学和现代农学的精深修养，评介了他据此创行的考证研究方法，正是凭借这种独特的学识和考据法通解了《齐民要术》，终于拨开了长期弥漫贾学的迷雾，作成《齐民要术今释》。今从攻坚的角度看，石声汉先生今释本突破了前人备受困惑四大难题：一是奇字、难词、疑句的解读。此类问题原书颇多又最令读者望而生畏，今释极尽小学之长，形、音、义考据多端，除个别字句以外，疑难文字词句基本解决。二是版本演生伪异字句的勘订。因本书流传版本种类较多，系统也比较复杂，再加类书摘引中的异同，利用起来使人难以适从。今释本出入经史子集，采用版本、目录、校勘等文献研究手段，比较折衷，去伪存真，以求原书本来面貌。三是原书正文与注文、大字与小字掺杂的厘定。原书除正文之外，还有作者的注文，各本虽多用大小字体加以区别，但因古籍错简和抄刻错误，不少注文以大字掺入正文，注文中也时有后人批语札记相杂，真伪莫辨。今释本采用综合考证方法，匡谬纠误详加分析，终使正文、注文各归其位。四是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恰当地注释原书农事名物，阐明农学原理，亦是今释本最大特色。清朝乾嘉时代的考据大师于《齐民要术》也曾竭力用功，然而有所发明之处甚少，皆因无农业科学专长之故。今释本充分显示出注释者精深的现代农学造诣，以及善于“古今结合”进行综合考证研究的优长，不仅使本书农艺、农史条条件件得以发明，而且还对全书的农业科学技术系统地分析，形成纵(时代)横(类别)分明的知识体系。并撰写《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一书，以通俗的方式直接宣传原书的农学成就。总之，石声汉先生今释本及其研究著作既富古典学问深厚功力，同时也充满现代科学的气息，使这部古代农学名著与当今人的认识方式终于沟通，在历代《齐民要术》注释和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石声汉先生通解通释《齐民要术》的历史功绩，在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同时带来深刻影响。这种“凿空”之功不唯使一书贯通，而且以根本上扫除了古农书和农业遗产整理的最大障碍。为我国古代农学和农业历史研究开辟了全面发展的道路，近40年来本专业日益兴旺的历程即昭明了石声汉先生的不朽功绩。同时今释本在国外贾学领域也颇负盛誉，当第一、二分册传至日本后，以谦恭严谨称著的东邻同行即致函石声汉先生，申明将暂停持续了十多年的《齐民要术》日文翻译工作，待今释本第三、四分册出齐后再全面参阅翻译；日本《校订译注齐民要术》工程终于1959年告竣，日本学术界亦誉为“堪称划时代的业绩”[16]。石声汉先生为进一步传流《齐民要术》，在世界范围内弘扬历史悠久、成就卓著的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将《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译为英文向国外发行，英文版连刊四次皆磬售一空。当世界人民粗知中国这部伟大的古农书及其价值后，更欲亲自阅读或研究，于是英国和德国学者也分别以两种文本翻译出版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古典农学名著，而英德文本的《齐民要术》也主要是依据石声汉先生今释本翻译。

石声汉先生于1971年病逝，但是他通解《齐民要术》并广传于世界的功德是永世不没的，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悼念文中所说，石声汉先生以今释的不朽名著《齐民要术》而“在西方世界已很出名，因此石声汉是不会被忘记的”。看来日本西山武一与英国李约瑟西位东西方汉学大师见解正相互补；西山以石声汉其人为贾学之幸，而李约瑟又以贾学亦石声汉其人之幸。

参 考 文 献

[1] 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

[2] 孙 健．《石声汉教授和古农书研究》，见《光明日报》，1962-05-13。

[3] 日渡部武．《贾学的创始者们》，见：《石声汉教授纪念集》，内部资料。

[4] 宋应星．《天工开物·序》，石声汉先生常以此明志。

[5] ．《新民主主义论》，见：《选集》,1967横捧袖珍本。

[6] 英 李约瑟．《给石定栩的倌和纪念文》,1985-03。

[7] 石声汉致刘仙洲的信．见：姜义安，《深切怀念石先生》，油印稿。

[8] 石声汉给杨东莼的信．见：姜义安，《深切怀念石声汉先生》，油印稿。

[9] 西北农学院1956年呈报的“全国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登记卡片”，石声汉先生亲笔撰写栏目。

[10]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小引，科学出版社，1957-12。

[11] 日 渡部武．《石声汉教授对中国古农书研究的成就及其对日本汉农学界的深刻影响》，见：《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12] 此一大段有关事实见姜义安《古农学专家石声汉先生事略》，《西北农学院学报》，1982(2)。

[13] 日 熊代幸雄给石声汉的信，收北农大古农学研究室。

[14] 宋 李煮．《孙氏[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

[15] 明 杨慎．《丹铅总录》。

[16] 日 渡部武．《日本对中国古农书的研究概况》，见：《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