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大江健三郎文本语言建构中的纵轴

摘要: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凭借独特的文本语言建构而获得94年诺贝尔文学奖。透析隐藏于其作品中深层的文学总体结构,研究这种起源于汉语却又极具日本民族特色的语言所构成的符号化文本语言,以使我们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能够客观地评价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同时促进外国作家与本国读者之间语言行动的合作。

关键词:建构;纵轴;文本;符号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2-0018-02

在大江文学的先行研究中,国内学界多从文学创作论的角度对大江文学进行了精深的阐释。如王琢的《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王中忱的《边缘意识与小说方法》等;而在日本,则多是对创作文本进行依附性的阐释。如平野t的《大江健三郎『全作品の全集解h》、加藤典洋的《『万延元年のフットボ`ルの解h》等。

大江健三郎借助日本神话中的象征性、战斗的人文主义精神性以及发端于宗教上的想象力,来展示其作品的多义、边缘、重复、差异、空间,也正是由于这种文本的无始源性、开放性、互文性,才使得其文学作品获得无限生命力。其文本语言突破了日本传统文学中强调极端真实的“私小说”限制,呈现全知叙事模式的欧化文本。同时大江健三郎又是采用日本式的语言文体,来展现其作品的民族性格,使得其文学作品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在其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便有很好的体现。这些作品的文本语言建构既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并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使其文学既具有特殊性、民族性的同时,又拥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那么如何解构大江健三郎作品独特的文本符号呢?

创作文本的主体性应是我们外国文学研究的根基。正如俄罗斯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巴赫金(1895-1975)所述:“人带着他做人的特征,总是在表现自己(在说话),亦即创造文本(哪怕是潜在的文本)”。[2]不过,创作文本并不是消极的被阅读的对象,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存在,任何一个文本都有它产生的文化语境,也都受到各种社会存在的制约,所以我们必须把对文本内容的研究与对形式的研究有机结合,即把文本系统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加以研究。

在大江健三郎的《愁容童子》中,依据“故事中的地形学”便有:“老公公上山(+)去砍柴,老婆婆去河边(-)洗衣服。”这个开首部分里,已经显示出了纵向轴线。这里的老公公和老婆婆是沿着两个方向去劳作的:

山

河

于是,这里的山与河便构成了叙事地形学上的高(+)低(-)型纵向轴线。

(一)纵轴之源――口传神话之“自己的树”

在大江健三郎的《在自己的树下》(朝日新社2001年)中,其祖母所述的口传神话之一――“自己的树”:“那树在林子的高处,山谷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树。人的灵魂从自己的树的根,也就是树的根部那里出来,走下山谷钻到刚降生的人的身体里去。所以呢,人死的时候只是身体没有了,那灵魂呢,是要返回到树根去的。”而且“如果进了林子,无意中站到‘自己的树’下时,年长的自己和年幼的自己相遇……如果年幼的自己问――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年长的该何言以对?” 正是这种由“自己的树”引发的、对“自我灵魂”的拷问,正是大江文学所探究的一种文化救赎的思想,并伴随在其作为小说家的创作历程中,这也是作家常把“自己的树”作为自己叙事物语纵向构造(即纵轴)的起源之缘由。

如果说神话传说中的“自己的树”作为大江健三郎文本符号建构中纵轴原点的话,那么源于《桃太郎》传说中的桃太郎――“童子”的传说则成为大江健三郎文本符号建构中的纵轴得以展开重要元素。

(二)纵轴的连接符――口传神话之“童子”

可以任意穿越时空的“童子”的符码,使得大江健三郎文本符号建构得以的纵向展开,把原本孤立的各种的神话传说的孤立单元,组合成线状的有机整体结构,即贯穿时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纵轴。

最早在大江健三郎文本中最早出现的“童子”的雏形出现在《M/T与森林中不可思议的故事》中――作为“童子”的龟井铭助为暴动者出谋划策,也是文本外的作者自己的代言人。不过,极具象征意义的“童子”是伴随着大江健三郎一系列作品的创作而逐渐显现出来的。

在其获奖作品之一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67年)中,小说的主人公根所蜜三郎和根所鹰四,实际上充当大江健三郎在文本内代言人的不同侧面。一个是用“猫眼”[万P214]注视着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一个是试图不满社会现状的破坏者。正是破坏者的死亡使得旁观者的新生,而破坏者没有达成的愿望只有寄希望于重获新生的人。按照来自森林神话“自己的树”的传说”,那么,鹰四的人生终点只是回到了“自己的树”根部,而蜜三郎犹如是鹰四的灵魂树根部出来而重新获得“再生”的童子,这样便形成根所两兄弟死亡与重生情结的重合。

“死亡与重生情结的重合”的运用促成作家大江健三郎其后的作品中屡屡出现在危难民众身边出谋划策的“童子”形象。如《被偷换的孩子》(2000年)、《愁容童子》(2000年)和《二百年的孩子》(2003年)等一系列长篇小说中。

在《愁容童子》(2000年)中,所描述的依旧是作为大江健三郎“边缘文学”的四国森林。“愁容”隐喻主人公长江古义人(即文本中的作家自身)“忧天下之忧”,而作为可以自由往来于时间和空间“童子”的少年龟井铭助,是一个转世的传奇少年。与先前的作品中所出现的“童子”所不同的是,愁容“童子”从森林中出发的“超童子”。“童子”们从森林中的做梦人那里出发,前往世界各处,然后再回到森林里来――所见到的梦境,是通过“梦中浮桥”前往现实世界。既有像铭助托生的“童子”那样,在举行暴动的农民走投无路而召开军事会议之际躺在会场,借助梦境返回做梦人处讨教战术。也有做梦人通过梦境向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童子”传送指令。这样不仅仅是把现在与过去相连,也把未来也包孕在内的、梦境中的时间内。

显然,《愁容童子》中的“童子”不同与先前其作品中的“童子”的描写――只是局限本民族内部的文学视野,而是通过“梦中浮桥”走向了世界。那么借助对“超童子”的描写,使得大江健三郎的文学触角也延伸向了世界,其文本本身所指范围也相应地扩大化了,能指的对象也就不再单纯指向本民族的客观所在,而是随着其文本建构中的纵轴的展开,其文学文本语言的意指必然具有任意性――通过“童子”不仅把日本民族的神话/传说与历史事件、社会现实相关联,进而与世界相交融,更是与未来相联系。其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二百年的孩子》(2003)。

《二百年的孩子》中的童子“三人组”根据祖母的遗画和当地传说,在千年古柯树洞里,利用时间装置数次前往峡谷森林的过去历史事件中。虽然文本中的历史事件被安排在1864年和1867年,实际上显然是指向1788年和1866年两次发生在峡谷森林的、未被官方记载的大濑暴动。这也是作家利用小说的虚构特点,暧昧地“所指”。当然,作家并非要单纯地再现几乎被遗忘的历史,而是通过文学的再现的力量,利用可以任意穿越时空的“童子”的传说来表达自己文本的价值取向――拯救世界!所以,《二百年的孩子》中的三个主人公“童子”也试图“打破”时间装置的约定,返回现代社会带上种种越狱工具,欲在暴风雨之夜将一百七十年前的“童子”铭助解救出来。可以说铭助在大江健三郎文本中是作为 “童子”的领袖而出现的角色,因而当三个主人公“童子”再次利用时间装置前往八十年后的未来时,面对2064年所显现出来的――复活的国家主义的阴暗前景,铭助作为代表新生力量“童子”们的领袖地位便愈发不可缺。虽然“过去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所以无法改变。话虽如此,回到过去一看呀,便更深入地理解了铭助这个人”,同时由于“未来则是尚未确定的事物,可以通过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所作所为,使其具有无数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正朝着尚有希望的一面在改变:从南美以及亚洲各国来到两百年前农民举行暴动的旧址上,“童子”们重新建立起“鼯根据地”。也正是大江健三郎这种“鼯根据地”元素的介入,使得其以往的叙事舞台――四国森林“根据地”从局域性拓展为世界性。“只使用自己的语言”的“鼯根据地”的“童子”同样具有了世界意味。

从文本语言上看,正是由于“童子”元素恰好地糅合在大江健三郎的文本语言中,尤其是《愁容童子》、《二百年的孩子》等作品中“童子”角色的延伸使得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性得以体现。而且,由于作家利用能任意穿越时空的、传说中的“童子”元素作为媒介来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个单元,这就构成了大江健三郎文本建构中系统化的纵轴。

大江健三郎在其文本符号建构中所使用的单元,可以理解为形象的丛集或形象化的整体。众所周知文学的所有形象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即是沟通作者与公众读者之间关系的人物。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人物往往与神话或传说相关联,其文本的语言符号结构都可追溯到神话与传说的源头,而其神话都是与大自然密切关联的人物,而且其文本通常以“A是B”型的恒等陈述的隐喻,把人与自然中的物体说成是一回事,尽管人与物互不相同。而作为大江健三郎创作之源泉的四国村庄,作为传统文化的最后根据地,处于与国家(东京)的政治、文化等中心相抗衡的边缘。作为作家的大江健三郎采用这种与中心对抗的边缘文学,并“走向边缘,从边缘出发”。在神话和隐喻的作用下,其文本符号的指向也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所指,内涵的丰富使得其能指大于所指,从而导致语意外延的不确定,其文本符号越发表现出极具想象力的文学性。

基金项目:2010年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2010sk296

注释:

{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说理论[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06.

参考文献:

[1]大江健三郎.私という小h家の作り方[M].|京:新潮文,2001.

[2]大江健三郎、大江ゆかり.「自分の木の下で[M]. |京:朝日新社,2004.

[3]张杰,康澄.结构文艺符号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4]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 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本正树.作品案内[A]. |京:集英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