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大通提醒中国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作为美国最大投行之一的摩根大通近日的境遇可谓悲喜交加。

悲的是，摩根大通首席投资办公室在合成债券上的仓位出现了20亿美元交易损失且仍在进一步发酵，由此引发了公众对其风险管控能力的强烈质疑。

喜的是，在近期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达成的联合声明中，中国同意提高外国公司在合资券商中所持股份的比例——由此前的33%提至最高49%。摩根大通是有望借此获得对中国境内证券承销业务更多控制的两家美国投行之一。

不过，这里的悲和喜，更多地是对于摩根大通而言的。对于中国的监管当局和证券行业的思考者而言，其当前的情感状态要远比这复杂得多——扩大开放之际遭遇风险提示，有理由让其对中国证券行业的“引进来”和“走出去”进行更加多元的思考。

上一次类似情形的出现是在2007年底到2008年年初。斯时，尽情享受着牛市红利的国内第一大券商中信证券与当时华尔街风头尚劲的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经历了那场被称为“离万丈深渊还差三步”的惊险恋爱。

2007年10月，中信证券公布与贝尔斯登达成全面合作意向，曾让好大喜功且浸淫于牛市狂热中的媒体们劲刮了一阵“民族风”。不料，五个月后风云突变，贝尔斯登在次贷危机中泥足深陷，最终走上破产之路。

时隔四年之后，在今年四月底的一次内部论坛上，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以略带自嘲的口吻谈及此事时，引得满堂会心一笑。对于局外人来说，这会心一笑里包含着对中信证券“福大命大”的感慨；对于作为局内人的王东明，这会心一笑的背后少不了有关中信证券乃至券商行业审慎国际化的反思。

以此作为对照，若干年后，当中国的证券业者回忆起2012年5月——中国证券业的大门变得更加开放之际，他们是否会庆幸，当时出现的摩根大通“伦敦鲸事件”敲响的警钟，让监管当局在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对输入型金融风险给予了足够的注意？

毋庸讳言，中国证券市场扩大对外开放，必有与权利让渡相对等的利益考量。那么，如摩根大通这样的公司，能给中国的证券行业带来什么？笔者认为，除了期待中的高端人才、先进理念，外资投行能够给中国券业带来的更为重要的东西是——产品。

业界已经形成共识的是，产品缺失是我国当前资本市场存在的最大问题，当前频吹“创新风”的中国券商也正是要在产品拓展方面寻求突破，才能阻遏住券商在资产管理界占比不断下滑的势头。

问题由此而生，丰富的产品体系是要靠相适应的风险管理体系来护航的。在日后有待发展的产品链中，以对冲风险为诉求的衍生品是一个亟待丰富的领域。但实践证明，若为贪婪所控，风险管理不彰，这些衍生品反倒是放大风险的。这种放大的风险能危害到什么程度，看看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可知轻重。

从风险管控能力看，曾经安渡了次贷危机的摩根大通，一向被中国投行界视为楷模。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本人也一向以高超的风险控制手段著称，近来他多有言论抵触美国的新金融监管立法，称其将带来不必要的监管负担。如今，一切全变了，“伦敦鲸”搁浅再一次诠释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加强风险监控的必要性。

分析人士认为，以此次事件为由，政府将加强监管，此前一直为戴蒙所反对的“沃尔克规则”和“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等一系列更严厉限制银行冒险和约束衍生交易的法规将加速出台。

至于我国，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即使傍上摩根大通这样的“优等生”也未必可将风险关在门外。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我们显然不能指望类似于贝尔斯登事件上的幸运再次眷顾。

开放的姿态可以豪迈，但步调还须谨慎。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中，欢呼于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之余，还必须未雨绸缪，对风险管理做出务实的考量。这方面，美国政府在“伦敦鲸”事件之后的一些做法当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