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之日(三题)

说“昨日之日不可留”，该是包含几许无奈的。身体无法穿越，精神分明存有“长绳系日”的情结。我们通常会追寻向昨日，盖因那里有生命的体认，有心灵的守护，非独荦荦大端，一些芥末小事，也能成为岁月冲淡不去的存储。

唐达成赠字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我在苏北小城教书，曾几度去《文艺报》打点儿临工，知道编辑部先前习称的“二唐”和后来所谓的“四条汉子”，唐达成兼列其中。四条汉子云者，虽非纯然“以貌取人”，究其所自，却正是模样上的组合――那日，个头一律高高的谢永旺、唐达成、阎纲、刘锡成不约而同，着一式黄卡长风衣上班，有人戏称过去，原就毋须循名质实。把唐因、唐达成呼为“二唐”有些不同，我读过二位的文字并感受过二位的处事，知道这姓氏组合是指向职事与才干上的齐车并驾。

达成先生仪表堂堂、才干称佳，一手好字更招人喜爱。我不解笔墨，先生的书法家学渊源而功力了得，只是听行家们这么说。不知好歹便不事收藏，友人为我讨得的名家墨宝，也陆续转赠了雅好者。唐先生当年寄赠的一幅字，却一直十分珍惜地保留至今，不是懂得欣赏了，也并非只缘景仰其人；或可说，令我至今感动不已的，是当年那有乖素常的馈赠过程。

上世纪丙子年的烟花三月，唐先生一行下扬州，一起公干之余，复伴同客人去几处园林，盘桓间赏心悦目的惬意自不待言；唯独一种情形下稍感不安，我指的是，到得略事休憩的处所，热情的主人奉茶之后，屡有求唐氏留墨之举。单位主事的、雅好书画的、接待陪同的，多不忍错失机缘。索讨者如愿以偿地收获，旁观者饶有兴味地分享，书写者心神贯注地挥毫，迁延既久，陪同者顾惜到书写者的疲累，属职事亦系常情。无奈这当儿除了自己不去凑热闹，说不得什么，谁来扫兴，无异犯二。不合其时有位朋友好心发问：“老黄不求一幅？”唉，当了先生之面，这不成了难答的问题？只好不着边际地说些“来日方长”呀，“日后选定成句再请先生书以教我”呀――唐先生冲我一笑，没有接话，像未曾经意，又似乎了然于推托者的用心。

没成想，别后一个礼拜光景，便收到一份邮件，是唐先生寄来的手书条幅。掐算起来，他该是一回京便忙着写就、付邮的了。先前虽几度领略过先生的洞明练达，这不期然而然的事体仍然费我猜详，是顶真务实者着意搞定那虚应的“来日”和缥缈的“再请”？是至诚重情者有心回应那点微不足道的体谅？

更没想到，这说不清是索求的还是主动赠与的字幅，写的竟就是弘一法师以“长亭外，古道边”开篇的那阙送别词。体察精微的他知我钟情此作？是了，记得告别晚宴上给客人敬酒时，那句“一瓢浊酒尽余欢”脱口而出，唐先生接以“今宵别梦寒”。举杯尽饮间，竟有些莫可名状而不能自已的思情涌动起来。后来更义生题外地忖度：达成先生选择这一凄迷词作，以行草绝尘挥洒间，是否也拌同了些许眷怀追挽和无奈告别的意绪，为了早年秉笔直书、挑战威权的那等青春风华？是否融渗了形格势禁下，那些自我审度的痛楚并自我失落的怅然？众所周知，从文之初，他曾以“挚”自名，后复屡生自怨自艾，自嘲唐挚已不复存在。

唐先生日见位高后，偶尔相见，依然如逢故旧，攀谈不避琐屑，叙说无拘无束，且有择日南下之愿，再聚金陵之约。都道来日方长，未觉人生苦短。1999年10月5日消息传来那一刻，展读所赠字幅，至于“知交半零落”，不觉潜然泪下。自度云泥殊路，毋庸谬托知己，只是为心向往之的贤达们又弱一个而黯然神伤罢了。

岁月经冬历夏，斯人辞世已过十五寒暑。日前整理旧物，想到把这幅字装裱张挂出来，并非有改于“莫将粉墙轻与人”的一点矜持，实乃睹物思人，想见唐氏一生，无论是以挚行己还是以挚责己，都出自忍苦负重、抱一求真的赤诚 。一帧撩人寻梦追远的遗墨，适可铭之座右照我余生。

阎纲编稿

我比阎纲年齿小不很多，资历却相距老远，过从难说密切，却又因缘几度遇逢；见了面抑或打个电话，称呼上就屡犯踌躇。称阎老不得体，你知道的；呼老阎不合适，你会理解；先生吧，显得生分些；同志呢，过于严肃了。嘴上没喊过老师，乃避装嫩之嫌；心底里早经认定，在我从文之路上，他是实实在在的老师。

从阎纲的论文到他的散文，几十年一路读来，固属有种人格并文格魅力的双重领略；那等挤不出水、点得着火、扬得开血性、撑得起傲骨的文字，固属为之倾心；只是我愿意说，更为亲切的记忆，存乎作为编辑家的阎纲。

先后在八家报刊当过编辑的阎纲，其时在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那次从寄达编辑部的来稿堆里，选出了我的一篇文字。收到署名的信函已属望外，发到他主持的“学点文学”专栏，就该说“莫名惊诧”了。须知为这一栏目撰文的皆名气颇大的学者，让我这个在偏远小城的小教员跻身其间，这“格”就被“破”大了去了。

或许这只是一位正直编辑“不问门第、不计亲疏”的品格，可对一个普通投稿者的鼓舞非同寻常，内心感戴不言而喻。后来自责过，当时真不懂事，愣是没再联系，连封信也没回复过去。阎纲自然依旧对这个投稿者陌生，不知是老、是少、是男、是女，乃至日后还弄出点笑话。

“日后”云者，阎纲已到了《文艺报》社。编辑部为组织培养批评力量，策划举办长篇读书班（后来一期期办下去而被戏称为《文艺报》的“黄埔军校”）。我在小城收到邀约通知，第一次进京也是第一次面见阎纲。上面所说的“笑话”，是几日后从他那里得知。“知道那日你来报到，我和刘锡成为什么‘相视一笑’吗？”原来，确定与会者名单时，“顾名思义”把我当成了女性，安排房间时门上贴的两个名字，另一个便是位资深女士。亏得那位因事未能出席，避免了会带来的一阵尴尬。应该说，显然为阎纲造成的笑话，源自一个作者的默默无闻，也包含了一个编辑罔顾文外、唯发见培养以求的那份精诚。

事实上，读书班实到的八个人，名分无可稽考者占了多数，惟其如此，大家都有些兢兢业业的珍惜并心心念念的认真。在装甲兵司令部招待所的近四十天里，读了各大出版社新出的长篇，包括几部还没付梓的书稿大样，隔几日便做些不拘形式的交流研讨。期间，分别参加或由报社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或由首都各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或由许多“复出”不久的文坛宿将出席的座谈会。回望那段紧凑而宽和、激越而素朴、属于文学而多所体悟的日子，至今眷顾不已。

读书班也是写作班，虽然没有硬行规定，大家都自觉交出“结业论文”似的去完成一篇评说文字。我在一篇忆旧文稿里记述过：

可能选题偏大驾驭乏力，我写得很不顺手。勉强成篇后自知不能及格――未料回来不久，那篇文稿被寄了过来――阎纲执意由他动手修改这篇作者自己否定了的稿子，而且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添加了许多文字――曾读到阎纲的一篇文章，说当年侯金镜先生“为了修改我的一篇文章，他熬得两眼红肿”――我不知道阎纲那回是不是也为我熬红了眼，却清楚地记得：把那改得一片红的稿纸一页一页翻过去的那一刻，想见到一个编辑心血的倾注――

当时，细研过多处改笔，真就是删则令繁缛尽去，增则使生面别开。那等竭智尽力，与其说让我一度收获度人金针，不如说从为编之道、为文之道上给我高标了风范。却顾所来径，深以为若说自己在文学批评上做过努力、有过长进，诸多动因不能不先自归结向那个“黄埔一期”的策励和熏染。

多少年来，阎纲在《评论选刊》《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以及由他编选的丛书中多次选编过我的文字，知道他一直有所关顾却依旧疏于联系，偶尔见面也绝口不道那些扶掖于我的往事。只是在他那篇《文艺报四条汉子》里，提到“黄埔军校”并开列出一些名单，“这批中青年评论力量在新时期为创作披荆斩棘，蔚为大观”，他如斯评价一个批评群体的时候，该是流露了作为编辑家的一泓守望精神和几多心灵慰藉。

顾骧回乡

近些年来，比我年岁稍长的师友辞世，原已不那么意外；今年轮到顾骧，还是感到突兀，前一个金秋在南京小酌，他仍风度依旧，相约过今春南行再聚。一月初消息从我孩子的微信里传来，第一反应就是再不能巴望老顾践约，他的活着，永远只能在忆念中了。

与文史哲上涉猎广泛的顾骧交往，习惯上会自觉不自觉地保持一点以尊敬为实质的“距离”。他的书香门第、少年从军、长长的从文履历和一本本跨界著作，特别是与另两位大笔为晚年周扬起草文稿一事；这些，只能从他陆续赠我的几本书中感知 。至于他跟我的交往，比如初识于庐山，再逢于金陵，为评茅奖在北戴河带领我们读书，为主编那本《散文家喜爱的散文》向我征求文稿，数度应约跟几位文友小聚，岁暮每收到其自制的贺卡等等，除了觉到他于我有些抬爱，都是普通范围里的事体。算得特殊的，是我工作二十五年的旧地，正是他的故乡。于是，有了那年相约伴同的苏北阜宁之行。

彼时，我在阜宁刚从学校调到文化局，顾骧在文艺局工作。那次在南京包括在作协的活动结束后，顾骧按计划要到老家一带走一趟。跟顾骧一起乘上长途公交，原就有机会畅聊，只是他忆恋中的故乡存于我陌生的早经逝去的时光里；我虽在阜宁待过多年，可长期在学校教书短缺社会交往，并不能为其提供多少他故乡现时的情况。及于当时文艺形势一类话题，大概跟彼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无关系，他明显有些谨言慎语的样子，聊上一阵我便建议说今天赶早班车起得早，我们闭目养养神吧。还打趣说能睡熟了最好，别担心错过进入家乡地带的观光，幽默的阜宁乡亲自嘲过，说你在车上假寐，不必计时、不用看窗外，一旦感到车身大幅度起落，就是进入阜宁地界了。就这样，顾骧和我一起颠簸了七八个小时，回到了他多年没回的故乡。

他此行是公干还是私访？我不清楚也没必要弄清楚。总觉得一个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干部、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回他自己的家乡，由我私下安排食宿行止不甚得体。临离南京时，江苏作协办公室主任也说过给阜宁县宣部打过电话了；下车后便站里站外地寻寻觅觅，没见有车也没见来人。顾骧见我东张西望有些局促，似乎怕我尴尬，当即上了一辆脚踏三轮，两个人在车上摇摇摆摆地一路奔县委去时，我忍不住像玩笑又像叹息地嘀咕了一声：看来，顾骧的故乡对顾骧这位老干部、大学者还缺乏认识。顾骧却微笑着喊了声“毓璜兄――”，说，你别书生气了，县里的同志是实干家，忙起来会不可开交呀――

在阜宁的两三天期间，我无由一直陪同，他礼节性地安排到我家小坐片刻，却婉言谢绝有所准备的留饭；答应我为县城文艺界做一次讲座，却只讲了不到一个小时且没见出我所期望的精彩――

我如此叙说顾骧的一次返乡，或者毋宁说在忆念顾骧时特地选取了他的一次返乡，多少有些感慨夹杂其中，不是以为其故乡在接待一位有声望的游子上显见得淡疏了，更不是冀望他的一次返里该有什么“衣锦还乡”的“热闹”；而且，我知道，一如顾骧对其衣胞之地的关顾眷怀，故乡对这位子弟的护爱和推崇都是可以证之于一些具体记载的。义生题外的感触云者，是以为它似乎恰恰是顾骧境遇的一种象征――常常被大块文章推向热点的斯人，其实是有些索寞的。

在同辈人里，顾骧实实在在是位独立思考而见解稳定的理论批评家，包括一度为人操刀，并无改于坚守真理而勇于担责。他未见得介意因涉及敏感话题而差不多久坐了“冷板凳”，只是对于一个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真谛的研究者，一个屡屡以重头文章为解放思想突破禁锢的评论家，一个从人的高度而不是仅仅从社会需求抑或艺术方式探讨于文学的思想者，我们原可以在他那里有更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