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隐情

我的“惨绿少年”时代挣扎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城市。初中时，第一次用电脑上网，看到“披头士”这个名字，四个黑白照片中的年轻人潇洒的样子深深吸引了我。于是，我跑到音像店去问：“有披头士的CD卖吗？”店员一脸茫然地告诉我：“没有。”过了几年，到了高中，我听说了“猫王”的名字，又跑到音像店去问：“有猫王的CD卖吗？”店员依旧一脸茫然地说：“没有。”但这一次，她拿起另一张CD推荐：“你可以听披头士，歌不错。”我顿时露初一脸苦笑，莫之奈何……

对于一个资讯超前，而资源匮乏的少年来说，对精神食粮的饥渴是痛苦的。

又过了几年，我去了香港，才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国际大都市”的宽广与丰富。像一个“饥饿的儿子”不加选择地抓起东西就往嘴里塞，完全不考虑是否能够消化。所以，虽然我听过不少碟，但是从来说不出演唱/演奏者是谁，更说不出曲子叫什么名字。

作为一个“乡下人”，我发自内心地羡慕嫉妒恨台湾乐评人马世芳这样的“城里人”。他的母亲陶晓清是台湾有名的电台主持人，又是当年台湾“民歌运动”的战将之一。所以，从小马世芳就受过良好的艺术熏陶。

在马世芳的新作《昨日书》里，有不少关于音乐的文章。他是亲眼见过很多印在CD封面上的脸孔的人，比如鲍勃・迪伦。他说迪伦一出场，“偶尔他扬起嘴角，似笑非笑，那张著名的脸依稀闪现――六年代一帧帧黑白照片、一段段漫漶影片中被无数年轻人追捧质问景仰唾骂而至如亲如故的脸。那张曾经和切・格瓦拉和像一齐划为符号的脸。”类似的经历我只有一次，那是2003年11月在香港维港看滚石乐队的演出。我的位置离舞台好远好远，可是仍然挡不住主场米克・贾格的魅力四射。感觉很神奇，不像是他从电视里走出来，却像是我走进了电视，因我始终不敢相信他会真实地站在自己面前。

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马世芳有机会从多方打听到音乐届的八卦。要不是马世芳的笔，作为普通人，或许我们很少能知道。他写台湾著名音乐人胡德夫有一次“在驻唱的餐厅和人打架，据说打赢了，但还是挂了彩，于是自己去医院包扎，懒得留院休息，径直回租处二楼后阳台，抽烟看风景。浑不知自己失血过多，竟然眼一黑，凌空摔进楼下堆着装空啤酒瓶的木箱，碎玻璃扎了一身，牙也碰掉了。狼狈回到急诊室，护士惊呼‘你怎么又来了！’”我将这段话转到微博上，博友惊呼：“我的天，这也太惨了吧！”在马世芳的笔下，音乐人不再是屏幕上光芒四射的脸谱，更增添了一份普通人的人情味儿。

作为“民歌运动”的见证人，马世芳对这场载入史册的运动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不少人还在怀念罗大佑的时代，觉得现在是一个出不了“艺术家”的平庸年代。可是马世芳在接受《青年周末》采访时被问及“有没有可能回到那个时代”时却说：“我想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了。往昔集体思考的时代，连反叛也都是集中式的，大家隐隐然复制了对立面的思维模式，期待救世主降临来成全大家。台湾的罗大佑、大陆的崔健，都是那个集体时代过渡到个体时代的启蒙人物，聚集了一整代人的压抑和想往。而当一代人开了眼界，竟还要回头巴着救世主不放，便实在是没出息了。”

的确，进步的时代是“分化”的时代，是不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人人皆可成圣”的时代。假如今天我们还需要英雄、大师、领袖、带路人为我们指点迷津、大海领航，那么只能说明作为一时代之公民，我们仍未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究竟是庆幸，还是悲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