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高压下官员的焦虑

过去的2013年可谓是公务员的“禁令年”，反腐高压年。从2013年1月至今，中央几乎每月都要一条禁令，事无巨细，全方位、360度无死角遏制腐败。从1月中央出台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开始，到“六项禁令”；从反“”，再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持续一年的政府部门新“整风运动”，几乎涵盖了从“舌尖”到“车轮”、从座椅到轮胎、从自身抽烟到红白喜事等多个方面。

伴随规定和禁令等多项“紧箍咒”密集出台，另―方面，李东生、刘铁男、蒋洁敏、李春城、季建业、李达球、倪发科等省部级官员纷纷落马，反腐倡廉的不断深化，让企图靠“当官”自肥一把的政治“新星”们深感此次治腐并非做做样子、唬弄唬弄百姓，尤其是随着网络反腐、实名举报、财产公示的力度加大，做官不再是―件令人“幸福”的差事，焦虑、恐慌等等情绪的如影随形，让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随之也滋生了种种官场怪现象。

怕 “引起关注”

反腐一年多的时间里，全世界都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中央的决心。2014年1月15日，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强调，将用猛药去病、重典治乱的决心，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将反腐进行到底。在高调反腐的基础上，中央也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在严打的制度面前，一大批隐藏在党员队伍中的“老虎”“苍蝇”纷纷落马。一时间让那些存在问题的官员噤若寒蝉，甚至有的人成为了惊弓之鸟，稍有动静就坐立不安。

中国青年报曹林曾发表文章称：“媒体在报道一些地方的负面新闻时。常会遇到阻挠，可有时候明明是正面报道，也被公关。这是为什么？百思不得其解，跟几个官员聊这个话题后知道，有些官员担心‘引起关注’。坏事坏新闻会引起关注，可‘好新闻’一样会引起关注。”他认为，一些官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网络恐惧症”，对网络传播无比害怕，担心即使是“好事”，也会传着传着变了味儿。

当下很多反腐案件的源头都出自网络，这也无怪乎官员对网络的恐惧了。即使你某些方面确实没问题。经得起网络苛刻的搜索。那么在另外一些方面你还能这么自信吗？能保证不会被由此及彼、顺藤摸瓜地搜索出问题吗？做了一件好事，得到表扬，可说不定就被眼尖的网友从眼镜、手表、皮带中看出问题的蛛丝马迹。

近日有媒体报道。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魏某宁利用职务之便帮助他人删除帖子，并收取他人“好处费”，2009年至2012年，魏某宁收取11人“好处费”共计70余万元。在担任副大队长期间，他的工作职责包括网络舆情监控、情报收集、信息处置等。如果外地网警需删除在“天涯”“凯迪”网站的帖子，要通过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的协助。而他并没有按照规定报支队领导审批，自己擅自删除帖子。并收取“好处费”。

如果没有庞大的需求，恐怕也不会产生这样的交易。说到底，官员怕网络、怕围观，是因为还未习惯网络监督，缺乏接受网络监督的自信。尽管在会议上个个都冠冕堂皇，反腐、清廉挂嘴边，但真实的内里恐怕只有自己知道。在持续的反腐高压下，一些问题官员就因为害怕东窗事发而想出了各种高招。

2013年12月底，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犯和巨额财产，被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实，对于收受来的钱物，马俊飞心里也一直很忐忑，因为他的家庭经济来源就只有夫妻俩的工作收入，没有做过生意，没有任何投资，包括股票基金等，如此巨额的钱物放到哪里都不太放心。最终，他选择将赃款赃物存放在他在呼和浩特市和北京市的两处房子里。北京的这处房子是他跟一位朋友于2010年借用的，2010年下半年到年底间，马俊飞开车到北京两三次存放赃款赃物。而最终，这借来的避难所也没有保住他头上的乌纱帽。

因为怕被查，往常多如牛毛的应酬和请托，一些官员当然选择尽量回避，但还有一部分官员也因为怕，由明转暗，穿上了“隐身衣”。

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多家婚庆公司透露，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要例行勤俭节约。一些领导干部将婚礼转为“地下”，不发请柬，不请车队，直接请客吃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一名副处级干部结婚，没有请柬，找中间人传话，到地儿直接进了包间。没有“账房先生”门口摆台收钱，大家都把小红包直接给请客的人，红包写上随礼人名字。“新郎新娘都不敢出来。老两口代他们敬酒。”而当地一个局级干部办婚宴。因为上头有规定宴席不能超过20桌，这干部就同时在当地的烤鸭店、香辣鱼店等3个饭店，各摆了8桌，一家子三个饭馆来回跑，“跟打游击一样”。如出一辙的是，2014年1月，驻马店驿城区教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方如华为儿子筹办婚宴，虽提交的是待客18桌的备案报告，却打算在天中会馆、江南人家等酒店分4次设宴32桌。且计划持续宴请，因被及时查处终止，最终被给予处分、撤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在当前的反腐高压下。由于官场歪风的惯性或者一些官员还存有侥幸心理，贪腐行为正在由“明”转“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扭转严峻的反腐形势需要一个过程，隐蔽腐败在现阶段集中凸显，一方面说明如今的反腐力度明显加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还存在。

推 “推诿扯皮”

遇上事儿了，我说该你管，你说该他管，政府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最终就是没人管，这算是“衙门流行病”中的常见症状了。遇事推卸责任，应该自己负责的事情，推脱给其他单位去解决，甚至几个单位之间来回地踢皮球。当然这种事是没有什么利益的，要是有利益的事情，又会出现好几个部门都去管的现象了。而在反腐高压下。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保命哲学”，“不是我该管的事儿”成了挡箭牌、护身盾，一个“推”字决，巧妙化解可能到来的危机，何乐而不为呢？

上月11日，兰州市爆发自来水苯超标事件，引发公众关注。事故污染源位于兰州西郊贾家堡村，因毗邻黄河，建国初，迎来了众多化工厂。与此同时。自来水厂也选址于此。作为城市唯一水源地。该水厂供应着兰州市数百万居民的日常用水。然而仅在水厂百米外，包括兰州石化在内的200多家化工企业，运转不歇，所产废料，正对水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对于污染源贾家堡村的村民来说，4月11日只是一次集中的爆发。长久以来，他们的村子被称为毒村。在废水、废气、噪音的长期影响下，村民的身体大多有病：很多人呼吸道和肺部产生病变，有的甚至患上肺癌；很多人有皮肤病，身体部分溃烂；很多人开始腰痛、腿痛，摔一跤就会骨折……村民曾打电话到各级环保部门举报，得到的答复却是，“他们是中央直属企业，我们管不了。”村民们也不再奢望工厂搬迁，而开始寄希望于村庄的搬迁，然而，找市政府推脱说找区政府，到了区政府，得到的答复却是“找市政府”。甚至有些官员直接答复说，“没钱解决”。直到4月11日苯污染事件爆发，在事故倒逼下。搬迁才终于成真。

去年年初，有媒体曝光广东惠东发生不法分子盗采黑泥毁农田的事件。黑泥是陶瓷砖坯的重要原料之一。惠东黑泥质地在珠三角地区最优，被国内外陶瓷企业普遍认可。因国家对矿资源开采有一系列严格规定，黑泥要是挂牌开采，手续繁琐且费用颇高，因此难以施行，合法开采渠道的堵塞引起非法盗采猖獗。被盗采后。当地大面积湿地和田地被毁。村民的果林被毁，水渠被挖断。对此，相关职能部门却不是称执法难，就是将监管责任推到其他部门。被盗采的惠东大岭镇副镇长表示，镇一级政府的国土部门无执法权，还需县级国土、交通、交警等部门联合执法。惠东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队长陈惠明说，人手不足，手无寸铁难以执法，已移交警方处理。而惠东警方则称，国土部门才是主管，警方只是配合执法。对于盗采者来说，交通运管对超载超限的执法也是他们的梦魇，而惠东交通部门却表示，非其主要责任，会协助监管。你推我，我推你，到负责任的时候，哪个都推得干干净净。而当地知情人士表示，盗采黑泥与政府众多部门的有意纵容脱不了干系，言下之意，相关部门都收了好处，因此睁只眼闭只眼。最终。惠东两官员因涉嫌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移送。

遇到事，解决事，听上去很简单的道理，有时就是行不通，这是遭遇“踢皮球”的民众共同的感慨。曾有农民工反映，讨薪疲于奔波，最终还是不知道该找谁解决。破解讨薪难的问题上，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一直做着努力，其中标志性的举措就是2011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新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恶意欠薪的单位和个人，最高可被处以7年有期徒刑。可是实践中。农民工往往被“政府有关部门”推来推去。河北廊坊清欠办主任张东利曾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就管工资。恶意欠薪、恶意讨薪，有公安来插手，如果行政部门实在调解不成，请求法院来裁决。”听上去公事公办、很有道理，但这样的程序，对于农民工来说，却会产生无法负担的高额成本。今天让找清欠办，明天推到劳动局，劳动局再推到办。办又让找清欠办，来来回回，费时费力，而被拖欠的工资越发遥遥无期。

拖 “公事公办”

遇到问题绕着走恐怕是官场“老油条”的通病了。他们左顾右盼、瞻前思后，怕解决不对担责任。怕解决不好落埋怨、怕解决之后得罪人、怕一旦越权别的领导不满意，还有的领导对前任遗留的问题他不管，对能拖的问题就拖着留给后人办，“拖”与“糊”成为一种工作院性。在当下高压反腐、从严治吏的背景下，他们的行为更加谨慎，打着“公事公办”的旗号，想要拖一拖绕过问题难题，殊不知，许多事情不是一拖就能了事，拖来拖去，越拖越有事，越拖事越大，或许到了无法再拖的时候，“了事”的最佳时机就无可挽回地被错失了。将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甚至因此引发矛盾激化、升级的事例，历来都不罕见。

一个处长甚至一个科长就可拖黄一个数亿元的项目。一个本可能即时解决的小事就可能闹出惊天的。去年9月，有一位网友发帖称：一位年已68岁、身患高血压、冠心病的老人顶烈日、冒酷暑地反复奔波，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至少15次前往广西融安县长安镇国土资源管理所，却一直没有得到业务“能不能办、何时办结，或为什么不能办”的合理解释。9月18日，老人家再次前往咨询办证进度，该所副所长朱某不仅拒绝作出解释，还与办事群众发生言语冲突，竟扬言说：“我就是推诿，不为人民办事，不负责任。”并在争执中将老人打伤。拖延推诿不办事。竟然还如此理直气壮喊得掷地有声，也算是官场中的一朵奇葩了。

去年4月，有媒体报道：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黄华镇朝阳坝多户村民反映。政府为他们盖的移民房偷工减料，墙被风吹倒了。村民们几次找到项目负责人及政府相关人员，但都被以各种理由推脱，要么说正在放假，要么说太忙，来不了，最后又让找建筑方，而建筑方让找监理方，监理方让找住建部门，最终还是没人解决。而媒体致电相关负责人，对方先是坚称没有墙被风吹倒这回事，听说村民提供了现场视频后，又给出了令人吃惊的答复：“这些都是刁民，喜欢闹事”“墙被风吹倒的事情，我听说了，但是事情太多没来得及去看”“刚砌好没几天的墙，又是空心砖的，被风吹倒正常，你们不是干建筑这行的，根本不了解”。

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然而遇到问题像泥鳅，滑不溜丢，却是现实境况。去年有媒体报道，昆明市每天有1500吨餐厨废弃物及150吨地沟油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云南省政府已出台的全国首个《关于做好地沟油制生物柴油工作的指导意见》沦为一纸空文。对此，负责监管餐厨废弃物的昆明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称，“地沟油是清朝时期就形成的，现在突然让我们统管起来，这是很难做到的事！”言下之意，地沟油他们管不了。

无论是理直气壮地喊出“我就是推诿，不为人民办事，不负责任”，还是像“墙被吹倒很正常”“地沟油是清朝形成的”等各种匪夷所思的推诿理由，不过只是让公众一次又一次体验到“油条官员”的无赖和他们推诿扯皮的“高智商”而已。

而“油条官员”的“高智商”在当下从严治吏、反腐高压下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在沿海城市搞开发的企业在被问到对政府简政放权后的感受时表示，官员吃拿卡要确实少了，但不办事的多了，过去“公关公关”就能办成的事，现在就是拖。“不拿不要也不办事”，我不受贿，再加上少干少错，听上去简直无懈可击。然而，国家公职人员，按章办事、依法履职，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办事要拿好处固然不对，不拿好处也不办事。也同样是渎职！上海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上官酒瑞认为：官员办事没动力，甚至能办成的事也故意拖延，充分暴露了一些官员长期养成的“没好处不办事”恶习，是典型的“惰政”现象，是权力在耍滑头！

中央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加大八项规定实施力度，客观上使过去吃拿卡要、奢靡之风甚至寻租腐败等现象有了比较大的改观。但作为既得利益者，在无法“反抗”中央政策的情况下，往往采取“怠工”的方式消极抵抗，使本应该正常履行的政府职能无法履行，本应该正常办的事没法办。不拿不要不办事，不仅很荒唐，而且也违法。

顶 “围堵截防”

据《新京报》4月4日报道，自2013年5月起，中央20个巡视组已开展两轮巡视工作，共巡视11个省份、9个单位。据不完全统计，从各地开始被巡视起，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案件查处”栏目的消息中，有13个被巡视地的82人被查处，其中9人为省部级官员。

过去10年间，许多腐败案发，最初的线索来源都与巡视工作有关。

中央巡视组的到来，引起了部分官员的恐惧，遭遇基层官员顶牛。

今年3月28日，中央第八巡视组正式进驻河南，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党的十以来的第三轮中央巡视工作。进驻不到一周。新乡市副市长贾全明、三门峡市政协副主席李平宣应声落马。尽管尚不确定双方是否存在联系，但这还是让河南各地市异常紧张。

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河南以后，巡视组驻地郑州市黄河迎宾馆门口。围满了来自各市、县、乡镇的政府工作人员，成为河南基层官员最密集的区域。这些基层官员在迎宾馆门前值班蹲守。是为了拦截本辖区内试图进去向巡视组反映情况的人。

中央巡视组进驻省、自治区、直辖市，对省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受理反映省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等，巡视和受理的级别较高，与地方和部门接待群众有所不同。中央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副厅级以上领导千部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反映问题符合条件者才能预约面见，进入巡视组驻地需要登记，按说有了这些门槛，反映较低“级别”问题的人，在驻地门口就会被拦下，一般不能进入面见巡视组。但是。当地相关市、县、乡镇仍然派出大批人员，在中央巡视组驻地门前蹲守，他们不但要拦截那些反映较低“级别”问题的人，显然也要拦截那些反映副厅级以上官员问题的人。如此有组织、大面积的行为，对中央巡视组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一些符合条件要向巡视组反映问题的人，就这样被粗暴阻隔在包围圈之外。

这是公开对中央巡视组进行阻挠的第一个案例，省委一级的巡视已经遭遇过。

2013今年5月，江苏省委第四巡视组在海安县为期一个半月的巡视工作步入收尾时，当地部门就在巡视组下榻的东海大酒店楼下进行。阻止群众直接向巡视组反映问题。

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员阻截群众，本身就是违规违法行为，现在，一些地方把驾轻就熟的手段，又用在向中央巡视组反映情况的群众身上，这不但是对群众权利的公然侵犯，更是对中央巡视组巡视工作的干扰阻挠，其性质和影响十分恶劣。

相关市、县、乡镇派员到巡视组驻地说明。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及官员违纪违法严重，贪贿腐化高发，普通干部群众手中掌握很多线索，迫切希望到中央巡视组驻地反映情况。

前两轮中央巡视组前往有关省份巡视，一批省部级、厅局级领导干部受到查处，骄人的战果让人们对本轮中央巡视充满期待；一些问题突出的地方和部门，则对本轮中央巡视充满了恐惧，为此他们极尽控访、之能事，千方百计阻挠群众向巡视组反映情况，严防自己违纪违法和贪贿腐化的线索被巡视组掌握。

此次中央反腐决心之大、力度之强，绝非部分官员顶牛、可控的。地方政府、基层官员到中央巡视组驻地，妨碍巡视组深入群众开展工作，这其实是巡视组最应重视和最该巡视的一个大问题。期待本轮中央巡视大力突破“包围圈”，严肃查处地方政府违法控访行为，查处解决群众反映的诸多问题，推动地方建立科学完备的工作机制，最终取得更积极喜人的巡视成果。

逃 “逃离与逃亡”

福利减少成为2013年中国公务员的年度记忆。去年，伴随十余道中央禁令的颁布，公务员系统内叫“苦”声日渐高涨，不少人声称各种福利和收入明显减少。在晋升无望、加薪遥遥无期、福利缩水的情况下，不少公务员选择了逃离，他们有的已经辞职下海，有的仍在纠结。这也掀起了中国是否将迎来新一轮官员下海潮的讨论。

部分福利取消、隐性收入减少，这无疑戳中公务员群体的痛点。小部分公务员逃离“围城”、各谋其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有的公务员辞职卖菜，有的因“八项规定”禁令严苛离职，有的抱怨待遇太低辞职，有的职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待不下去……近期一项涵盖中国东、中、西部100位公务员的调查也显示，有93位受访者表示“公务员不好当”。

不久前流传的一篇名为《80后公务员辞职自述》的文章称：“收入7年没涨，职级7年没变，能力是‘听话加写报告’。社会关系是‘领导加同事’。而人生却已步入而立之年，在那一刻，深深感觉到自己是loser（失败者）。”作者曾是一名“80后”公务员，在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作，因收入与职级难以提升。选择了辞职。

除了收入难提高。公务员级别的晋升也并不容易。根据《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在具备学历条件的基础上，晋升乡科级副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科员级职务3年以上。但晋升领导职务并不是一种必然，从科员到科长，从科长到处长，从处长到厅长，从厅长到部长，每一步都非常难。

正如前述的“80后”公务员，5年、10年都无法晋升也很正常。对新进年轻公务员而言，晋升的机会太少，而晋升无门，也就意味着工资收入难以增长。上海一位科级干部讲述了一个机关故事：某新入职公务员，研究生学历，女友也是新公务员，两人贷款买房，月供7000多元，他们的想法是阳光工资养房，其他“灰色收入”养人，工作才半年，结果入不敷出，靠老家爸妈兄嫂每月寄钱救济，男女即将分手。

江西的一对小夫妻，三年前同时考上公务员，在江西两个不同的城市工作。2013年之前，他们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能调到同一个城市。随着“禁令”而来的福利取消、隐性收入减少。曾经千辛万苦挤进公务员系统的他们眼下开始考虑的首要问题是：谁离职。

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和中纪委网站“曝光台”的频繁更新，基层公务员的日子越发紧张。如此高压下，媒体报道的公务员辞职、离职事件却不多，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目前的生活满意。记者走访基层公务员发现，对现状不满的公务员非常多，相当一部分想辞职却“有心无力”。能力欠缺、升职空间狭窄、职业自由度小……基层公务员遭遇跳槽瓶颈。

“现在很多公务员都在想办法进国企。但是跳槽去外企、民企的并不多，因为超过30岁的公务员，到这里去竞争力并不强，长期熟悉的机关思维模式、工作机制和这些企业的要求完全不一样，转型会很痛苦。”一位街道科级干部这样对记者说，虽然知道机关工作钱少，但出去也未必有好路子。人到中年后就安于现状了。

公务员的这种感慨，20多年前也曾发生过，上世纪80年代末期，沿海地区曾兴起下海经商热潮，福建宁德官员也有不少人意欲为之。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告诫官员：“不要看到经商发财而感到怅然若失……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全国21个省（区、市）公务员报考人数比去年减少36万。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举行的今年一季度会上，发言人李忠认为“目前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报名情况总体正常”，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公务员报考人数的减少，有公务员职业的社会地位、福利待遇、发展前景以及人们对这个职业的预期方面的原因。

所谓“潜”即隐藏之意，所谓“规则”即规定出来供太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所谓“潜规则”即隐藏起来的规则，也就是大家共同要遵守的却是隐藏起来的制度。

近些年来，潜规则大行其道，从审批中的“意思”。采购中的回扣，到单位用人的“萝卜招聘”，土地交易的暗箱操作，各种潜规则就像看不见的手，未必成文却有约束力，心照不宣而有传染性，已成社会公害。

潜规则顽疾之深、为害之烈，常在于扭曲价值观念、污染社会生态。治理潜规则，最需要拒绝麻木和放任，唤起勇气和担当；最关键在于树立法治思维，让依法办事成为习惯。

不久前，中央领导同志谈及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工作，提出“向旧习惯说不，向潜规则叫板”，正是向这些痛点问题宣战，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

敢于向潜规则宣战，最需要拒绝麻木和放任，最需要唤起勇气和担当。尤其对领导干部而言，面对各种歪风邪气，敢于担当是最重要的。

人人反感潜规则，人人却又在自觉不自觉地潜规则。说，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分。人人都站出来负起责任，对潜规则敢于动真格、实行零容忍，就会使歪风邪气没有市场。这一过程不会一蹴而就，“说不”“叫板”的正义之声，更应体现在“从严笃实”的不懈努力中。

潜规则也是“规则”，但这种“规则”似乎“看得见”，又似乎“看不见”，而且似乎“治不了”，无药可治。它寄生于体制之内，游离于法制之外，危害之深甚于“明规则”。潜规则横行，官场潜规则横行的危害最甚，向潜规则叫板，首先就要向官场潜规则叫板。有人精心总结了中国官场的种种潜规则，本刊特意摘编整理，请身在官场之人照照镜子，需要的话再请正正衣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