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班吉形象

摘 要： 威廉・福克纳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他塑造了许多弱智型的特殊的人物，尤以《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为典型代表。班吉作为一种病态、智力低下、动作迟钝、语言机能不健全的人物形象，集中体现了作者对边缘人的态度――同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呼吁人性回归的意愿。

关键词： 威廉・福克纳 小说《喧哗与骚动》 班吉形象 同情 人性回归

1984年4月，上海译文社出版了威廉・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的全译本（李文俊译）。在书的前言部分，李文俊对《喧哗与骚动》的主题、人物、结构、表现手法作了全面的分析与评价，为后来的《喧哗与骚动》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的20多年里，随着福克纳作品译本的不断推出，我国在90年代出现了福克纳研究热潮，连续出版了福克纳研究专著。当有人问福克纳写班吉这个人物时的感受时，他说：“塑造这个人物时，我只为人类感到悲哀，感到可怜――他不过是个开场白的演员，好比伊丽莎白时代戏剧里的掘墓人一样，他完成任务就下场了。”［１］可以说，国内有关班吉内涵的研究非常多。作为大学语文教师，我在跟学生讲授时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首先，从表层特征来看，班吉语言的缺失，身体的残缺，以及他身上的恋母情结的体现，表明了他的畸形特征，象征着他处于社会弱势者的地位。其次，从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角度解读，文本中一些数字的巧妙安排设计，隐喻了班吉是基督耶稣的原型；班吉身上具有超自然能力，隐喻了耶稣拯救堕落的世人；班吉挽救南方社会的堕落，象征着耶稣的受难。最后，班吉是作品主题的集中体现者。他是南方社会变迁的与没落的见证者，同时也扮演了凯蒂道德监护的角色。

小说第一章以班吉的视角叙述，写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班吉三十三岁生日那天，表现他的意识活动。班吉的智力只相当于三岁小孩，没有思维能力，只有知觉和印象，缺乏正常的语言交际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他的思想颠三倒四、杂乱无章，往往使读者如坠烟海，不知所云。在他凌乱的思想意识中隐隐约约展现出康普生家几个重要的场面：圣诞节，班吉的生日，凯蒂的婚礼，祖母与父亲的去世，以及昆丁的自杀。“我们沿着栅栏来到花园的篱笆，那边刚好是我们的身影，我的身影在篱笆上显得比勒斯特的高。我们走到篱笆的一个缺口处，然后钻了进去”。［2］这段内心的独白揭示了班吉的混乱意识。班吉从来就不会说话，表达思想感情时也只会哼哼叽叽，大叫大嚎或是哭。他一生都处于一个无法表达自己真实愿望的痛苦之中。他完全被动地接受周围势力的摧残，即使被之后，也只能无助地哭泣，这也意味着主体无法见容于正常态的社会范围。在文章中傻子语言的缺失实际上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即与社会的不相容性。语言的缺失是班吉成为弱势群体的最底层的标志之一。刘道全在《福克纳的女性情结》一文中说道：“班吉从亲生父母那里得不到应有的关爱，只好从关心自己的姐姐凯蒂那里找回母爱。”［3］班吉一生的思想感情都倾注于对姐姐畸形的依恋上。因为凯蒂在他心里代表着关心、爱护、温情、母爱，以及失去的美好的一切。家里的亲人都厌弃他，只有凯蒂了解他内心的想法，总是设法满足他的愿望。班吉具有某种神奇的直觉，他的感觉特别敏感，能辨别各种各样的气味，他迷恋姐姐身上像橡树一样的香味，因为它是贞洁的象征。他爱不释手地抱住她出嫁后的拖鞋，听到凯蒂的声音就觉得激动兴奋。虽没有语言，却有意识，有压抑和缺失，将正常人的潜意识的俄狄浦斯情结直接宣泄了出来，这是傻子形象另一个鲜明的特征。严重的恋母情结说明班吉身上的人格不完整。按弗洛伊德的观点看，他身上的自我、超我还未从本我中分离出来，因而导致他在两性关系上的变态人格。班吉在性的概念上是混沌的一片，甚至可以把一只拖鞋当作凯蒂来依恋，以至于在他被之后（彻底抹杀他的男性身份）还不自知。这些特征使他遭受到非人的待遇，无法见容于正常态的男性社会，甚至作为社会的性别也被抹杀。

在极度物质化的时代，没有怜悯和同情的世界宛如牢狱。理想者总显得极为奇特，甚至是病态的，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理想使他们的心灵过于脆弱。由于现代人普遍的世俗化倾向，传统中的救世主形象在现代作品中竟成为。这是现代人对基督意义的曲解与不理解所致，而非基督的形象在现代社会必须如此，否则《喧哗与骚动》的创造也就失去了意义。现代人习惯理性的思维模式，失去信仰，在陷于深刻的孤独之中后，而不是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去寻找信仰的根源。在现代社会里，基督以一个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他在现代社会里受尽世人的唾弃与嘲弄。“可他还是在慢腾腾地、可怜巴巴地哭嚎着，那是世界上所有无言的痛苦中最严肃、最绝望的声音了。这是对失去爱的绝望，是对冷漠世间的抗议，可以说作者不仅是对班吉这样的边缘人以及弱势群体的关注，更是对人类普遍境遇的思考。当被问到在塑造班吉这个人物时，我只能对人类感到悲哀，感到可怜”。［4］福克纳对人类境遇的普遍感受与内战后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有关。一战后，人们普遍感受到一种死亡的阴影笼罩的恐惧，特别是欧美国家，战争所带来的残酷使启蒙以来关于人的理想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的精神世界出现危机。

美国内战之后，农业结构面临解体，旧家族突然意识到他们不得不面临各种现代化力量的挑战。这股力量以来自北方的工业化进程和新近暴发的、过去贫穷的白人为代表，即新兴的北方资产阶级（斯诺普斯），他们讲究实力主义，很快就占据了旧家族的上风；他们越来越多地拥有银行、土地、工商企业和公共事物，并通过他们占有的金钱和物质力量来影响和塑造新的生活模式。《喧哗与骚动》中的南方贵族，如昆丁痛苦地感到了“现代力量的”的威胁。在他的价值体系里占重要地位的是人类的如下品质：勇敢、坚韧、诚实、荣誉、怜悯和爱心。他们拒绝接受现代实力主义的“行为准则”，认为实力主义者疯狂的占有行为是对传统的价值信仰的否定。两种势力代表的价值观念的冲突，引起了时代的骚动。蓄奴制违反了人道主义准则，因此它带来了仇恨和诅咒现实主义对物欲的放纵，扭曲了人性，异化了人的本质。福克纳从中看到了人的“暴虐”和愚蠢，并痛心于人性，异化了人性中最宝贵的品质――爱、友情、荣誉、自尊、怜悯和牺牲精神的失落。这种生存的焦虑，不仅《喧哗与骚动》中人物有，而且是福克纳所拥有的感受，从他给小说取名“喧哗与骚动”就可以看出来。“喧哗与骚动”取自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的一段独白：“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任何一点意义。”［5］在20世纪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戏文，其用意恐怕不只是传递一种悲观情绪，而主要是用来比喻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新旧两种价值观念的转型的时代，引发的人物内心的喧哗与骚动。回到过去是不可能，何况过去也不是没有“罪孽”，现在又找不到意义，不能给人以归属。福克纳从文学的角度研读人性，寻找人生的内在的根据，强调人的尊严与价值。福克纳已经超越了约克纳帕塔中“个人”和“地方”的故事，上升到对人性和人的普遍生存状态的关注，所写的灵魂和情感具有普遍性。“”是一种非正常人类，然而，却是有意以混沌的痴性思维来抗衡20世纪非人性化的理性，透出的是他对自由生命、自然人性的眷恋和拯救人类于现代弥漫的罪恶之中的人文情怀，是人类生存以及发展的转化与延续。形象也是作者在经历种种失败后，给人生所作的新的解释，以此鼓励人类的意志。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福克纳声明：“我不想接受人类末时的说法……我相信人类不但会生存下去，而且会发展兴盛。人是不朽，并非因为在人所在生物中拥有的永不消失的声音，而是人的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忍耐的精神。”［6］

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有关外国文学的课时不多，所以在给学生讲授班吉形象时，我认为他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而是富含多层次的文化象征意蕴。作为一种病态、智力低下、动作迟钝、语言机能不健全的人物形象，班吉集中体现了作者对边缘人的态度――同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呼吁人性回归的意愿。

参考文献：

［1］胡泽球.从新视角看“傻子”人物――《喧哗与骚动》和《爸爸爸》中傻子主人公比较研究［J］.理论与创作，2003，（1）.

［2］粟培田.重批评理论视野下的《喧哗与骚动》［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

［3］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1）.

［4］师蕾.《喧哗与骚动》中班吉意识流的艺术特征［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5］威廉・福克纳著.李文俊译.我弥留之际［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

［6］李文俊.福克纳评传［M］.杭州浙江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