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早期图书馆事业

摘要：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教育杂志》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本杂志。《教育杂志》对我国早期图书馆事业十分重视，刊载了大量与图书馆有关的图片、报道及研究论文等，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教育杂志》对我国早期图书馆事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启蒙了国人的现代图书馆观念，促进庚子赔款用于图书馆事业，奠定我国儿童图书馆学研究基础，开启现代图书馆学本土化进程。

关键词：《教育杂志》

图书馆学史

图书馆事业史

中国

分类号G259.29

DOI

10.16603/j.issnl002-1027.2016.06.019

1.引言

专业报刊是报道某一专门事业发展或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研究发展史（为行文方便，下文统称为图书馆事业）上，不管是早期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图书馆学季刊》，还是后来的《图书馆学通讯》《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馆报》等对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已有研究，我国图书馆学领域最早的刊物是1915年12月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创办的《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该刊主要是一本介绍浙江省图书馆工作的报道刊物，学术性较弱。图书馆学领域学术性相对较强的第一本专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直到1925年才创刊。那么，早期图书馆事业报道及图书馆学研究成果都刊登于哪里呢？鉴于图书馆与教育的密切关系，创刊时间较早的大量教育类报刊为图书馆事业报道及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发表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在众多教育类报刊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教育杂志》（清末民初曾有多种刊物都以《教育杂志》为名，但持续时间较短，本文特指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教育杂志》）对我国早期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2.《教育杂志》概述

2.1《教育杂志》历史概述

1909年2月15日（清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教育杂志》（月刊）正式于上海创刊，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发行，1932年12月因“一二・八”事件而第一次停刊，1934年9月复刊。抗战期间，《教育杂志》先后随商务印书馆辗转于长沙、香港等地，期间又于1941年12月再度停刊，抗战胜利后商务印书馆回迁上海，《教育杂志》也于1947年7月复刊，1948年12月终刊，前后共计发行三十三卷。

1975年台湾在王云五先生的主持下重新影印了《教育杂志》旧刊全部33卷，共计80册，但据有关学者研究发现，该影印版较之原版《教育杂志》仍缺少了增刊、公告、启事、广告等内容。然而鉴于国内图书馆很难找到一套完整的原版《教育杂志》，故本研究主要依据影印版展开。

2.2《教育杂志》刊期及编排顺序

《教育杂志》前两卷至第三卷第9期采用旧历皇帝年号纪年（发行日依据农历），按“年、期”编排顺序，第三卷第10期开始采用民国纪年（发行日仍依农历），仍按“年、期”编序，第四卷开始按照“卷、号”编序（发行日仍依据农历，第4卷1l号开始依据公历发行）。其中，第一卷（1909年）因按传统农历纪年（该年有一闰二月）共出版13期；第二十四卷（1934年）因于9月复刊只出版4期；第三十卷（1941年）因12月停刊，只出版11期；第三十二卷（1947年）7月复刊，该年共出版6期；第二十七卷（1938年）9、10期以及11、12期为合刊。其余每年都按月出版12期。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教育杂志》在开始数年由于纪年问题以及辛亥革命期间交通阻碍脱期原因，导致卷期年月参差，后通过补出，直到第七卷“期”与“月”才相符合。

2.3《教育杂志》常设栏目

《教育杂志》前后历经三十余年，其栏目的设置也是随着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变换，编辑部时常会根据某一社会或教育热点设置专门栏目进行讨论。在《教育杂志》数十年的历史中，有些栏目开设的时间比较长（不同时期栏目名可能有所差异），姑且可以称之为常设栏目，如：“图画”/“插图”/“教育画报”（正文之前的插图）、“记事”/“教育界消息”/“教育短讯”（这一栏目主要是对国内外重要教育事件的新闻报道）、“调查”/“世界教育新潮”（这一栏目主要是对国外教育事业的介绍，早期主要使用“调查”为栏目名，到了中后期改用“世界教育新潮”）、“法令”/“教育法令”、“绍介批评”/“新书介绍”/“新刊介绍”/“名著介绍”等。

2.4《教育杂志》宗旨及其影响

《教育杂志》创刊之初以“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为宗旨，1918年将宗旨改为“研究学术为建设教育基础、以教育问题解决国家社会诸大问题、革新学校教授之方法”，1934年9月时任《教育杂志》主编的何炳松将《教育杂志》的使命概括为“打倒文盲、建设农村、提倡生产教育、提高文化程度”。可以说，《教育杂志》一直紧密联系中国不同阶段的国情以确定自身的宗旨或使命，事实也证明，民国时期“凡教育上应兴应革，殆无不具备于此”。

《教育杂志》是民国众多教育类期刊中刊期最长，存续近40年；容量最大，通常每期少则五六万字，多则十余万字，偶有几期在二十万字以上；且内容极为丰富，中外与教育有关的内容都予以刊登；发行极为广泛，最高时达5万份，部分卷期一版再版；作者多为当时国内著名专家，尤其是该杂志聘请的70余位特约撰述人都是当时学界名流，影响极为巨大，堪称中国近代教育第一刊。

3.《教育杂志》刊载图书馆相关内容分析

笔者统计分析的对象是《教育杂志》上专门论述图书馆的相关内容，虽然不少文章章节涉及图书馆，但这些非专门论述图书馆的文章不作为统计分析来源。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统计分析时，图片是以单幅图片为计算对象，如1937年第4号上有“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图片报道，该期目次上只显示“浙江省立图书馆”，而实际上有2幅插图，对于这种情况，就以2幅图片计；另外，如孙毓修的《图书馆》一文分多期连载，对于这种情况以每一期算一篇，如连载8期，就算有8篇文章。相关统计结果如下：

3.1内容形式构成分析

《教育杂志》刊载的与图书馆相关的内容的形式比较多样，既有国内外图书馆插图，又有图书馆相关法令规程的转载；既有对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译介，又有本国学者专门研究成果的刊布。通过分析，大致可以将《教育杂志》上刊登的与图书馆有关的内容分为：图画、事业报道、法令规程、译介、研究文章（含调查统计报告）五大类，其中图画35帧、事业报道31篇、法令规程2篇、译介19篇、研究文章（含调查统计报告）33篇，总计120篇/帧。具体比例如图1所示：

上述五种形式的内容中，译介及研究文章下文会有专门分析，笔者此处想对《教育杂志》刊载的与图书馆有关的图片作一简要分析。虽然现在很多晚清民国数据库都全文收录民国报刊，但一般只显示正文内容，对于插图、补白等信息还未完全揭示，因此从数据库很难完整了解一本期刊的全貌。而自20世纪中后期开始，图像研究除了在以往的艺术研究领域之外，在兴起的新文化史领域也开始大放异彩，但国内从文化史的视角来研究图像的还不多。就图书馆史研究领域而言，目前对图片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而近代以来与图书馆有关的大量照片散见于各大报刊，这些照片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图书馆建筑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教育杂志》所刊载的35帧与图书馆有关的图像可以从如下几个视角分析：（1）就内容而言，涉及图书馆建筑形态图片计31帧，相关事件报道图片4帧；（2）就时间而言，1910年代有7帧，最早的是1911年；1920年代有22帧，1930年代为6帧，最晚的为1937年。这一年代分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情况，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高潮期，而此时《教育杂志》刊发大量图书馆照片，其实也是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种支持与宣传；（3）就图片中的图书馆所属国别而言，国外的占到14帧，其中法国4帧、日本6帧、美国2帧、泰国2帧，泰国2帧主要是介绍当地华侨学校图书馆，这些反映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向国外学习的情况；（4）就图像中的图书馆的性质而言，中小学校图书馆6帧，高校图书馆2帧，公共图书馆23帧，在23帧公共图书馆的图像中，与儿童图书馆、儿童阅览室有关的有4帧，由此也表明《教育杂志》对于中小学图书馆、儿童图书馆的重视，联系这些照片刊载的时间，正好反映了1920年代儿童教育思潮的盛行，同时也表明《教育杂志》对于社会教育思潮的关注。《教育杂志》虽然刊载与图书馆有关的图像不多，笔者也只是简要分析，但是从这简单地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图像对于研究近代图书馆史的重要价值，也希望学界对这一问题能引起足够重视。

3.2年代分析

《教育杂志》上与图书馆有关的内容的刊载年代及数量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教育杂志》自1909年创刊以来，一直关注图书馆的发展，几乎每年都会刊载一定数量的与图书馆有关的插图、新闻报道或论著，其中1910年是一个高峰，这主要与孙毓修《图书馆》一文的连载有关，而到1926年到达另一个顶峰，1926年以后随着《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等全国性专业报刊的相继创办，《教育杂志》上刊载的与图书馆有关的内容也逐渐下降。

3.3著译者分析

《教育杂志》上刊载的118篇与图书馆有关的内容中，署有姓名者42人，具体姓名及文章数量如表2所示：

表2中，“巽吾”“天心”“太玄”应该是笔名，尤其是“巽吾”，因为“巽吾”有“佚名”的意思，所以对于具体所指则需要进一步考察。从文章数量来看，孙毓修因为《图书馆》一文分8次连载而排第一，王懋F也是因为翻译的日本文部省的《图书馆管理法》分6次才连载结束，因而并列第二。假使从发表文章的种类来看，杜定友先生无疑为第一，共发表《儿童图书馆问题》（1926年第4号）、《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1926年第9、10两期连载）、《日本图书馆参观记》（1927年第1、3两期连载）、《儿童参考书研究》（1928年第6号）4篇文章。就作者的背景来看，除杜定友、沈祖荣（绍期）为图书馆学专业出身以外，其他多以教育界人士为主，这也表明了早期各界特别是教育界人士对于图书馆事业的关注。

4.《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早期图书馆事业的作用

4.1⒚晒人的现代图书馆观念

国人对于“现代图书馆”的认识得益于传教士及晚清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开明士大夫的传播，这些人最初的宣传范本主要是“泰西诸国”。然而伴随着1895年甲午战争打响，昔日的“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了“天朝上国”，国人在震惊之余开始将目光投向日本，大批士子东渡日本，而关于日本的各种书籍随之大量东渐，其中就包括图书馆学书籍，如谢荫昌翻译的日人户野周二郎的《图书馆教育》（奉天图书馆发行所，1911）、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翻译的日本图书馆协会编的《图书馆小识》，部分介绍欧美的图书也是转译自日本。20世纪20年代以前，日本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其中最为基本且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图书馆”一词的引介与使用。这一时期《教育杂志》刊载的《日本图书馆之盛况》（1910年第4期）、蔡文森翻译服部教一的《欧美图书馆之制度》（1910年第5期）、王懋F翻译日本文部省的《图书馆管理法》（1913-1914年陆续刊载）很好地反映了我国早期图书馆事业师法日本的情况。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大批留欧尤其是留美学人的回国，向西方学习的视线逐渐由日本转向欧美，而就图书馆事业而言，这一时期《教育杂志》上刊登的图片以及译介类文章大多已变成介绍欧美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动态。

从图1可以看出，《教育杂志》刊载的纯译介类文章共19篇，占全部内容的16%，如果加上插图及事业报道中涉及的国外图书馆的内容，那么所占比例就更高。由此可见《教育杂志》所刊载的与图书馆有关的内容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国人介绍日本及欧美的现代图书馆事业，以增加国人对图书馆重要性的了解，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教育的发展已。得益于《教育杂志》巨大的发行范围及庞大的发行数量（最高时达5万份），可以推断，其所刊载的介绍日本及欧美图书馆的内容对于国人现代图书馆观念的启蒙应该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4.2促进庚子赔款用于图书馆事业

美国等国决定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并用于发展包括图书馆事业在内的教育文化事业是我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当下不少图书馆界人士提到此事，都会想到韦棣华女士各方奔走之功。的确，韦棣华女士对于促成此事有着重要贡献，但其过程堪称艰辛复杂。首先庚款能用于教育文化事业是教育界人士努力争取的结果，在具体分配时，全部庚款中用于图书馆事业的经费远低于用于其他教育文化事业的经M，图书馆界能分得一杯羹，一方面固然与韦棣华女士等人的努力争取有重要关系，但更多的还是得益于当时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呼吁。须知韦棣华等主要争取的是美国的庚款，而其他国家退还的庚款中也有用于图书馆事业的。当时图书馆界的力量相对还是比较薄弱，这个从韦棣华女士通过中华教育改进社表达申请庚款发展图书馆事业的述求也能窥得一二。而在讨论庚款的具体用途时，《教育杂志》又提供了重要的讨论平台。

1923年《教育杂志》第6期特辟“庚子赔款与教育”专号，专门探讨庚款用途，当时教育界不少著名人士都撰文发表观点，大多数人都提及要把部分庚款用于图书馆事业，如周太玄指出“故赔款之用途，在教育上，似当仅用以补充正式教育之不足而创建其所缺。……无论都市、城、镇、乡，此种设置（指图书馆）皆极重要。但所需经费太多，不能备举。最好调查各图书馆之所缺，而酌量赠以书籍。如大都市之图书馆，则多缺少科学文学上之欧美重要书籍，宜分增之，以供学者之参考。至城、镇、乡图书馆，则宜多赠以常识及新出之书籍。”陈启天则提出了用一部分庚款专门创设自然、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社会、美术、图书学院，对于前七类学院，每个学院都特别说明要建立相应的专门图书馆，而对于图书学院，认为“图书馆事业与文化学术有极大的关系，而中国图书馆概不发达，‘图书学’与‘图书馆学’也少人讲究，未免令人短气，如要收集中外图书，一面供学者参考，一面研求图书学与图书馆学以求发展改良，非急起直追建设完备的图书学院，物色多数专门人才，经营此事不可。”邱椿也认为“图书馆为吾国教育之急需”，因为“图书馆之利益甚多，举其大者。第一图书馆为教员与学生之良友。……第二，图书馆又为深造之总翁。……第三，图书馆又为改良风化之利器。”因此，要利用退还庚款从速加强图书馆建设。此外，如庄泽宣、赵金源、朱兆林等也都纷纷提出将部分退还庚款用于建设图书馆，而庄泽宣、邱椿、陈启天等人在当时中国教育界都颇具影响力，正是得益于他们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当韦棣华女士提出部分庚款用于发展图书馆事业时才会得到广泛呼应，试想如果教育界人士没有此种认识，任凭图书馆界人士如何奔走呼吁，都是很难争取到庚款的。

由此，也必须感谢《教育杂志》提供的这一讨论平台，让上述教育界知名人士对于使用庚款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意见能广泛传播，形成一定的舆论共识，最终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于1925年决定拨款支持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4.3奠定我国儿童图书馆学研究的基础

综观《教育杂志》上刊载的与图书馆有关的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儿童图书馆，1909年第一卷第8期便刊登了蔡文森的《设立儿童图书馆办法》一文，对儿童图书馆书籍的设置、馆内布置、经费、设备等问题进行了阐释，此文也开创了我国儿童图书馆学研究的先河，据李钟履所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清末至1949年9月）》的“小学和儿童图书馆”类，我国最早的与儿童图书馆有关的文章是1901年5月《教育世界文译篇》刊载的一篇译文，而第一篇研究文章则是蔡文森此文11引。此后《儿童读书之心理》（1910年第一卷第12期）、《儿童图书馆》（1910年第二卷第2期）、《英国图书馆与小学校之连络设施》（1913年第4期）等相关文章陆续在《教育杂志》刊发。

1919年5月，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应邀来华，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发表演讲，这些演讲对于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扎根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杜威教育思想的一大核心便是注重人的本能，尤其是儿童的本能。儿童问题也成为杜威及其夫人在华演讲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些以儿童为中心的思想言论大大震动了当时我国教育界。1919年10月10日至25日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于山西太原召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其中之一便是《请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该决议案认为：“新教育之真义，非止改革教育宗旨，废除军国主义之谓。……从前教育只知研究应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应如何教；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应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也”。此后关于儿童问题的研究，长时间成为教育界研究的一大热点，这一时期《教育杂志》也特设“儿童研究”专栏，刊载相关研究成果。在这股儿童研究的热潮中，图书馆界也找到了儿童图书馆这个很好的契合点，开展相关研究。图书馆界人士之外，不少教育界人士也意识到了儿童图书馆的重要性，纷纷开展“跨界研究”。《教育杂志》上关于儿童图书馆的文章主要集中于1926年和1928年，1926年《教育杂志》刊发了3篇研究儿童图书馆的重要文章，分别是杨鼎鸿的《儿童图书馆在教育上之价值》（1926年第3号）、李振牧的《对于儿童图书馆的我见》（1926年第3号）、杜定友的《儿童图书馆问题》（1926年第4号），1928年又刊发了杜定友的《儿童参考书研究》（1928年第6号）、叶公朴的《论儿童图书馆与儿童文学书》（1928年第6号）。这5篇文章，尤其是杜定友先生的《儿童图书馆问题》一文，对设置儿童图书馆的必要性及儿童图书馆的组织、馆长、馆藏选择、出纳、阅览问题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堪称我国早期儿童图书馆研究的扛鼎之作，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当下的儿童图书馆事业发展及学术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教育杂志》对于儿童图书馆的重视早已有之，蔡文森的《设立儿童图书馆办法》一文便是“本社辑稿”，而杜定友先生的《儿童图书馆问题》一文也是应时任主编的李石岑之约而写。对《图书馆学论文索引（清末至1949年9月）》中“小学和儿童图书馆”类目中所收文章的发表刊物进行统计，可以发现刊载小学和儿童图书馆文章最多的刊物便是《教育杂志》54-58，由此可见，《教育杂志》对于我国早期小学和儿童图书馆研究的作用。

4.4开启现代图书馆学的本土化进程

1909年至1910年，《教育杂志》的“名家著述”栏目陆续刊载了孙毓修的《图书馆》一文，按照孙毓修的设计，这部《图书馆》应包括“建置第一、购书第二、收藏第三、分类第四、编目第五、管理第六、借阅第七”七大块内容，可惜只连载到“分类”便结束了，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可这“残缺”的《图书馆》还是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严文郁对于孙毓修的《图书馆》一文有如是评价：“孙毓修撰《图书馆》一文，分期刊登于教育杂志，为国人对近代图书馆学术做有系统著述的端始。……该文之撰述，曾参考美日的图书馆专书及报告，内容已赅括一切图书馆的学术和技术”，范并思也认为“孙毓修《图书馆》是中国学者对图书馆系统论述的第一部著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针对当时图书馆理论相对滞后的现象，第一次系统回答了图书馆建设的理论问题，虽然没有连载完成，但仍可称得上是近代图书馆学的开山之作”。应该说两位学者对于孙毓修及其《图书馆》一文的评价颇中肯綮，通过阅读《教育杂志》上连载的这8篇文章，不难发现孙毓修在文章中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公共”倾向，认为“图书馆则以便人见观为主，其地最忌奥僻，宜于都市之中，四达之区”。对于当时报馆、学会、官署、寺院等机构的藏书制度进行了猛烈批判，他认为这些机构是“备一部分人之观览似公而实私者耳”，孙毓修认为“图书馆之意为公，将一切之书，无所不备以餍一方读者”，而且从其文章中还能够看出图书馆不仅要保存新旧典籍，而且还应教育他人的思想。孙氏《图书馆》一文，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图书馆思想，特别是杜威十进制分类思想，但是孙毓修并不是一味地“贩卖洋货”，他根据中国的实际，努力将西方图书馆思想与中国相结合，如在介绍购书时，融入中国的古籍版本知识，在介绍十进制分类法时，又设计了适合我国的新书分类法，而且文中还隐约可以看见“比较图书馆学”的思想方法，可以说孙毓修的《图书馆》_启了现代图书馆学本土化（中国化）的进程，为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继孙毓修之后，《教育杂志》1926年第9、10两期连载了杜定友的《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该文主要是对国外图书馆学课程、研究方法等的介绍以及对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历史的梳理，指出了图书馆学可以切实贡献于中国学术的五个方面，或者说研究图书馆学的五个意义，该文的主体虽然还是停留在对西方图书馆学教育的介绍层面，但是创建“中国图书馆学”之意已然在文中得到彰显，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杜定友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重要探索，也是我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由上可见，从孙毓修的《图书馆》到杜定友的《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教育杂志》为图书馆学的本土化提供了重要的讨论和成果平台。

5.结语

近代报刊的出现是整个晚清文学与文化变革的重要基石。报章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文学要革新，学术要进步，需要集合一些同道、提出一些口号，以推进文学及事业的发展，这时候个人著述的影响力，远不及报纸、杂志来得大。报纸、杂志成为集结队伍、组织社团以交流思想的主要阵地，历史也证明报纸、杂志是推动学术潮流和文流的重要力量。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离不开报刊，而包括《教育杂志》在内的早期教育类报刊无疑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土壤，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上做出了独特贡献。早期刊登与图书馆相关的内容的教育类报刊很多，笔者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种，希望更多的同侪能关注这一领域，这对梳理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史应该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