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采访受害者的批评性语篇分析

摘要： 社交采访一直都是批评性语篇分析家关注的重点。但是，警方采访鲜有研究，而通过分析警方采访可以发现社会秩序和语言研究方面的暗示。因此，进行批评性语篇分析时，我们值得对警方采访进行分析。本人研究的重点是分析警方和受害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时讨论从资料中发现的其他问题。文中分析警方如何在采访过程中通过时间和地点安排、转移话题、话轮转换和较高嗓音等多种形式，行使其对于受害人的权力；警方为了消除权力分配不均给受害者造成的不安感，采取了礼貌策略；另外，本文讨论了由于受害者英语不熟练所产生的误解并分析了警方建议翻译出席的原因。

关键词： 警方采访；礼貌理论；权力关系；面子

中图分类号：D693.6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5-0308-02

1简介

社交采访一直都是批评性语篇分析家关注的重点。为了透视采访人和被采访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多项研究，特别是通过分析采访期间使用的语言。Haworth（2006：740）认为，之前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大多针对新闻采访。但是，警方采访鲜有研究。正如Haworth认识到的一样，“警方采访具有极其重要的实用功能和深远影响”，通过分析警方采访可以发现社会秩序和语言研究方面的暗示。因此，进行批评性语篇分析时，我们值得对警方采访进行分析。

本人研究的重点是分析警方和受害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时讨论从资料中发现的其他问题，例如与礼貌理论有关的问题，以及警方有关口译的询问等。

2文献回顾

本节将回顾有关批评性语篇分析和权力关系，采访类型和礼貌理论及“面子”的文献．这些文献将为目前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所搜集的数据也将根据这些理论予以分析。

2.1 批评性语篇分析与权力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洲国家出现了批评性语篇分析。（Blommaert，2000：447）据Wodak介绍，批评性语篇分析旨在分析“通过语言体现出的不明显以及明显的支配、歧视、权力和控制结构关系”（1995：204）。具体来说，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批评性语篇分析强调社交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并分析言外之意和暗示。（Wodak，1997：173），通常情况下，正是互动反映过程中的权力分配不均引起分析家的注意，Fairclough & Wodak总结说，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主要原则之一是就社交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关系（1997：271-180）展开推论。事实上，警方采访过程中反映的权力关系也是我将在此次研究中关注的问题。

Swann，Deumert，Lillis & Mesthrie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权力进行了分析，（2004：247）。而通过互动在结构层次分析权力的观点与Thornborrow（2002：8）对于在社会上取得的权力的理解相呼应。由于“权力和控制的问题是警方采访话语的一个重要方面”（Haworth，2006：740），因此分析警方（支配方）和受害者（受支配方）话语中反映的权力分配不均问题引人关注，这也是本文将要研究的内容。根据之前对权力关系（如Van Dijk，1993，1998; Diamond，1996等）所做的多项研究，支配方通过各种方式行使权力，如

确定交谈情况，决定交谈的时间和地点，或有关人员可以或必须到场，及其扮演的角色，应该（不应该）掌握的情况或持有的观点，以及话语中可以或者必须完成的社会活动。（Van Dijk，1998）。

因此，如果研究者仔细调查谈话中有关人员实施控制和限制的程度，可能更易分析社交中的权力关系。

2.2 采访类型 通过批评性语篇分析对采访中的权力关系进行研究时，还需了解各种社交采访类型，特别是警方采访。

正如Kvale曾声明，一般情况下，采访是指“记者从某人处获得信息，与另外一个人谋面，实现特定的目标，一般多为目的性对话”（2006：483）。因此，根据Kvale的观点，采访始终是具有目的性的，也就是说，采访需要达到一定的目的，其形式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采访可能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如需要达到的目标，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关系等，但是，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采访过程中都存在权力的分配不均问题。Kvale（2006：484-485）就采访概述如下：

①采访者主导着整个采访。

②采访属于单向对话。

③采访属于手段工具性对话。

④采访对话可以经过巧妙处理。

⑤采访者单方解释。

从这个概述中，可以得出结论，其实，在采访过程中，采访者负责安排时间和地点、转移话题、选择提问的措辞、建立亲和感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警方采访也不例外。Collins，Lincoln & Frank指出，“警方通过采访，让目击者、受害人或犯罪嫌疑人叙述所看到的情况……标准的警方采访技巧包括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问答式叙述报告”（2005：1）。警方通过要求受访者进行陈述，然后提供问答式报告，主导着采访过程；此外，警方是法律赋权更多的群体，警方采访中权力分配不均自然难免。然而，在研究警方采访一名谋杀嫌疑犯的案例后， Haworth声称，根据该案例研究，受访者控制着自己提供给警方的某些信息，尽管如此，仍无法否认，整个采访过程，受访者与警方采访者相比，仍处于劣势（2006：740）。

2.3 礼貌理论与“面子”根据笔录方面出现的问题，借助礼貌理论可能会有所助益。Swann，Deumert， Lillis & Mesthrie将礼貌定义为“通过语言表达对他人的关心（如好意，防卫）”（2004：242），这与Holtgraves对礼貌理论的解释一致，即礼貌是“语言使用的人际基础”（2002：38）。Holtgraves认为，Brown & Levinson提出的礼貌理论方法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在Goffman研究的（1955）基础上，Brown & Levinson（1987）的礼貌理论研究，对面子概念分析进行了延伸。他们认为，面子从基本和普遍意义上说，包括积极面，即“渴望获得他人赞许”，和消极面，即“不被别人胁迫”（Holtgraves，2002：39; Swann，Deumert，Lillis & Mesthrie，2004：107）。

因此，为了在社交中避免威胁到一个人的积极面或消极面，需要采取礼貌策略。（Brown & Levinson，1987）Holmes（2000：164）指出，幽默是积极的礼貌策略，说话者通过幽默显示对听者积极面的尊重，反之，说话者会通过各种语言手段来保护听者的消极面，使之感到受到关心和尊重（2000：170; Brown & Levinson，1987：70）。

3情景与研究方法

分析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叙述一下本案的情况。一个韩国女孩在英国搭乘一辆公交车时，遭到一个黑人男孩抢劫。更确切地说，黑人抢了她于1个月前买的MP3播放器。劫案发生后，她的朋友帮她打电话报了警。警察告诉她的朋友，他们会来采访她有关细节，但没有安排确切的时间。大约一个星期后，警方终于来了。一名警察先走了进来，例行公事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在她向第一个警察（P1）描述了整件事后，另一个警察来了。因此，为了确认她提供的所有细节，第二个警察（P2），要求她再次描述那天发生的事情。我的笔录是从P2来后几分钟开始的，但她大多重复了她向P2陈述的话，可将之假设为对分析警方采访的有效数据。

此次研究中，除了录音机，还采用定性方法，因为Chong Ho Shon （2002：157）认为“与定量方法相比，定性研究互动性更强，更注重过程”。因此，定性分析方法使我能够更多地注意到采访过程中传达的详细信息。征得警方和受害人的同意后，研究中采用旁观者观察的研究方法。

4数据分析

改编Coates研究（1996，2003）抄写约定，转录此次录音。我们将从权力关系、警方使用的礼貌策略、误解和警方关于翻译的质询方面分析笔录。以下各小节为详细的分析。

4.1 权力关系在笔录中，我注意到，除了因一般认为的警察与公众相比，是法律授予权力更多的群体而产生明显的权利不平等外，警方和受害人的谈话中也隐含着权力的分配不均。警方和受害者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均体现在各个方面。

警方采访发生在劫案几天后。虽然受害人的朋友在受害人被抢之时即打电话报警，警方并没有立刻前来处理，而是几天后才来。这似乎支持Van Dijk的观点（1998），即支配方决定交际活动的地点和时间，也与Kvale的（2006：484-485）看法不谋而合，即“采访者主导着整个采访”。本案中，警方对受害者行使了其安排采访的时间和地点的权力。

如上所述，笔录开始于P2进来前几分钟。根据Collins，Lincoln & Frank's（2005:1）对警方采访的模式的了解，受害人已经向P1口述了发生的事情；P2进来时，P1和受害者正在“问答”。而受害人被要求再次向P2陈述当天发生了什么事。这一点可以重新回到Kvale概述采访时提到的论点，即警方主导着采访的过程并且有权转换话题，从受害人处获得他们想得到的信息。

此外，Fairclough（1989：134）声称，“话轮转换制……取决于（或是其中的一部分）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反过来，说话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会影响话轮转换制：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导致不平等的话轮转换。我在分析笔录时发现，受害人大多在被要求口述所发生的事情时，才会暂时有机会说话，而警方长时间占主导地位：未经问及，受害人很少发言，很多都是不完整的句子，甚至一个字的答复，而警方使用较长的句子提问详细信息，或进行陈述。因此，权力分配不均也通过警方和受害者之间的话轮转换得以反映：警察通过长时间掌控话轮转换机会并指示受害人回答问题，主导着谈话过程。

另一个方面虽然也能反映出采访中的权力关系，但不能转录，那就是说话者的音量。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任何与说话者音量和权力领域之间关系的理论来支持我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很可能通常在各种社交活动中权力更大的人的声音远远比那些权力较小的人的声音大。听录音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到警察和受害人的音量。我发现，警方尤其是P2声音较大，而受害人说话声音较小。

4.2 警方采取的礼貌策略和建立的亲和感虽然与受害人相比处于优势地位，警方仍试图减轻因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平等所带来的低落情绪。分析笔录时，我发现警方考虑到受害人的面子，而采取了一些礼貌策略。据Brown & Levinson（1987）对积极面和消极面的划分，我发现采访中采用了一些策略，来保护受害人的积极和消极面的需要。

P1在采访过程中不时说笑。Holmes（2000：167）认为，“礼貌理论为限制幽默对相关人员面子需要的影响考问分析水平提供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笑话是一种礼貌策略，肩负着满足受害者的面子需要的责任。同样，Brown and Levinson（1987：102）Holmes认为，幽默是一种积极的礼貌策略，其 “通过表示声援或合议，满足听者/被访者积极面子的需要”（Holmes，2000：167）。因此，通过讲笑话，P1尝试建立一种亲和感，使受害人不会过于低落。除了满足受害人积极的面子需要以外，P1的笑话也有助于建立一种融洽的关系，即Newberry & Stubbs（1997:14）定义的“和谐，同感或同情关系或者与另一个自己的联系”，以“促进‘富有成效的人际思潮’”（Collins，Lincoln & Frank，2005：2）。幽默似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在笔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受害者频频发笑；但是，他们之间内在的权力关系仍然没有改变。

为了避免危及受害人的消极面子，警方还采用了另一种礼貌策略，即消极礼貌策略。消极礼貌策略通常是与各种语言手段（Holmes，2000：170）一并使用的。例如，警察通过提问说明有翻译在场，而不是直接讲“You need a translator（您需要一个翻译）”，也用“would（愿意）”和“easier（更容易）”等词作为次要的缓和工具，尽量不威胁到受害者的消极面；但后来警察可能认识到，他们有关翻译（实际上是受害人的朋友）的建议，尽管启用了缓和工具，还是威胁到了受害人的消极面，所以他们用了更直接的语言手段，“not wishing to be impolite（不想那么不礼貌”），来恢复和展示他们对她的关注和尊重。

4.3 误解及警方有关翻译的询问英语对于本案受害者来讲是一门外语。由于受害人的英语语言能力和口音，采访过程多次出现误解。例如，“red”这一单词的发音干扰，因为辅音/r/按照受害人的地方口音习惯，发音为/l/。因此，P1和受害人多花了一点时间，来探讨这个单词。从受害者的整个报案过程，可以看出：受害人并未熟练掌握英语，因为她无法完整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个人认为，另一个误区，可能是后来受害者没理解P2的问题，而实际上P2是暗示需要一名翻译。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让警察认为，她同意别人给她当翻译，并建议让她的朋友来翻译，然而，分析其余的谈话后，我发现其实她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从他们的谈话中，我还另有发现。在P2与受害人确认抢劫日期时，她并没有听到24后面的/th/，所以她认为P2在说公交车号码（94），而不是日期（24日）。

显然，受害人有限的英语水平造成的误解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警方调查的效率”（Gibbons，2001：440），因为他们需要反复讨论语言形式。所以说，正是受害人沟通方面出现的这些问题促使警方询问翻译。事实上，在英格兰，就单个案件法律诉讼，询问翻译问题并不鲜见。Leung（2003年：290）声称，在英格兰，当法律程序中涉及非英语为母语的当事人，且当事人英语水平较差时，通常情况下，会建议请一名翻译。

5结论

此次研究通过分析警方对一宗行劫案的采访，初步进行了批评性语篇分析。文中分析警方如何在采访过程中通过时间和地点安排、转移话题、话轮转换和较高嗓音等多种形式，行使其对于受害人的权力；警方为了消除权力分配不均给受害者造成的不安感，采取了礼貌策略；另外，本文讨论了由于受害者英语不熟练所产生的误解并分析了警方建议翻译出席的原因。这项研究使我对批评性语篇分析以及相关问题有了更好地了解，有利于我今后的研究。

参考文献：

[1]Blommaert, J. & Bulcaen, C. (2000)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9. 447-466.

[2]Brown, P. & Levinson, S.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Chong Ho Shon, P. (2002) Bringing the Spoken Words Back in: Conversationalizing (Postmodernizing) Police-Citizen Encounter Research. Critical Criminology. 11, 151-172.

[4]Coates, J. (1996) Women talk: conversation between women friends. Oxford: Blackwell.

[5]Coates, J. (2003) Men talk: stories in the marking of Masclinitis. Oxford: Black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