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间,语文何物?

一

问世间，语文何物？此问看似比宋词原问“情为何物”简单多了，但稍稍一想，就会觉得作答不太容易；再往深里一看，其复杂难解更会让人望而却步，简直就是马蜂窝呀！然而这是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根本问题，也是直接关系到数以亿计的中小学师生语文教学质量的关键问题，还是一个百余年来愈变愈复杂或者说愈变愈模糊的疑难问题，我们只有迎难而上，正视之，直面之，认真探讨，努力解决，没有临阵脱逃的任何理由。

上面这段话，其实已经隐含一个预设：仅仅把它作为课程名称来看；不过，作为普通名词的“语文”与作为课程名称的“语文”虽不相等，但其内涵无论是指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都有基本的重合之处。在我看来，语文课程就是教学语文的课程――难道还有认为语文课程不是教学语文的吗？当然，认为完全不是的，我确实未曾见过，但主张不完全是的，比比皆是。

现在先来看看，语文是教学语言文字的课程，抑或是教学语言（即汉语）、文学的课程？ 2003年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指出：“高中课程设置了语言与文学、数学……八个学习领域”，并指明语言与文学领域由语文和外语两个科目组成。也就是说，语文课程之语文是语言（即汉语）与文学。用数学等式表示：语文=1+1=2。如果课标的制订、教材的编写、中考高考试卷的命制等都能循此进行，问题就会变得简单明确得多。剩下的问题主要就在两者分量的比重。鉴于当前社会上语言文字使用极其草率、相当粗鄙的状态，似乎以语七文三为宜，就是文学教学似乎也应向“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适当倾斜。最重要的是语文老师要有自觉明确的汉语教学意识和文学教学意识，摒弃混沌的囫囵的非语非文的所谓“语文”。

本来“语文”并不混沌、囫囵，就是指汉语言文字，其目标和任务就是培养正确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比较有代表性的表述是1986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教学生学好课文和必要的语文基础知识，进行严格的语文基本训练，使学生热爱祖国语言，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听说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要开拓学生的视野，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健康高尚的审美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其前其后的语文教学大纲基本上都是这个路数。但是，从2001年的语文课程标准开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2001年和2011年的课标都把文学教学单独列出来，明确了它不同于汉语的教学内容和目标，如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能初步理解、鉴赏文学作品，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则改为“能初步鉴赏文学作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看来都已意识到语文除了汉语言文字还应当包括文学。不过，既然已将文学包括在语文之内，语文应该就不再是单指“语言文字”，但2001年课标在“课程性质与地位”这一部分中，开头就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紧接着又强调“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课程具有“多重功能”――从将语文定性为“交际工具”看，文学显然就被排斥在语文之外，所谓“语文素养”也不包括文学素养，因为文学不是工具早已成为人们的常识；从“多重功能”看，意指除了培养正确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之外还有别的功能，最明显的也许就是“能初步理解、鉴赏文学作品，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一文学的功能。于是“语文”的确切含义就开始变得模糊了：既可单指语言文字，也可包括文学，这就为“语文”的混沌化、囫囵化提供了可能，特别是为实践层面不分语言、文学的语文教学混沌化、囫囵化打开了方便之门。当然，我们应该体谅课标编制者的两难处境：不提文学教育显然不符时代潮流，但是把文学教学单列出来使之成为与汉语教学并列的部分，似乎改革力度过大，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汉语和文学就曾分家，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年的初中学生至今仍怀念不已――语、文不分家，倘若语文老师又无自觉而明确的汉语教学意识和文学教学意识，“语文”只能照旧混沌下去、囫囵下去，这，能行吗？

二

上面讲的是语文与汉语、文学的关系，接着我们来讨论语文与思想、情感、道德、政治等的关系。必须特别提醒的是，我们讨论的是两者的“关系”，而不是思想、情感、道德、政治等要不要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如何要的问题。

依我看来，就是渗透与被渗透的关系以及如何渗透的问题，亦即将思想、情感、道德、政治等渗透在语文之中。于此，前人已经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如1978年的《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就指出：“要在培养学生读写能力的过程中，注意课文的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内在联系，正确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而且，它还特别强调所有有关思想、情感、道德、政治等的教育，都立足于“小学语文课本入选课文的思想内容”，换言之，并没有把它们从语文教学过程中独立出来，单独列为与语文教育并驾齐驱的另一部分。一望而知，它未言渗透，实则就是渗透。1986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也说：“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要开拓学生的视野，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健康高尚的审美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2001年的语文课程标准如上文所引，强调“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致力”者，集中精力、尽力、竭力之谓也；只是要“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如“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人们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它当年提出的“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三维目标不是三个目标，更不是各自独立的三个实体，而是一体之三面。语文课还是语文课，而不是语文=语文+政治。

到了2011年的语文课标，语文课性质任务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这段文字由三句话组成。第一句包括三个并列分句，前两个分句用了分号，最后一个用了句号。这就表明，这三个并列分句的内容是并列的，换言之，“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和后面两个分句所说的“为……打下基础”相互间是并列关系，而非领属关系。也就是说它认为语文课程起码有这样三个任务。然而，它提出的语文课程的任务还远不止于此。这段文字的第二句，由“不可替代”四字提示全体语文教育工作者，语文课程还应该自觉承担“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大任务。而这段文字的第三句中“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则是呼应并强调了前两句中三个“为……打下基础”，“继承和弘扬……”与两个“增强”。虽然与2001年的课标一样说是“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但紧接着要提升的是“学生的综合素养”，而不是2001年的“语文素养”，“致力”一词在整段的语言环境里已经被彻底淡化，变得可有可无，甚至成为累赘。“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已然退居诸多任务中的一项，而且，“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等也未必要“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进行，思想、情感、道德、政治等不是渗透在语文之中，而是可以甚至应该独立在语文之外，于是语文成了语文与思想、情感、道德、政治等的相加。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语言文字不是外在于人的工具，而就是人本身。众所周知，人是符号的动物，马克思曾一再指出：语言是“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任何语言文字作品也都不可能和说者写者的思想感情绝缘，一般也总和道德、政治有着或近或远或强或弱或浅或深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语文教学去发现、了解、品味这种关系，是培养理解与运用语言文字能力所必需的，同时不管老师自觉与否，其间的思想、情感、道德、政治等都在熏陶感染学生。如果老师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对于语文与思想、情感、道德、政治等两个方面都会有强化的作用，所谓相得益彰是也。一旦两者相互游离，语文真的就会成为毫无灵性的僵硬的死的“工具”，而倘若无视课文的具体内容、独特角度，思想、情感、道德、政治等方面的教育就会沦为空洞抽象枯燥的说教，两败俱伤。因此，语文不应该是语文与思想、情感、道德、政治等的相加，语文本来就是有思想、情感、道德、政治等渗透其间的一个实体。其次，语言文字的学习，正确理解与运用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绝无可能一蹴而就，其任务之艰巨困难，的确需要贯穿12年基础教育的一门专门课程来应对，这门课程就是语文。

“互联网+”是个好东西，而“语文+”对于被加之语文和所加之别的什么都有害无益。语文应当而且必须拒绝“语文+”。2011年课标语文已经“+”得够多的了，据知语文还将被阐释为“语言建构与运用”加上“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我真的觉得有点恐怖。“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够离得开思维吗？“思维发展与提升”，对于语文课来说，就应该是实际上也必然是寓于“语言建构与运用”之中，如果从中分离出来，要完成这一几乎与“语言建构与运用”同样艰巨困难的任务，就该另开课程，另订课标，另编课本，等等，否则就等于白日做梦。须知，初中阶段语文课一般每周才五节，高中才四节，杯水车薪啊！

三

汉语作为语文的半壁江山，它所担负的培养学生正确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任务，神圣而又艰巨。不过，我们可以对这一任务做出比较简易晓畅的表述，庶几有利于任务的完成。思来想去，我以为似可表述为：把语句写通顺，把意思说清楚。共12个字。两句话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不过前者着眼于形式，后者着眼于内容。或许有人会以为这是大大降低了汉语教学的要求，小学毕业就可做到，太小儿科了！我可不敢这样想，由衷觉得一辈子都得为此而努力。别说我们一般人，就连汉语言大师如鲁迅、老舍者，一不小心也容易写不通顺、说不清楚。鲁迅《〈坟〉的题记》，有一段话原是这样写的：

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知道。即如我有时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说得冠冕一点，就是敌人罢―― 给他的好世界上留一些缺点。

定稿时，鲁迅做了修改，最明显的是，把“倒不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是为了我的敌人”改成“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原来的“不是”说得太绝对了，也和紧接着的“大大半”不匹配―― 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不太通顺。鲁迅是自己在定稿时就把它改过来了。老舍《我的母亲》的一处语病则至今还留在《老舍文集》第14卷329页：

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

浙江师范大学编的《初中语文课本（实验本）》收入此文时把“勤劳”改为“辛劳”。想必这是老舍一时的笔误。倘若这真是老舍的笔误，《红楼梦》的一个“可议”之处就很难用笔误来解释了。陈望道指出：

这里雨村且翻弄诗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掐花儿。……雨村不觉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掐了花儿，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方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

……甄家丫鬟不但“忙转身”便能看清雨村的又是敝巾旧服，又是面阔口方，又是剑眉星眼，又是直鼻方腮，并且在看呆了的雨村的对面也能看见雨村的“背厚”，这就更加离奇了。

不合情理应该也是不通的一种。

以上三例可以说吹毛求疵，几乎为绝无仅有者；至于现在语文世界（包括各种媒体、广告、杂志、论著等）语病之多，说是“满目疮痍”也不为过。早在2010年一批学者和作家就曾严厉批评当时汉语使用的混乱，“已经由局部蔓延到了整体，由个人推及到了社会，由暂时发展成了长期”，甚至连政府公文也难以幸免。这种现象于今已经是愈演愈烈，而且目前还看不见有任何好转的迹象。某一著名城市所属宣传部门去年曾下发这样一个通知，标题为：

关于转发《关于转发〈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等关于组织观看电影《百团大战》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括号套括号，如玩九连环游戏，与公文写作的基本，相去简直十万八千里！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了，中国工程院领导致信祝贺，总共不到两百字的短信，语病竟有三四处之多，如说她是“作为我国首个医学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国内某知名大学一位文学方面的教授出版了一本据说是经过严格审阅的学术著作，有学者指其作者“没有起码的造句能力，甚至连许多常用词都用错了”。在教育领域，连关系到多少年轻人命运的高考语文试卷的题目也出现了不少语病，让人触目惊心！

当下语文世界满目疮痍，倘若只是问责学校的语文教学，那是绝对不公平的，但平心而论，语文教学实也难辞其咎。长期以来，混沌、囫囵的语文教学太不重视遣词造句这一汉语学习的根本了。你一提语文教学要侧重课文怎么说的语言形式，就有人义正词严地指责你怎么能无视课文的思想内容？看来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内容与形式是可以各自独立存在的东西；他们还认为重要的不是课文如何遣词造句，而是某篇、某段、某句的意思，了解、掌握“意思”成了语文教学的最高目的。久而久之，以致我们好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好的文字，什么叫不好的文字”。鉴于此，近年我提出了“语文品质”这一概念，它指的就是一篇语言作品遣词造句水平的高下优劣。学汉语，主要就是学如何遣词造句，使之达到清通、适切、准确、得体的基本要求，进而具备情态美、节奏美、洁净美等。如果说语文课程的文学教学所要培养的是学生的文学情趣和文学感觉，那么语文课程的汉语教学所要培养的就是良好的语文品质。良好的语文品质就是“正确理解与运用汉语言文字”的具体化、简约化，有助于我们正确回答语文为何物这个问题。我曾建议是否能从“语文品质”的角度审视、理解、认识语文教学，把主要任务确定为：引导学生去发现、感悟课文美好的语文品质，并且探究它生成的原由，从而使学生得到借鉴，以提升自身语言作品的语文品质。

四

语文何物？上文是从应然的角度来回答的，最后似乎应该深入“世间”了解一下它的实际状况。我们有努力按照课标的要求去努力的老师，但属少数；多数在实际教学中是把语文考纲和往届中考高考试卷作为真正的课标的，因为必须睁大眼睛盯住分数，目不旁视，心无他骛，专心致志，为了自己、也为了学生的生存。当然上头颁发的课标也不是全无用处，大大半用于公开课、工作总结、评职称用的论文等。全力以赴拼分数，是我们基础教育多少年来所犯的颠覆性错误，要把它再颠覆过来，任重而道远。

参考资料：

1.《马克思全集》，人民出版社。

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

3.《北京日报》2012年3月3日。

4.《当代文坛》2015年第5期。

（选自《中学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