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该被遗忘的新村楗设者

从师长到村长，布衣素餐的段绳武带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实践着“理想国”的建设。

在上个世纪30年代新农村建设的潮流中，为了在西北开发出一片“理想国”，段绳武卖掉了他在北平的一座王府及全部家产，带着十五六万大洋、妻儿，全家搬到了绥远。

7年后他离开绥远投入抗战时，只带走了两位女儿，四个儿子皆因荒原上的恶劣条件而夭折。

开发西北

段绳武在1931年决定投入西北开发建设时35岁，为了在西北实现他的“乌托邦”，他从国民革命军第4了师师长的位置上请辞。

是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坚定了段绳武的信念，他在乡村建设的设想上增加了屯垦戍边，而地址就定在日后成为前线的绥远省。

北伐胜利后收编了孙传芳的这一嫡系，等待收编的那段日子，段绳武的部队驻扎在山东泰安。这里是武训的故乡，那位乞丐一生靠乞讨办义学的故事打动过很多人。

看到自己打过仗的地方百姓命运更加悲惨，黄河泛滥之处饿殍载道，段绳武向提出，希望能派他和他的47师到绥远去军垦，一来可以发展农业，二来也有边陲防线的作用。

“但是并没有首肯，段绳武原是直系的人，他会不会自立王国?会不会生出事端?”段绳武的二女儿段至诚当时还小，她后来听家族里的老人们说起过些当时的情景。

非黄埔军校出身的段绳武在这个问题上自然很敏感，蒋的疑虑使他更加清楚自己的处境。

“当时中国大地上正在掀起一股潮流，那就是建设新农村，梁漱溟、晏阳初都在搞他们的新农村实验。”军阀史是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张鸣的研究课题之一，他分析段绳武当年开垦西北的初衷时还提到一个大的背景：“多年的战乱后，国土的破败和中日关系危机对他的刺激很大，同时现代化也是当时思想界提出的一个观念，在新农村和现代化两股力量的感召下，段绳武希望能为社会做出一些切实的贡献，他就选择了到西北去开发。”

段绳武下决心开发西北后，不是只身前往，而是把他在北平的家产卖了，全家一起离开北平。他的夫人王庚尧也支持他变卖家产举家搬迁，结果段绳武把他离开军队后在北平东城置下的家产――当时的遂安伯胡同七号八号那套三进四跨院的王府给卖了，带了十五六万块钱，全家搬到他以几毛钱一亩地新买的包头荒原上。

举家迁往包头

“1932年的春节就像炼钢时的蘸火，刚在北平过完热闹繁华的节日，马上就搬到包头荒原上新盖的地窝子里了“，段至诚对她童年的这一生活变迁记忆犹新：为什么父亲一定要破釜沉舟?他反思过一些人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投身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他认为失败的人就是没有把身家性命都投入进去。

段绳武把全家都投了进去，夫人王庚尧是新村的第一任自编课本的教师，这里的孩子开始区别于父母，脱离文盲境地，同时她还开办了妇女识字班。后来一些有追求的大学生加入到义务教学的队伍里。在段绳武看来，这是对武训事业的延续。

张鸣在总结中国近代新农村建设成败时同样认为：“只有像梁漱溟、晏阳初和陶行知他们几位，和段绳武这样全身心投入的，才获得了成功”。

1931年段绳武在包头建立起他的第一个新村河北村，之所以取名河北村，是因为他想为自己苦难深重的家乡河北省做些实事，但是从后来新村移民的来源上看，遭受黄河水灾害的河南难民比河北难民还要多。无论如何，这是一条为流民大潮规划的新出路。

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是河北人，他和开明士绅张清廉等以及河北移民协会，给予段绳武的移民计划以极大帮助，先后移民上千户。

段绳武从事移民之初经验欠缺，他在包头为第一个移民新村河北村选址时，虽然离铁路和黄河只有+几里地，陆路和水路交通都很方便，却是一块盐碱地。段绳武曾想办法引水冲刷这块土地，由于农田地势高而河流地势低，所以这项中低产田改造工程不算成功。

有了农田选址的教训后，段绳武开始了他的第二、三、四个新村建设，这一次他把地址选到了五原县。

军事建制的新村

在五原段绳武采取的是租地的办法，从蒙古王爷那里“永租―了大片土地，十年交租一次。他原计划在这里建立200个新村，在后来的五年时间里，他建成了3个村落。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归队到了重庆，3个村庄成了前沿，他带领村民修的工事派上了用场。但是，200个新村的宏伟构想和实践遂被搁置。

段绳武成了3个村子的段村长，段至诚还记得当年村子里有村长、闾长、保甲长，各种行政职能俱全。但是这些文书资料都在后来的战乱中损毁。

在张鸣的研究中发现，为了战备的需要，这3个村庄同时也在使用军队建制。

《北方新报》记者王宗告诉《新世纪周刊》，他曾在有关报道中留出两部热线电话，在之后的一年半里，只接到过两个信息反馈： 个来自天津、一个来自辽宁。这是两位当年河北乡新村村民的后人打来的，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祖辈从灾区移民到河北乡，又在战争中从河北乡移走，所以后人们对当年具体的生产生活、军事战备一无所知。

张鸣通过对各种30年代出版物的查阅，了解到更为详尽的资料：段绳武布衣素餐与村民共同开荒。村里有自卫团、自治会、良心省察会，村民大会是新村的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大事由村民大会议决。但是由于他的军人特色，新村的组织还是具有军队编制色彩，所有的行动，都非常整齐划一。村民们用土坯盖房，修建宿舍、教室、礼堂、活动室，还修建战备工事。清晨一起出操，每日都有“朝会”。

张鸣提到的“朝会”是指段绳武本人和自愿参加新农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大学生们，给农民做的“精神讲话”。新村的宗旨是培养“新人”，“新人”的要求包括：有知识、品格高尚、有文化。所以段绳武很重视精神品格的培养。他的“精神讲话”能上溯到1840年，把100多年的内忧外患讲下来，一直讲到“九・一八”。

行伍出身的段绳武重视抗日军事训练，他通过以前的关系筹集枪支弹药、挖壕沟、筑碉堡。孩子们也是军事化管理，数百名少年儿童早上起床后，统一跑到村里一个共用的水池旁洗脸，这跟当地水资源缺乏有关。一张蔚为壮观的几百名孩子围池洗脸照片2006年在德国召开的“图说传记”国际研讨会上公布后，引起很大轰动。

在目前能看到的照片上，以对村庄建设有贡献的宋哲元的字命名的明轩村里，一排武装村民正右手持枪排队登上碉堡工事，有的没戴帽子，有的头戴西式礼帽。这些照片拍摄于“七七事变”之后10天左右，当时一支由梅贻琦、顾颉刚、张星娘等社会名流发起组织的西北考察团正路过五原，于此前后几天，还留下了西北考察团团员们在碉堡上以及段绳武王庚尧夫妇在碉堡上的合影。军事化训练和建设成果令这位师长出身的村长引以为豪。

男耕女织合作化生产

步调一致的合作化农场内，一起开工，一起农忙，农闲时一起搞军事演练，开始就连吃饭也在一起。段至诚说，她还记得开始大家一起吃大食堂，后来有些村民想回家自己做着吃。段绳武指着正在吃大锅饭的村民对来参观的朋友说笑话：“你看，大食堂多好啊，他们还不想吃，想回家，吃一碗媳妇给端一碗。”后来有没有家眷的村民都分锅回家吃去了，但是合作化的生产劳动依旧。

段绳武对新村的要求是能做到自己造血进而达到正常的血液循环，所以村里有组织地提供信用贷款、合作社，先发放农具、牲畜、大车，抵作给农民的低息贷款，农民可以分四年还清。还回来的款项继续贷给新成立的村庄。

男子除了种地，农闲时还开展了农田水利建设，段绳武引黄河水灌溉并在五原这块他要实践自己理想的土地上开始试种水稻。兴修水利时西北水利名人王同春的儿子王乐愚帮了他不少忙。

荣军之父

“七七事变”后国共二度合作，冯玉祥、陈诚都力邀段绳武出山抗日，傅作义则建议他去做军队后勤补给工作，段绳武于是抛却五原的事业再披戎装。

他扔下了用七年时间打造出来的这番新景象，又是带着妻女离开了五原。在五原期间，他的家庭又增添了四个儿子，但是这次一个也没能带走，他们全部在这块远离现代医学的地方染上脑膜炎和脓胸。

段绳武在南下从军的途中没有办法带走儿子，一位重病的儿子终于不治埋在了包头一个叫“转龙藏”的地方。另三个儿子在送到北平亲戚家一个半月之后，妻子王庚尧在武汉的租屋里收到了三个儿子全部夭亡的噩耗。“当时条件困难，租屋里没有床，母亲就哭倒在地铺上”，段至诚回忆起这个家庭的重大不幸。

在武汉期间，段绳武认识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部长的。很重视段绳武对伤兵考察后的设想，总政治部在审查了他的报告后，决定派段绳武为“后方勤务部总政治部中将主任”，主管伤兵工作。

童年时期的段至诚在“武装保卫大上海”、“武装保卫大南京”、“武装保卫大武汉”的歌声中，跟着大人们节节败退到了重庆。

60多年后，她重返这座山城时，还专门找到当年的父亲机关住地曾家崖47号。曾家崖46号是荣军协导会，47号是荣军机关所在地，在她的记忆中48号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50号是周公馆。这几处建筑建在江边很陡的坡地上，现在48号八路军办事处和50号周公馆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他几处在她寻访那天正是改建中的一片瓦砾。2004年，她来到64年前父亲曾经工作过的政治部机关所在地龙头寺寻旧，在这座中变残破的寺庙前，有位卖香的老人还对她和其他游客们讲：这里以前有位姓段的将车。

段绳武主管伤兵那三年，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有时半夜想起什么，还要把其他同事叫起来，这无疑加重了他那需要一天注射三针“因苏林(即胰岛素)”的糖尿病。

张鸣查到这样详尽的资料在段绳武的主持下，首先设立了伤兵招待所。在备战区设立若干招待所，从作战前线每15公里设一招待所，向后一直延伸到后方医院：第二，成立政治大队。大队队员思想较进步，到各地伤兵医院慰问演出，还教伤员识字，书信等各种服务：第三，成立伤兵教育委员会。聘请社会知名人士研究伤兵教育事业的设计、开展与推行：第四是建立荣军职业协导会与“伤兵之友社”，解决伤兵退伍后的生存问题。鉴于时期的严重腐败，最后一项是设立监理员室，旨在防止后方医院、残废教养院的贪污、剥削、医疗事故的发生。

段绳武被尊敬他的人称为“荣军之父”。但是在他44岁英年早逝后，后勤部这一项工作从此空缺，此后，伤残人员的命运又回到不堪设想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