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期社会保障支出对劳动力就业的效应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1998-2011年社会保障支出等相关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劳动力就业具有正效应并且从东部向西部递减。从其他考察变量来看，东部地区的职工工资水平与劳动力就业具有负相关性；东、中部地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与促进劳动力就业间存在联动机制；中、西部地区的劳动争议案件数与就业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对策：继续推行积极就业政策，进一步健全劳动力就业传导机制，改善劳动力就业环境与就业质量。

关键词：社会保障支出 劳动力就业 面板数据

引言

我国作为经济转型期的人口大国，由于受自身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制约，长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历来十分重视就业工作。例如为促进下岗人员再就业，从2002年开始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为完善就业政策体系，在2007年出台了《就业促进法》等。数据显示这些政策措施在就业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从2003-2011年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9800万人，并促进了产业部门间就业结构的优化，因此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城镇登记失业率依然控制在4%左右。在未来一段时间，面对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与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压力，如何实现“以增长促就业、以就业稳增长”的良性互动，成为劳动力就业问题研究的重点和难点。2007年，国家提出实现“社会就业更加充分”的目标，2011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健全政府促进就业机制，提高就业质量”。如何发挥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的促进效应，更好地提高劳动力就业质量，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对1998-2011年期间各地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劳动力就业的效应进行研究，试图解决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地区间劳动力就业效应可能存在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第二，根据计量分析结果，结合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就业的现状，对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健康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文献回顾

近年来诸多学者围绕就业问题在相关领域不断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例如Keith（1987）对联邦财政政策在促进就业与保障就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认为财政对就业的保障有助于稳定个体经济行为。Ogawa（2003）通过建立动态的劳动力需求函数，发现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就业具有负面影响，同时还发现金融机构贷款的态度对小企业的就业状况影响敏感。Bekemans（2007）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融资问题、维持福利水平问题、社会保障与经济之间的问题等三个角度对社会保障与就业政策进行研究，建议将社会保障对就业的效率研究转向对就业目标（质量）的研究。Thomas and Russell（2010）采用扩展经济增长模型，探索经济自由对美国就业增长的影响，发现享有更多经济自由的地区（定义为保护私有财产和私人市场）将会实现更高的就业增长率，而财政税收政策在促进就业增长中的作用不显著。

Alam等（2010）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研究，实证表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并实现教育、卫生等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发展。在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结构方面，认为减少非生产性开支、加大对社会生产性部门的支出将有助于实现经济的更快增长。Marco and Stephen（2011）为探索财政政策和失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建立新型的动态模型，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两大方式创造就业机会：一是直接增加公共开支，二是间接减少对私营部门的税收。并分别就平衡预算政策与赤字融资政策的财政成本进行比较分析，指出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将会影响到私营部门就业机制。Carlo（2012）认为目前所面临的低就业率反映出劳动力市场体系与财政政策深层次的问题，建议在财政政策影响就业的两个关键领域进行政策调整，这两个关键领域：一是影响员工绩效的税收制度；二是社会福利计划的结构设计方面。在此基础上主张通过降低非工资劳动成本、重新设计失业救济金、提高培训与教育等措施以缓解青年失业并实现就业增长。

国内学者针对就业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为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劳动力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例如在理论与政策分析方面，李善民（1995）认为财政有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的功能，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王延中（2003）对中国的就业形势进行分析，同时指出了社会保障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更好地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建议。赖德胜、孟大虎（2011）指出中国当前就业支出仅占GDP比重的0.34%，并且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应加大财政资金对就业的支持水平。同时应改善失业保险的支出结构，完善就业政策覆盖面。而在实证分析方面，有的学者从长、短期的比较分析中得出结论，例如王文甫（2008）认为政府支出对促进就业效应的发挥与消费者风险规避系数相关，政府支出对就业的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朱翠萍、蒋智华（2010）同样指出财政支出对促进就业只具有短期效应，而在长期内需要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方式提升就业水平。

金成晓、马丽娟（2011）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扩大内需政策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也微乎其微，经济增长也没有带动就业的相应增长。而刘新、刘星（2010）通过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就业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总体而言社会保障对促进就业的效应不明显。但通过对各省市间的比较发现，东中部地区促进就业的效果要较西部地区要更好一些。也有学者认为财政政策无法促进劳动力就业，例如王根贤（2009）认为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又表现出排挤就业的现象。徐海霞（2011）认为我国的宏观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显著，但是在促进就业增长方面并未取得明显成效，原因是财政政策具有逆就业的倾向。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关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劳动力就业效应的研究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歧，因此有必要就此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本文试图运用面板数据考察地区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等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扩展和创新，以期为更好地促进劳动力就业提供可行性建议和参考。

计量模型和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

在参考Blanchflower and Oswald（1994）对劳动力失业与工资水平之间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简约型计量模型，如（1）式所示。简约型模型的优点是不依赖某一特定理论，在选取能够反映劳动力就业的相关经济指标的基础上，分析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程度。一方面检验相关因素对促进就业的贡献水平，另一方面能够对地区间可能表现出的差异性在量化的基础上予以比较分析，并结合模型所得结论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1）

（1）式中，i（i=1，2，…，N）代表地区，t（t=1，2，…，T）代表年份。ui、vit分别表示地区效应与模型的残差。Employit表示第i期的劳动力就业人数，Fiscalit表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数额，Wageit表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Insuranceit表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Disputeit表示劳动争议受理案件数。为了加强对劳动力就业的考量，模型额外选取三个指标Wage、Insurance、Dispute，其原因在于：一是工资水平作为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价格，对劳动力的供求及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起到重要影响。由于工资变动对劳动力就业同时具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因而劳动力就业量的变化受这两种效应大小的影响。如何实现长期趋势内的工资增长与保障就业间的平衡，需要加以分析。二是失业保险也有稳定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失业保险参保人数的增加有助于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生活，同时也是适应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需要。三是伴随着中国现行劳动用工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劳动关系也在日益发生变化，统计表明，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劳动争议问题一方面反映出劳动者目前所面临的就业环境与就业质量（即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建设所取得成效，劳动力市场建设是否完善对就业有重要影响。

（二）数据来源

模型中所用指标数据源自以下不同的资料库：劳动力就业人数源自中国宏观经济信息库；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源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劳动争议受理案件数来源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回归结果

本文将采用上述样本数据实证检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等相关变量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考虑到地区间在现实状况和劳动力自身供给等方面的差异，在估计回归方程时，为从宏观上了解变量间的关系首先进行整体回归分析（见表1）。同时考虑到影响劳动力供给因素的区域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在参数估计时再次进行分地区的回归分析（见表2）。

（一）整体回归结果

表1给出了我国1998-2011年30个省份全样本回归结果。文中hausman检验统计量为负值，所以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整体上模型的拟合度较高，拟合度达到约0.88的水平。从估计结果来看，财政社会保障支出（Fiscal）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提高劳动力就业有一定成效，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在劳动力就业的积极效应得到体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Wage）其作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失业保险参保人数（Insurance）方面，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对增加劳动力就业有利，同样劳动力就业的增加也为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提供了现实基础，失业保险的覆盖面也反映了相关部门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程度和服务水平；在劳动争议受理案件数（Dispute）的系数方面，存在着最为明显的分歧，各估计的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并不能作出结论，需要进行分地区的进一步估计。

（二）分区域回归结果

为考察地区间的差异，将总体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后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由表2检验结果的数据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度较高，并且地区间的差异十分明显。从变量Fiscal，Insurance，Dispute的系数来看，其作用与表1所示基本一致。从变量Fiscal来看各地区全部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并且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从东部向西部递减；变量Wage仅东部地区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并且符号为负，说明东部地区的较高的工资成本可能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变量Insurance来看仅东、中部地区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较大，其对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其他因素，这也在政策层面上为促进劳动力就业提供了很好的可操作性渠道。从变量Dispute来看，仅中、西部地区分别通过了5%、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劳动力就业与劳动争议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从分区域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几个特征：第一，在所选择的解释变量中，只有变量Fiscal对各个地区的劳动力就业都有促进作用（尽管数值相对较小），说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促进就业具有整体效应。当然地区间的就业效应从东部向西部逐次递减，这也为区域间劳动力流动的方向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思路，而地区间财政投入力度的差异可能也是劳动力就业择选的一大考虑因素；第二，工资 （Wage）对劳动力的就业效应仅反映在东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较明显地存在工资曲线。近年来的东南沿海的农民工返乡潮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事实经验，当然工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也不应忽视，二者均在劳动力市场上对就业发挥作用；第三，变量Insurance系数反映出东、中部地区在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与促进就业间建立起了良好的联动机制。由于各地区失业保险制度不但包括失业保险金的支付，更体现在职业介绍与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支出。东、中部地区良好的联动机制，说明这两大地区失业保险制度对促进就业的积极作用发挥较好；第四，从变量Wage和Dispute对劳动力就业效应的比较来看，东部地区更多的是体现在工资薪酬层面，而中西地区则主要体现在法律保障层面。

结论与对策

本文通过对1998-2011年社会保障支出等相关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整体而言劳动力就业受社会保障支出、工资水平、失业保险覆盖面和劳动争议等因素影响显著，但地区间仍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两点对策：

第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是促进劳动就业的前提。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有助于带动劳动力就业，同时也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提供了资金支持。统计显示中国GDP每增长1%将带动劳动力就业增加100万人，而近年来社会保障支出也以15%左右的速度增长，远大于同期的GDP增长速度。但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同样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冲击。因此有必要通过进一步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减少对现有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冲击。

第二，进一步改善劳动力就业环境和就业质量，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对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扶持力度，同时鼓励劳动力提高其创业技能，降低其创业风险。另外要更加重视劳动者的诉求，建立和完善劳动协商机制，使得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劳动力供求机制得到完善和发展。在坚持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通过实现区域间公共财政资源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优化组合，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就业，提高居民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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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汗青，男，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