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童年:消逝的人文世界

长期逃学的沈从文、屁股挨板子的郭沫若、晚饭后听四叔钱穆吹箫的钱伟长……《再见童年——消逝的人文世界的最后回眸》作者张倩仪另辟蹊径，利用1828-1938年出生、150余位名人的自传，研究他们的童年，活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流传有绪、行之久远的童年生活形态，及其经西风美雨的洗礼而一去不可复返的历程。

母 教

中国人重视家教，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在孩子四五岁，未正式读书前，父母若有能力，会承担一些教读之责。由于中国字比较繁复，所以认字是孩子未入学塾之前最宜学习的一项。传统中国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知书识字的母亲相对较少，即使出于书香门第，也不一定满肚诗书，但倘若不是文盲，那么认识几百字，以应付小儿的识字教育，还是绰绰有余的。据所见，教孩子认字的工作不少由母亲负担。浦薛凤、陈立夫、黄炎培、赵元任都是由母亲教识字；沈从文由母亲教了六百字，一边认字，一边还有外祖母喂吃糖；胡适的母亲出身农家，本来不识字，由胡适之父教会一千字，到胡适学认字时，就充任助教，父没空时代其教胡适，也教会了七百字。至于教读书和作文，则较少由母亲负责，纵有也只是性质。

母亲教读的现象，乃由于父亲往往有自己的活动，有时营商，有时外出，或宦游，或坐馆，总之，不一定时常在家，因此教子之责就由母亲来承担了。例如冯友兰的父亲做官事忙，所以虽然很重视儿子的教育，但是根本没有时间来理会，送到小学上学又不放心，就设想出由母亲课读的方法。冯友兰的母亲读过几年书，识一些字，但有时会音不会义，就等父亲在家时问。到父亲有空时则出题作文。这种教育当然是不完整的，不过当时读书重视背诵，所以还能对付过去。茅盾读书未有如此支绌，父亲既非为官，也不营商，更无种田，但是忙于自己的学问计划。家中虽有家塾，却不愿送儿子入读，嫌其教法陈旧，想以自己安排的新学教育儿子，而恰好茅盾的母亲不当家，有空闲时间，而且未婚时曾读书，有才女之名，所以就由母亲课读。

另一项经常由母亲教的功课是念诗，郭沫若、柳亚子、俞大维、钱歌川均由母亲教过念诗。中国为诗教之国，母亲在其中也有一些功劳。许多妇女没有读过很多书，但读诗都琅琅上口；若读过书的，除了《烈女传》等妇女思想守则之类的书之外，诗是必读课程；至于有才女之名的，诗更是烂熟，甚至能自己作。妇女对孩子的诗教有很大作用。

俞大维说：“我对文学的认知，主要是来自我母亲的启蒙。……很多诗词在我们幼年时便由母亲口授而能背诵，这些文史知识的传习，经由母亲教授，有如母乳一般的滋补，其影响也最为深厚弥远。”钱歌川“从三四岁开始，母亲就教我念一些唐诗五言绝句，自然也能背诵好些首”。

在幼儿教育上，除了母亲，还不可忽略祖母或外祖母的页献。沈从文的外祖母喂吃糖哄学字；王安上学之后，祖母仍在课余教他文学和伦理；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由祖母带在身边，与每一房的第一个孩子，无论男女，一起由祖母教看报，聘人教国文和外文。祖母当然也可以教诗。

至于母亲不会读书写字的，虽然不能教子认字，但中国父亲多是寡言有威，中国孩子多与母亲亲近，母亲之慈爱和以身作则的德教，是许多人笔下常常提及的。

诗 教

蒙学书中，诗集和教对对的书自成一大宗，《声律启蒙》是教对对的，学过做诗的人都读过；《神童诗》、《千家诗》也是蒙学书名著。《千家诗》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三百千千，流传很广。

在学塾中，学作诗往往后于学作文，是较大的学生的功课。对于小学生来说，诗课是神秘而可羡慕的。张恨水没有遇上一个好的塾师，对学习兴趣不大，十一岁时却“莫名其妙的爱上了《千家诗》，要求先生教给我读诗……（先生）并无一个字的讲解。但奇怪，我竟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的有味”。除了读诗，小学生会学对对子，也叫做对课。什么年纪开始对课，没有规定。社会活动家李匀庐七岁时，放学之前就练习对对，先对一个字，然后加到七个字，并且要学平仄声。马叙伦在十一岁开始学做三个字的对。不少小孩子要求提前学对对，而且往往因为对子对得好而第一次得到老师或家长称赞。唯有郭沫若则将对课视为诗的刑罚，称它为家塾里所受的非刑。郭沫若约在六七岁开始学对对，由两个字渐渐做到七个字。他以为连说话都不能条畅的孩子，是难以了解虚实平仄的，更不能了解音律对仗，但做不出对来，先生还是要做。不过，郭沫若虽然不喜欢对课，却喜欢读诗，“读《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虽是一样的不能全懂，但比较起什么《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等，那要算有天渊的悬隔了”。

中国的诗教并不是在学塾才开始。在正式的学塾教育之前，儿童往往就跟从家人学念诗：

我（齐如山）三岁尚未学认字时，便跟着老太太们学数嘴儿，数嘴儿即是学民歌民谣，我会的很多，约有好几十套。……我从三岁上，就从着先父在枕头上认字号，并带着学念诗，是光用嘴念，不认字。……多念五言绝句，尽因绝句短而易记也。

家庭是一个比学塾更易诱发对诗的感情之地，诗人臧克家说：

我的家庭……诗的气氛很浓。……（父亲）喜欢诗，他的气质、感情、天才和诗最接近。我常常怀着悲伤的心情侧耳倾听，听他用抖颤的几乎细得无声的感伤的调子，吟诵着他同我的一位族叔唱和的诗句。……（祖父）板着铁脸，终天不说一句话。……但他也特别好诗。……有时，他突然放开心头的铁闸，用湍流的热情，洪亮的嗓音朗诵起《长恨歌》来，接着又是《琵琶行》。他的声音使我莫名其妙地感动，不是他的声音，是他的诗的热情燃烧了我幼小的心灵。这时，他简真变成另一个人。他曾热心地教我读诗。

诗人易君左约在十岁由他的名诗人父亲教作诗。潘大逵的长兄是革命人物，在外读书，只要回家逗留较久时，就为弟弟讲《诗经》和唐诗。

中国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少，在教下一代读书上，担当的角色本不及男性重，但母亲或女性长辈经常教幼儿读诗，女性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中，曾做出超过她们受教育机会的贡献。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书大可不必读，唯独是诗的教育则不限于科举有望的男孩子。而中国诗短小易记，也为女性和幼儿提供了欣赏文学的空间。据郑逸梅回忆，正因为有这些诗教基础，所以，近代初办妇女杂志时，妇女投稿写文都很幼稚，唯有写诗较好。但一本杂志不能都是诗，结果很多篇幅是找男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