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葵之夜》“出走”与“留守”

[摘要]西班牙新锐导演约格・桑切兹一卡比祖多的处女作《向日葵之夜》获得多项大奖和电影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影片所构建的关于意识形态领域和现实世界中个人欲念和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的二元对立是一个值得深思和探究的文本论题。

[关键词]出走/留守　个人欲念/社会环境　二元对立

我们小时候生活的乡村，

在地下一百尺的地方。

――[法]若埃・布斯凯

在西班牙新锐导演约格・桑切兹一卡比祖多的处女作《向日葵之夜》中，安置于黑夜中的向日葵被赋予了更为新鲜隽永的涵义：影片的开头场景构图精妙，一个舒缓悠扬的长镜头将无数朵形态各异，以深黄色为主色调。淡黑色点缀花蕊的向日葵安然肃静地铺陈于开头段落中，仿若绚烂之极，又仿若花事荼靡，或隐或现，或疏或密，再加上昏暗夜色里清冷的幽蓝色洒落其上，更凸现出向日葵地诡异沉郁的气氛。

西班牙境内一个偏僻村庄的夏天骄阳似火，燥热难耐、令人窒息的环境预示着人性中暴力、罪恶因素的蠢蠢欲动。影片开头坏掉的广场路灯扣合了“向日葵之夜”的意象表达，预示这里的万事万物都将失去光明庇护，而被笼罩在极度恐慌和罪恶的黑暗中。影片叙事在交替进行的六个段落(酒店的男人、挖洞人、路上的人、出色的当局、疯子阿莫斯、老前辈)中缓慢展开。平和唯美的环境下暗潮汹涌，悬念化的开头设置准确地抓住了受众的视觉和心理注意点，为后面六幕情节的娓娓道来做了良好的铺排，书写了一部黑色写实主义的残酷诗篇。

个人欲念来源于人类未知的种种恐惧、邪恶、贪婪和懦弱，当支配着一切的利比多力量――本能成为主导时，种种罪恶纠结便引发了这场由人类原始欲望诱导的悲剧。被奸杀丢弃在向日葵丛中的女孩是引子，荒僻的小村在几乎巧合般的撞击下，本性的原始的恶，被动的反击的恶，盲目的冲动的恶，甚至是无奈的软弱的恶……重重人性原罪欲望的相互交织，近乎残忍地开出一朵朵恶之花。

个人欲念与社会环境的对立始终是社会学中的终极课题，是一种自我封闭环境和外界侵入力量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演化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抗以及社会群体心理暗疾等多种异化形式的存在。影片中三个城里人(地质学家、未婚妻、助手)的到来打破了完整封闭的小乡村宁静，他们既是个体也是城市力量的代表。在“挖洞人”篇章里，黑人女孩在酒吧喝酒的场景中，周围人用好奇和惊异的眼光打量和审视着这个美丽的入侵者：整个村子都对洞穴的开掘寄予很高的期望，因为如果挖出来一个有壁画的洞，那么村子就不会消失，人们可以依赖这个山洞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找到生计而不离开，个体的存在条件就可以得到保全：在被误杀的老人和疯子阿莫西的对话里，也透露出村子行将消失的信息。后工业革命时代所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乡村古老原始文明处于了一种岌岌可危的境地，城市对乡村的威胁和侵入，造成了城乡之间的融合与冲突，当然这些还是村庄外部存在的矛盾，在村庄封闭环境的内部也存在着潜在的冲突。

“出走”与“留守”仿佛是乡村和城市间一对永不变更的矛盾话题：年轻警察厌倦小村庄乏味平淡的生活，想得到足够的钱离开，去心中向往的大都市生活居住，他是典型年轻一代“叛逃者”的代表：而老警察和老人、疯子都是“留守者”的代表，所以老警察在调查案件时从一些年轻警察遗漏或根本不曾注意的微小细节进行分析，老人没有带走唱片、自己和他母亲的照片，年轻的警察解释说也许他走得太“仓促”了，但老警察却坚决反驳，因为他能够深切地理解到，唱片和合影是“他们”(留守者群体)对于数十年的生活经历、环境以及朴素乡俗文化共有的依恋情结，是他们生活下去共同的支柱和韵律。叛逃者之于留守者来说就如同任何一种被压抑的冲动，都是因为“守门人”不让它侵入前意识，以致不能冲出潜意识。

然而在这场斗争中，“叛逃者”失败了，“留守者”也没有成功，小村庄行将没落的恐慌和大城市拥挤膨胀的焦虑纠结到一起，构成城乡平衡关系失控的趋势。但导演没有妄图去倾向哪一方，或者去控制和阻止什么，所以影片最后，老警察只是烧掉了欧元(毁灭象征城市文明的货币符号，表现出留守群体对于城市文化的极度排斥)，放走了挖洞人(在丧失理智中错误施暴的地质学家)、挖洞人的未婚妻(被的黑人女孩)和那个摄影师(一个自称本不该来却来了这个地方的城市人)。连破坏村子平静的罪魁祸首也仍然以一个逍遥法外人的身份，带着一脸疲惫与失落重新回到自己在城市的家中。片尾处，他仍然穿那件唯一可以作为犯罪证据的白色衬衣看电视，电视在播放关于村镇上人养蜂致富的片子，这里有一段涵义深刻的解说词：蜜蜂不如你想象中那样爱袭击人，如果你不去打扰它，它也不打扰你。外来者陆续各归其位，村子中的人也重新回到旧日的生活轨道上，但是事实上村庄的平静秩序已经失落，即便如何努力恢复，也寻觅不回它的原型，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到：“在城市的数据衡量之下，村庄邋遢糟粕地体无完肤，城市人可以想象一种和解，就是把村庄后工业化，把农舍后现代化。”外在的和内在的力量使每个人都在心底里诋毁和解构着乡村文明，但却又宿命般地无法脱离它(因为乡村始终是现代文明依存的母体)。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城市力量的扩张构成的潜在危机下，村庄已渐渐失去往昔的完整性和抵抗力。

导演以一种极近客观冷峻的立场来构建影片的内涵和主旨，没有任何妄图评判是非对错的主观性倾向，即便对于那个残暴的者(也就是吸气式清洁器推销员，完全可以推断，他就是片头身着白色上衣奸杀少女的凶手)，也允许他在自己的叙事内部逃之夭夭，这既是对于目前西班牙国内某些犯罪案件破获率和法律公正性的质疑，同时也是对于神秘主义中因果并不轮回这一说法的表现。

恐怖的黑夜再度降临，人们纷纷诚惶诚恐地瑟缩在自我保护的躯壳中，只有村庄郊外那片茂盛繁密的向日葵地里哭泣的亡灵见证了黑夜下的一切罪恶。正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一样，在罪恶中开放出来的妖娆鬼魅的花朵，是象征，是暗示，是通感，是恶美，甚至是颓废和神秘的力量，在昭示世间不为人知、秘密进行的一切恐惧和罪恶。片头在向日葵地里发生的奸杀案，凶手没有找到，却又引发了一连串凶案，然而当黎明到来，周围的一切又回归平静。这是个开始，也是个结局，也或者一切就像从未发生，又似乎仍然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