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思想火花说”新证

摘要：《朱子语类》中经常可见一类“思想火花”，仅为针对某一问题之简略意见，既无系统也无论证，但往往极富启发性。从《朱子语类》所载朱子两个猜测出发，通过对韩愈李翱事迹的考察，可以推论二人哲学思想的先后关系，此即“思想火花”之一例：学界一般认为韩李二人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并且在时间上韩愈的哲学思想和著作要早于李翱；但事实上韩愈受李翱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更大，至少李翱的思想是具有独立性的，受韩愈的影响应该很小；在韩、李有关道统人性等问题各种相关的讨论中，李翱是占主导地位的；李翱受韩愈思想的影响而有《复性书》之作是不可能的，李翱独力发展出了《复性书》中的思想。

关键词：朱子语类；思想火花；韩愈；李翱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1-0099-05

一

《朱子语类》为朱门后学黎靖德所编朱子论学语录，分类汇集了九十七名弟子记录的朱子四十岁以后的言论。朱子把一生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儒学研究和儒学教育上，而教育活动更是贯穿朱子的大半生，白鹿洞书院、武夷精舍、岳麓书院、沧州精舍等名胜都留下了他弘文励教的踪迹，从其学者不计其数，今可考见姓字籍贯者尚有数百人之多。朱子逝世后，门人弟子各出所记，有多种版本朱子语录行世。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黎靖德集各录之大成，编成140卷本《朱子语类》，此即日后通行之版本。

关于语录在研究朱子思想时的地位和作用，历来就有争议。不过宋嘉定八年（1215），池州刊出第一部朱子语录时，黄斡所作《后序》就已经指出并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首先提出，语录体的有效性是有限的：“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辄自删改，离乱讹舛，几不可读。”但语录对理解朱子的思想又是很有帮助的：“先生之著书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备矣。师生函丈间，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读之竦然，如侍座燕间，承謦也！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总之，语录的整理和传播本身是必要的，关键在于读者的学养和判断，这种态度比较稳妥，在历史上也一直占主流。正因为此，《朱子语类》在古代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传统士人深入研习朱子之学的重要资源。

在民国以来的近现代学术体系中，《朱子语类》当然也受到学者推重，尤其是其分类编排的编辑方式，为学者的专题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语类》共一百四十卷，其中论哲学概念、人物、方法者四十卷，论四书者五十一卷，论五经者二十九卷，另有杂论文史者二十卷。全书中对某些问题有广泛深入的讨论，如天地鬼神、仁义礼智等哲学概念，又如四书五经经文的涵义等等。然视野若仅限于此，未免有遗珠之憾，邓艾民先生在《朱熹与朱子语类》一文中指出：“《语类》产生于师生相互研究学问之时，气氛比较自由，态度比较真切，因而常常更能发出一些灿烂的火花。……其中片言只语，可能是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往往击中要害，发人深思。”此即本文所谓《朱子语类》“思想火花说”。

《朱子语类》中经常可见此类“思想火花”，仅为针对某一问题之简略意见，既无系统也无论证，粗看仿佛无关紧要，细想则深意存焉，极富启发性。邓先生举出两个例证，一是朱子评陶渊明诗之豪放；二是朱子点出了唐王室源出夷狄之影响。当然《语类》中可见的朱子的思想火花远不止此，并且邓先生是在文学与史学的领域内提出思想火花说的，但文学与史学并非朱子关注的核心领域，他对思想史的考察中产生了更多的“思想火花”，实在更值得我们仔细思索，对我们解决思想史上的很多疑难问题都大有帮助。本文试从朱子两个猜测出发，推论韩愈、李翱哲学思想的先后关系，即是朱子“思想火花”的另一个明证。

二

韩愈和李翱都是唐代中后期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韩愈的代表性哲学著作有《原道》、《原性》、《原人》、《原毁》、《原鬼》（以下简称“五原”）和《谏迎佛骨表》等，“五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李翱的代表性哲学著作有《复性书》和《去佛斋》等，最主要的是《复性书》。除此之外，相传二人还著有《论语笔解》一书。学界一般认为二者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并且认为“李翱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远不及韩愈，但在儒学思想特别是心性之学方面对韩愈作了补充和发展，故后人往往以韩李并称。”类似的说法还有“他反佛的立场，同韩愈是一样的。从哲学上看，他把韩愈的思想向着更加系统的理论方面发展了。”等等。

目前来看，学界的普遍看法是认为韩愈的思想和著作产生在先，李翱的思想和著作产生在后，《复性书》等著作中的思想应是受到韩愈的影响，是对“五原”等著作的补充和发挥，或者至少出现在韩愈相关的思想之后。这种认为在时间上韩愈的哲学思想早于李翱的观点是传统的看法，由来已久。清代陆陇其的说法极为典型：

世传李翱文章全学退之，复性书准韩愈之原道也。今予读其书，虽未能醇乎其醇，如宋之周程张朱。然居唐之时，举世愦愦，而翱独沾沾于此，亦可谓中行独复之君子矣。至观其全集，如平赋书，与从弟正辞书，及答开元寺僧书，若时时存心于斯道者，较之韩愈似更进焉。（《思辨录辑要》卷三十三）

但这种观点应该是更多的受了二者名气大小的影响，可能并未对史实进行深入的考证，仅因为韩愈名气大过李翱、年龄大过李翱，并有师友之说就下了结论。至于认为李翱思想深度超过韩愈，所以其思想应该出现在韩愈之后，似乎更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深度的不同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后出的未必就更深入。笔者通过对二人事迹的考察，得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而启发并支撑这些看法的，则是朱子的两则语录。

三

韩愈与李翱年龄相差不足十岁，较为活跃的时间也几乎同时，从贞元十二年（796）二人初次相识到韩愈去世（824），二人的友谊持续了将近三十年，同为文坛巨子，互相影响不可能不深，但谁影响谁却不是凭借文名大小来确定的。李翱是一个早熟的思想家，29岁就写出了《复性书》，时在贞元十五至十八年之间，从时间上看，韩愈受李翱思想的影响的可能性更大，至少李翱的思想是具有独立性的，受韩愈的影响应该很小。比较二人主要哲学著作的写作时间，便能验证这一说法。

“五原”的写作时间历来多有争议，但一般认为五篇文章是同一时间所作，本文认同这一观点，不做更多考证。邓小军《韩愈（原道）论考》一文，总结了对“五原”写作时间研究的三种观点：（1）据南宋樊汝霖《韩文公年谱》，为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805）之前所作。（2）据民国李长之及台湾罗联添研究，为永贞元年在郴州所作。（3）据童第德及作者研究，在元和八年（813）至十二年（817）之间所作。另有研究者指出：“按贞元十四年，张籍至汴，与愈相识。籍好古文，好古道，排释老，其在汴，尝有《上韩昌黎书》两通，责愈‘排释老不若著书，嚣嚣多言，徒相为訾。’愈有《答张籍书》，答以‘惧吾力之未至’，‘请五六十然后为之，冀其少过也’相推辞。张云叟曰：‘愈《原道》、《原性》等篇，皆激籍而作。’又，愈贞元二十一年有《上兵部李尚书书》云：‘仅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所说‘扶树教道’之‘旧文’，必指《原道》等文无疑。则此文之作约在贞元十五至二十年间。”以上考证基本上已经搜罗了现今可查的所有史料，故综合可知，“五原”至早作于贞元十五年（799），至晚作于元和十二年（817）。写作时间肯定不会如此宽泛，但应在此范围内，并且“五原”的写作应该是由某事激发。

《复性书》的写作时间也有争议。李翱《复性书・上》：

“吾自六岁读书，但为词句之学，志于道者四年矣，与人言之，未尝有是我者也。南观涛江入于越，而吴郡陆修存焉，与之言之，陆修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东方如有圣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圣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于戏！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命日《复性书》，以理其心，以传乎其人。于戏！夫子复生，不废吾言矣。”

这段文字历来是断定复性书写作时间之最可靠依据。研究者一般认定文中所说之南行发生于贞元十五年（799），相关考证在此不录。在随后的一至二年中，因陆之鼓励，李翱完成了奠定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坚实地位的《复性书》三篇，此时李翱仅有二十九岁。从李翱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在与陆交流时已经成熟，并且在之前曾经和人讨论过，只是没有得到别人的赞赏。虽然不能确定《复性书》确切的写作时间，但《复性书》中的主要思想在贞元十五年之前已经形成。

四

成熟的思想不可能是一时形成的，一定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考其生平，贞元九年（793）之前，李翱一直在其家乡读书习文。贞元九年李翱取得乡贡资格，其年九月赴长安准备应明年春进士试，并以所业谒梁肃。梁肃颇赏识李翱，并为之宣传。但梁肃于是年十一月病故，李翱失去依靠，未能得举次年进士第。自此之后，李翱连续四年不中，至贞元十四年（798）始第进士。从贞元九年到贞元十四年，李翱一直在准备应进士试，期间正处于理论思维的活跃期，《复性书》的相关思想应该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

正是在这个阶段，李翱开始与韩愈交往。李翱与韩愈初次相遇在贞元十二年。李翱《祭吏部韩侍郎文》：

“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视我无能，待予以友，讲文析道，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

当时李翱三试礼部而不中，欲从长安回陈留，遇沛州军乱，避往徐州，依张建封。七月乱平，自徐州返回汁州，韩愈正从董晋在汁州，两人得以相见。这次见面可能是一见如故，二人谈文论道，相得甚欢。贞元十三年，李翱再次进京应进士试，再次落第，回到汁州后，从韩愈学文，颇有所得。贞元十四年，李翱进士及第，此后并未授官，李翱又回到汁州，继续与韩愈交往。此年李翱作《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力荐孟郊、韩愈，兼及李观、张籍、李景俭等。文中推荐韩愈的部分对韩愈的评价颇高，希望张能用韩之心十分明显。可见这时两人已经了解很深，交谊极厚。贞元十五年正月，李翱离开汁州南游，随后于贞元十六年北返，自泅州至徐州，该年五月，李翱娶韩愈从父兄之女。韩愈从父兄的遗嫣韦氏于贞元十二年即携此孤女投奔韩愈，韩愈将此孤女许配给李翱，可见对李翱之信任。

从二人如此密切的交游情况看，李翱与韩愈讨论共同关注的思想问题是很有可能的，而这个阶段正值李翱的思维兴奋期，他很可能向韩愈讲述了他的一些尚未完成的思想，但没有得到韩愈的赞同。所谓“志于道者四年矣，与人言之，未尝有是我者也”，很有可能是指他与韩愈之间的探讨以及韩愈的态度。

从整体的情况看，韩愈的理论热情明显没有李翱高，终其一生，韩愈始终是一个忠直的官吏，对国家的治理有着深切的关怀，他对儒家理论问题的关心更多的是工具性的，即如何重整儒家思想，从而调控社会，对儒学自身的理论建设没有太大兴趣。而李翱的思想取向却与韩愈有所不同，他对思想理论的热情在他青年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29岁写出的《复性书》绝对是长期思索的结果。一个人的性格发生巨大变化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因此可以认为在讨论中，李翱应该处于理论优势方。贞元十五年之前，韩愈尚未遇到刺激他思考的事件，他应该还没有系统考虑到诸如人性、道统等问题，当然也没有写作“五原”一类的文章。听到李翱的一些想法之后，他应该受到了一些触动，开始思考这些问题，虽然他并不完全同意李翱的观点。

五

按照前述对“五原”写作时间的探讨，假定接受“五原”写作于贞元十五年的最早说法，韩愈受到张籍的刺激之后，写作了《原道》等文章，那完全可以认为韩愈在思考和写作时受了李翱思想的影响和启发，虽然有可能是反面的启发。更大胆的猜测是，韩愈很有可能在写作“五原”之前看到了《复性书》的早期手稿，而这一猜测实际上是朱子做出的，朱子在与学生讨论《孟子》“性无善无不善”章时，提到：

“李翱复性则是，云灭情以复性则非。情如何可灭，此乃释氏之说，陷于其中不自知，不知当时曾把与韩退之看否？”（《朱子语类》卷五九，可学录）

“灭情以复性”正是《复性书》中的观点，朱子对《复性书》基本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其受佛教影响太深。朱子并未正面涉及《复性书》与“五原”先后的问题，但据此条语义，朱子猜测李翱写成《复性书》后，于公布流传之前可能即交韩愈看过，则韩愈了解李翱的基本思路应该很早。笔者正是在读到这一条语录时，产生了韩愈哲学思想可能是受李翱影响的最初怀疑。

从“五原”文本中，也可看出韩愈了解并且不同意李翱的一些说法，《原道》中提到：

“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把这看做是对受佛教影响的李翱思想隐含的批评，也未尝不可。而《原性》篇末则说：

“曰：‘今之言性者异于此，何也？’曰：‘今之言者，杂佛老而言也。杂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异？’”

更似乎是直接针对李翱的。再分析“五原”与《复性书》思想之间的相关性，更可以明确的发现之间有着影响的关系，由上分析可知，韩愈受李翱影响的可能性更大。在可能是随后不久写作的《论语笔解》中，两人的不同观点得到了明确，比如对“性”的解释，但是《论语笔解》应该是在李翱的主导下完成的。

如果按照其他的观点，“五原”作于更晚的时间，那更能说明李翱受韩愈思想的影响而有《复性书》之作是不可能的，李翱独力发展出了《复性书》的思想。至少，在韩李有关道统人性等问题的各种相关的思想中，李翱是占主导地位的。韩愈有关道统、人性的思想，受李翱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李翱在后来所写的《去佛斋》等著作中，也曾隐含透露出对韩愈理论素养过低的批评，而在近三十年的交往过程中，二人其实一直保持着一种既相互敬重又不断批评的关系，并因此引起过后人对二人关系的怀疑。朱子当然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一点：

“韩文公似只重皇甫浞，以墓志付之，李翱只令作《行状》。翱作得《行状》絮，但浞所作《墓志》又颠蹶。李翱却有些本领，如《复性书》有许多思量。欧阳公也只称韩李。”（《朱子语类》卷一三七，义刚录）

同条另录又云：

“盖李翱为人较朴实，皇甫浞较落魄。”

事实上，李翱也确实在某些方面保持着足够的自负，毕竟他的理论水平确实超过了韩愈，“有些本领”，所以在对待韩愈的问题上，表现为“朴实”，不讲情面。“亦师亦友”很多情况下是韩愈的自我理解，有研究者对此做过详细的研究，至少在思想方面，李翱是不承认韩愈的“师”的地位的。至此，李翱《复性书》思想形成早于韩愈“五原”，几成定谳。

六

虽然其他作品中也有一些哲学思想，但李翱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还是《复性书》。李翱是个早熟的思想家，29岁就完成了哲学代表作，然而这也意味着他在人生以后的岁月里逐渐丧失了理论创造的能力和热情。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李翱的理论形象也因此显得单薄，无法同思想史的那些巨人们相比肩。但他在不多的理论创造中所达到的深度，是令人惊讶的，尤其是在当时的思想和社会背景下，前引陆陇其对李翱的评价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复性书》的研究，对于研究李翱，研究唐代后期思想史，甚至是研究整个中国思想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复性书》的研究当然应该从研究《复性书》的思想内容人手，这一点学界已经做了很多非常好的工作，并且由于篇幅不大，对内容的研究拓展空间不大，所以更多的学者去关注讨论其思想渊源。这些研究所达到的高度为我们的继续探索提供了重要帮助，但还要考虑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复性书》深刻的思想是如何在一个29岁的青年身上产生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恐怕要更多的关注李翱本人的性格特征和成长氛围，这是一个个体的理论发生的问题。任何思想总是某个人的思想，个体的思想成长史的研究，是研究整个思想历史演进的好角度。李翱思想与韩愈思想先后关系的问题，只是研究李翱的一个小小的基础性问题，但却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朱子语类》中论韩愈语颇多，论李翱及《复性书》却很少，本文所举是最重要的两条。面对韩李哲学思想先后关系如此重要而又复杂的一个问题，朱子不经意间的两个猜测却给我们很多启发，甚至可以引导我们走向问题的答案。如此推而言之，正如邓艾民先生所言，《朱子语类》还“保存有许多尚待挖掘的精美的矿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