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危机引发台湾“希腊化”隐忧?

苗栗爆发财政危机濒临破产之后，在云林、花莲、宜兰等地掀起骨牌效应，云林情况最为接近苗栗。云林县长李进勇表示，接下来半年需要发放退休金8.5亿（新台币，下同），公务员薪水7.5亿，而县库只有5亿元存底，缺口有11个亿。如果公有地标售得不顺利，10月份起云林也发不出薪水来了。

财政危机下地方政府向“中央”的求助，“马政府”至今并未给出明确态度。出于财政问题、蓝绿政治、人际关系等多重考量，“马政府”无法在短期内梳理当前地方财政困局，并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舆论对“救蓝不救绿”的猜疑，台行政部门发言人孙立群表示，“‘中央’独厚哪一个地方政府是不可能的事。”

实际上，造成台湾县市政府债台高筑的原因十分复杂，可能引发的政治效应不容小觑，在议会失效、蓝绿政争的环境下，单纯的财政危机背后隐藏着复杂的逻辑链条。地方财政危机持续延烧下去，台湾未来甚至有“希腊化”的可能。

不过，台湾的政府债务所占GDP比重与外债所占GDP比重，衡量世界发达地区的状况，仍属于偏低水平，还算是优等生。政府债务所占GDP比重：美国101%、英国89.4%、法国95%、德国84.7%、日本230%、台湾36.5%；其中外债所占GDP比重：美国106%、英国406%、法国222%、德国145%、日本60%，台湾37.4%。希腊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已呈现负增长，台湾只要经济不断成长，不止于跌落到希腊的境地，而且希腊加入欧盟以后，丧失了货币。

地方制衡政治失效

就目前爆出的苗栗和云林情况来看，台湾地方政府最大的财政支出是人事费用。台湾各县市的人事费用都超过了当地总预算的四成，甚至高雄、基隆、新竹、彰化、南投、嘉义、屏东、花莲和台东等地，人事费用占据了政府支出的50%以上。

以云林县为例，云林县一年的人事费用大概有150亿，几乎等同于“中央”政府划拨下来的统筹款。换句话说，每年“中央”政府划拨给地方上的资金，几乎都用来发放公务人员的薪资。

“台湾经济起飞的那段期间，社会上的人赚的比公务员多多了，那时候也没有谁愿意做公务员”，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罗至美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最近十年来，台湾经济不景气，大家又都跑回来考公务员，根本原因还是公务员薪水高”。

根据台湾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台湾公务人员的年平均薪资为114.6万元新台币，与之相对的，45岁以下人士社会平均薪资只有54万，不到公务员的一半。而中油、台电等“国营”企业的平均月薪是9.4万，也是一般社会薪资4.4万的一倍有余，更是大学毕业生起薪2.2万的四倍多。经济不景气的当下，公职成为了台湾民众最好的职业选择之一。在缺乏制衡的县市政府，人事的无限扩编是造成其庞大财政压力的首要原因。

此外，台湾地方政治的制衡机制失效也是财政纪律恶化的一大原因。整体上看，台湾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政治制衡机制，并且这一机制在“中央”政府层级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运行。但在地方政府，县市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并未如制度设计般互相制衡，地方政治人物也并不完全尊重和遵守这一政治秩序。去年“九合一”选举后，台南市长赖清德因不满人当选议会议长，至今仍拒绝进入议会备询，却几乎从未遭致惩处或非议。

苗栗县被称作是全台议事透明程度最差的县，网络上根本查不到议会开会的记录，也看不到议会质询的录像。据台湾《商业周刊》披露，苗栗县议会已经有20年没有删减过预算，三权分立的政治制衡在苗栗的预算审查领域已经完全失效。

《凤凰周刊》记者梳理后发现，越是长期的县市，其内部议事透明度越低，财政纪律越差。此次爆出财政危机的苗栗、云林、花莲、屏东等地均长期由，长久以来便形成了独特的政治默契：议员们对县市首长的预算案不予删减，县市首长为议员们专门编列“议员配合款”，数额从几十万到上千万不等。

2011年，高雄县市合并，升格为大高雄市。原每年只有200万配合款的高雄县议员狮子大开口，要求市长陈菊编列2000万元配合款，行情上涨十倍。

高额福利或拖湾

为了选举，候选人也层层加码增进福利。在台湾，劳保、健保、老农年金和老人免费装假牙等福利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县市长候选人只有在其他领域向民众变相买票。

台北市最早开展免费午餐计划，政府为中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此后全台效仿并层层加码，新北市提出免费有机营养午餐计划，云林提供免费营养午餐加牛奶计划，桃园市不仅有营养午餐，还提供营养晚餐……此外，云林还提供免费的子宫颈癌疫苗注射、免费的中小学教科书等福利。

但在地方财政困窘的情况之下，这些福利也都最终不免“形象工程”的结局。新北市政府为节约开支，每周的午餐中只有两天的蔬菜是有机蔬菜；苗栗财政困局暴露后，要求家长每月自负一半的营养午餐费……

即便是“中央”政府提供的福利，各地也可以通过降低享受年龄、提高福利待遇等方式向群众示好。宜兰县长选举时，候选人林聪贤便提出，要提升宜兰的生育津贴为每胎两万新台币，候选人邱淑q得知后，马上在自己的政见添加一条：当选后生育津贴为每胎三万。

“最扯的是假牙福利”，高雄市民林怡彦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中央’政府为8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装一副假牙，台南和高雄就为6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装假牙，但是为了节省成本，那个假牙都是同一个size的，根本没法用，老人们只得自己再自费做一副。台南和高雄的这个政策，除了牙医之外，几乎没有人得到好处。”

此外，台湾承办的各项大型国际活动也成为了各地巨额债务的来源之一。2010年台北市承办了世界花卉博览会，总花费达122亿新台币。台北市公布的决算书显示，花费122亿举办的花博总亏损为120亿，几乎花多少亏多少，所投入的项目几乎没有回报。

而2009年的高雄世界运动会，仅主场馆就花费了130亿元修建。赛事结束之后，可容纳5.5万人的球场一年使用不到20次，超过万人以上参与的活动不到10次。无奈之下，高雄市政府将露天电影院搬入体育场内，免费邀请民众观影以提升场地使用率。仅此一项建筑，高雄每年就要花费超过6000万新台币进行维护。

目前，台北和高雄是全台湾负债最多的两个城市。截至今年6月底，高雄市负债2539亿元，平均每个高雄市民背9.14万元；台北市欠债1403亿元，平均每人欠债5.2万元。

“说到底，还是选举闹的，台湾的选举太多了”，“立委”费鸿泰表示：“如果你去屏东看看，你就知道候选人怎么开选举支票。烟火秀、跨年晚会就不要提了，光是屏东就修了好几个大型停车场，甚至农村都修了停车场，那些地方地广人稀，车子随便停路边都没人管，修这些东西根本就是浪费。如果不是财政危机，估计全台湾每一个县市都要有一个机场。”

如果说因选举支票而起的地方债务可称巨额，那台湾“中央”政府的债务数量则可称天量。去年年底，台湾“中央”与地方政府负债加起来已经超过25兆新台币，相当于人均背负107万元，换算成人民币已经超过20万。

至少从最近三年来，台湾当局总预算中福利支出已经占据了第一位，超过了预算总额的20%，有关经济发展的预算支出更是逐步减少。台“财政部长”张盛和曾表示：“目前台湾的福利支出已经占总预算的23%，就算有金山银山也有坐吃山空的一天，更何况现在已经寅吃卯粮。”

2015年度，台湾当局总预算近两万亿新台币，其中仅公教人员退休金一项就有1400亿新台币，占总预算的7.2%。在福利支出越来越多的“透支型”财政之下，台湾近年来诉求公平分配的青年运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诉求分配正义的“阶级矛盾”正在逐步取代诉求统独的“蓝绿矛盾”，成为困扰台湾未来社会的最大问题。

“马政府”曾在第一任期内试图删减军公教人员的福利，最终在反对声浪与连任压力下作罢。去年8月后，“马政府”再度尝试进行年金改革，最终依旧在“九合一”选举与2016年“大选”的压力下被无限期搁置。在可预见的未来，台湾依然会被财政问题长期困扰，台湾整体“苗栗化”甚至“希腊化”都非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