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新闻报道自由之间的矛盾

【摘要】近日，网上曝光了一组女星董洁与其“绯闻男友”王大治海南密会的照片，立刻受到网民们的关注与热议。文章即准备就公众人物隐私权同新闻报道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其法律问题展开一定论述。

【关键词】公众人物；隐私权；新闻报道自由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091-01

公众人物的概念起源于1964年Timesv.Sullivan案中的“公共官员”，随后，联邦最高法院就有把本案中确立的“时报沙利文原则”扩大化的倾向，集中表现在对“社会名流”的适用裁判问题上。美国首法官沃伦因而将公众人物定义为：“是指其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在此之后，为避免这一原则的滥用，联邦最高法院通过Gertz v.RobertWelch一案进一步确立了“全能的社会名流（all purpose public figure）”以及“有限度的社会名流（Jimitedpublic figure）”原则。撰写本案裁决书的大法官鲍威尔认为，当诽谤与第一修正案牵涉在一起的时候，有三个选择，一是扩展“时报沙利文原则”；二是根据个人身份确立不同的标准；三是给予新闻媒体绝对的诽谤豁免权。由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确立了公共人物的法律适用体系。

隐私，词典上将其解释为“不愿告人的或不愿公开的个人之事。”从法理上可以将其定义为：已经发生了的符合道德规范和正当的而又不能或不愿示人的事、物或感情活动等。隐私权概念首见于Samuel Warren和Louis Brandeis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共同发表的《隐私权》一文。该概念被提出后没有立刻被法院接受，直到美国法学研究会将隐私权制度写入“第一次侵权法重述”，才标志着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被普遍接受。我国现行民法并没有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人格权加以规定（遑论公共人物的隐私权法律规范），仅仅在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对侵害隐私权的救济。由此，新闻媒介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对公众人物的报道权是否同公众人物本身的隐私权相违背，逐渐成为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学界对于平衡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新闻报道自由的问题提出了三种路径：新闻自由优先保护论、公众人物隐私权优先保护论、个别衡量论。新闻自由有限保护论的观点指出：“因为新闻自由的价值在于维护整个社会肌体的健康运行，属于公共利益，是绝对价值。”因而新闻媒体必须拥有相应的倾斜性保护。。公众人物隐私权优先保护论认为言论表述的权利止于隐私权开始之处。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常常处于一种被动的弱势地位，更容易受到伤害，因此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个别衡量论认为，当这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应该根据个案分析比较新闻自由的社会利益和公众人物的隐私利益的权益大小。

在此更同意个别衡量论。新闻自由优先保护论虽然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公众利益，但在现实全民娱乐的国情下是不恰当的；公众人物隐私权优先保护论过分夸大了隐私权的法益价值，违反了公众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新闻报道自由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公众人物合理范围内的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冲突，而这一冲突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划分涉及公共利益的公众人物隐私权的范围。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性，以此为基础的公众人物隐私权范围在实际生活中往往被过分夸大了。在这一点上，美国法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公众人物因其不同性质其隐私权受到法律保护的范围当是不同的：政治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因其各方面同公共利益联系都较为紧密，诸如其财产状况、道德品质、家庭状况在合理范围内理应受到民众的舆论监督，而社会公共人物隐私权限制应当划定为公众的合理兴趣范围之内，与社会公共利益无涉的个人私密生活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私人的生活场所，私人的通信秘密等，也应该划归为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还应当明确自愿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和非自愿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也应当是不同的，后者隐私权更应该收到法律的保护。总而言之，应当在确立公共利益的相对优先性及对公众人物违法私的绝对限制基础上构建我国公众人物隐私权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