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王”阎锡山的生死两界

将去台北时，一位阎姓朋友发来短信：“在台北你一定要去阎锡山故居，就在阳明山上。”朋友是山西五台县人氏，与阎锡山本家，简短一句建议，我却能感受到言语背后他心底的那种乡土、宗亲情感。

赫赫有名的“山西王”、1930年联袂冯玉祥而与进行中原大战、抗战期间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一九四九年太原守城战……欲了解那一时代的民国历史，无法跳过阎锡山这个人。几年前，我曾寻访阎锡山出生地——山西定襄县河边村，如今，来到台北，寻访他的终老之地，感受其人生起伏，历史沧桑，自是难得。

从河边村到阳明山

寻访名人踪迹，一直是我旅行最爱。接近一个历史人物，寻访故居乃至墓地，的确是读书之外另一种很好的阅读方式。在与历史对话中你可以更真切地感受生与死，在回望远去场景时你可以获得超然于现实之外的宁静与顿悟。

出太原往北，过阳曲，穿忻州，即到定襄县河边村。将近二百公里路程，如今走高速公路，两个多小时即可抵达。

遥想1900年，河边村通往外界的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小路，那一年，十八岁的阎锡山第一次离开家乡，他和父亲因躲债而结伴落荒出走。他们走小路，搭一辆去太原拉废纸的铁轱辘车，偷偷前往忻州，然后经忻州前往太原。多年后，成为了“山西王”的阎锡山，每当政局危难之时，常喜欢回到河边村，仿佛欲以故乡之地气蓄精养锐。自袁世凯称帝一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近二十年间，他在故居这里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确保自己的“独立王国”处军阀混战之中而不倒。

阎锡山故居有数百间房屋之多，堪称一个恢弘的建筑群。故居大门，与北方普通大户人家没有太大区别，远没有想象中的气势。然跨进大门，却顿时可以感受到这一偌大建筑群的与众不同。阎锡山执政山西后，费时二十多年陆续修建这一故居。

房屋数百间，院落数十座，建筑高低不一，参差相间，大小庭院，衔接交叉，其间小径曲折循环，让人明显感到整座故居的诡谲与幽深。都说“文如其人”，建筑也是如此。在同时代的军阀中，阎锡山不张扬，不夸张，信奉“中的哲学”，实际上却是锋芒内敛，老谋深算，其精明与狡黠，非他人可比。河边村故居很贴切地渲染出“山西王”的威严和高深莫测。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这一故居改作荣军院，一直安排残疾军人居住、疗养。由此之故，“”期间村外的阎家祖坟遭遇掘坟抛骨之痛，故居建筑却未遭破坏，竟侥幸地完整保存下来。

一到台北，我就向两位台湾文化界朋友打听阎锡山故居所在，回答的却是一脸茫然。

这也难怪。阎锡山1960年即已故去，淡出政治舞台更是早在1950年，两位台北朋友则都是“60后”生人。半个世纪时光流逝，阎锡山故居落寞在阳明山的某个角落，苍翠掩映，从未对外开放，无人知晓，也在情理之中。

故垒萧萧芦荻秋

永公路很长。

几次折返，总算找到士林区永公路“二百四十五巷”路牌号，一幢绛红色两层砖石楼房，另有一幢白色楼房与红楼相邻。车停路边，我们走下来四处寻找，确认。

终于，终于，在下行公路的左侧看到了一块示意牌。示意牌不大，大约两平方尺模样，平卧。牌子上方几行大字写道：

古迹，“阎锡山故居”

等级：市定

类别：宅第

创建年代：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年）

走到院落门口，但见方形水泥门柱上，挂有一块蓝底白字的铁皮门牌，注明：“士林区永公路245巷34弄259、261、265、267、271、275、277”。

院门简陋得不敢相信这里就是曾经显赫几十年的阎锡山的故居。两扇铁栅栏门紧闭，右侧水泥门柱上的电插座已经脱落，任由它，悬挂。听见我们的声音，忽有两只黄狗从院落里面冲来，狂吠不已。

一位姓范的老人，从路旁不远处走来，告诉我们，如今只剩两位健在的山西老兵负责看管故居。他们住在山下，一般事先约好，才会上山陪同参观。头一天，他们刚陪几位客人来过。

事后知道了这样的故事：阎锡山当年在这里定居后，他带至台湾的六十名山西部下陪着他，负责护卫和照料。一九六年阎锡山去世，安葬在院落背后的山上，这些老兵依旧住在这里，看守墓地，与之相伴。半个世纪过去，老兵一个接一个故去，仅剩的几位老兵，也到了八十多岁的高龄，再也无力管理这个院落与墓地，故在一年前将之交给台北市政府。

故居的主人已去五十二年，只留下一圈铁丝网，网住整个院落的破败、萧条与荒芜。我走到哪里，黄狗跟在哪里，隔着铁丝网对我叫上几声。张望铁丝网里的残垣，想到山西河边村的那个建筑群；伫立芦荻下，想到刘禹锡的诗句“故垒萧萧芦荻秋”。

转而又想，阎锡山阳明山故居的这种荒芜，并不让人过于吃惊。他的政治显赫，他叱咤风云的时代，早在一九三年就已经落幕了。

阎锡山起落之间

回望一九三年中原大战之前的阎锡山，在中国何其显赫与重要。当中原大战爆发时，美国TIME（《时代》周刊）选择阎锡山作为封面人物，突出报道的正是他多年来统治山西的政绩和长期保持中立的策略。《时代》周刊写道：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在中国包围之中)。目前，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因而，这使他显得出类拔萃。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时代》，一九三年五月十九日)

这一报道并非虚言。客观地看，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头二十年的中国，阎锡山对山西的统治和奉行的中立策略，的确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阎锡山对农业发展高度重视。1917年，阎氏发表《兴利除弊施政大要》，次年发表《山西国民政治实行大纲》，均以农业为首务。以农业为首，阎锡山提出三事六政：种棉、造林、牧畜；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三事六政相辅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