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人格特质结构对合作的影响机制

摘要 采用调整后的公共财物范式，将合作分为内部准备阶段（合作意识）和外部表现阶段（合作行为），以中国人人格问卷（QZPS）为工具，研究人格特质结构对合作不同阶段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在合作的不同阶段，产生影响作用的人格特质因素不同。中国人人格特质中的善良和情绪性直接影响合作意识，行事风格与人际关系因素直接影响合作行为，外向性通过调节合作意识与合作行为的关系影响合作行为。（2）在考虑合作意识与人格特质交互作用的模型能够更好的解释和预测合作行为。文中讨论了在研究合作过程时从个体内部因素、特质以及外部情境等多角度结合的意义。

关键词 人格特质结构，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合作，合作意识，合作行为。

分类号 B848

1.问题提出

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协调活动，以促进一种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的结果出现的行为（Aquino&Reed，1998）。作为一种重要的亲社会行为，学者们早已认识到合作行为对组织管理。团队建设，企业合作，员工关系改善和教育的重要作用。一般来说，研究者主要从任务特征，个体特征和群体特征研究影响合作行为的因素。其中任务特征包括任务难度、信息沟通和奖惩结构等（李晓东，1991；谢晓非等，2000；赵俊茹。李江霞，2002；Kerr&Norbert，1994）。群体特征包括群体认同感、群体规模、群体成员投入程度、群体规范、社会文化等（Jeannette，2002；Yamagish，1986；王重鸣，严进，2001）。个体特征主要集中在自我效能，社会价值取向，情绪状态和认知发展水平（陈琴，庞丽娟，2002；严进，王重鸣，2000）。

公共财物游戏是用来研究合作行为的经典范式，它能够产生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冲突的情境，其过程可以表述为：群体的成员必须将自己财物中的一部分贡献出来作为公共财物，公共财物按一定的规则增值后平均分配给所有成员。其中个体向公共财物进行投入的行为即为合作行为，个体向群体捐赠的数量被看作是个体合作水平的指标。以往研究大多是将合作行为作为一个最终的结果，而没有将合作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事实上，人们在表现出具体行为之前，有很多内部的变量会对外部的行为表现有影响作用，如果将人们的行为过程分为内部准备过程和外部行为表现过程的话，合作行为也可以分为合作的准备状态和真正的合作行为。谢晓菲，陈曦等（2002）认为合作意识是合作人格的有机成分，意识能够指导个体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同时又在与外部世界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对个体行为做出反馈。从而在意识中形成新的经验，是行为的倾向性和准备状态。姚祥等（2005）提出用合作意识来统一考察可能影响合作行为的内部因素，从整体上来考察个体合作行为产生的根源，认为工作情境中的合作意识是指自愿做出合作行为的个体意愿，这种意愿的强弱影响着个体在具体工作情境中做出合作行为的程度。合作不仅是单一的行为，还包括合作的意识，从意识动机到行为应是一个可以调整的过程。相对于外显的行为来说。合作意识是更加内在、个体的因素。如果仅仅以外显的行为为合作的指标，有很多内部的动态过程会被掩盖和混淆。然而在合作行为的实验研究中，合作意识并未被单独作为一个变量提出。因此，在实验情境中，合作意识是先于合作行为之前的一种准备状态，是个体如何表现合作行为的计划。

在合作行为的影响因素方面，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一些人格动力因素，如价值观、情绪等对合作的作用，但人格特质作为人格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在合作行为的领域中往往被作为误差而不被考虑。但有限的研究结果仍然表明，有稳定的人格特质能够影响合作行为。Kellv和Stahelski（1970）发现两种类型的个体，能够用合作特质和竞争特质两种表示。谢晓非（2000）采用投射的方法发现那些倾向于合作行为的个体比竞争型个体更服从，开发了合作竞争取向的测量问卷（谢晓非，2006）。这些研究都表明，人格特质和合作行为的确有一些关系。但以上研究都是从某种特定的特质角度出发研究其与合作的关系，而以系统的人格特质结构理论出发研究特质与合作关系的则鲜有报道。Hirschberg（1978）认为人格特质（personality trait）是指用来描述和解释行为活动中个体差异的稳定特征，人格特质结构是人们之间稳定的心理特点上的差异，几乎可以体现在社会生活行为等任何方面。目前研究者们共同接受的观点是，人的行为是情境、人格特质、人对角色与规范的认知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应该被表述为在什么情况下什么人格特质共同决定了个体的行为。

本研究拟通过实验控制将合作意识与合作行为分离，研究人格特质结构在合作的内部过程阶段和外显行为阶段所起到的作用。本研究的假设为：合作意识会影响实际合作行为，人格特质结构可以影响合作的不同阶段，不同的人格特质结构内容在合作不同阶段的作用方式不同。

2.研究方法

2.1被试

东北某大学本科学生111人自愿参加本实验，其中男生39人，女生72人，文科83人，理科28人，年龄在19-25岁之间，平均值为20.7±1.18。被试随机分为6-7人的小组，共分18组，需首先完成人格特质测量问卷（OZPS），然后每组进入一个独立的实验室，进行合作游戏实验。

2.2人格特质测量工具

由于各文化间不同的人格特质是由于不同的行为分类引起的，以本土化的人格理论来解释具体行为时往往具有更好的解释力（王登峰，2007）。因此在本研究中，采用王登峰等人提出的中国人“大七”人格结构理论，选取王登峰和崔红等编制的中国人人格量表（OZPS）为人格特质的测试工具（王登峰，2001），研究与合作的关系。此量表共有180个项目。包括7种人格维度，18种人格因素，它们是：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人际关系和处世态度，可以提供对中国人整体人格特点的描述。在信度方面，各个大因素a系数均在0.80以上，小因素的a系数也在0.80左右。OZPS七个因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a均在0.79到0.84之间。在效度方面。其项目经过严格的心理测量学程序进行筛选，因此量表的内容效度得到了保证。

2.3合作游戏实验程序

为区分个体合作的不同阶段，本研究采用调整后的公共财物游戏范式，具体过程为：实验开始时，分配给每个被试10张代币券作为个人财物，在游戏中被试需要从个人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以张数为单位）作为公共财物投入，投入的数量由个人决定，最多10张，最少1张。公共财物按照20%的比例增值，增值后平均返还给每个人，个人财物不增值。

在实际投入前，被试需要有一个计划预算，将打算投入的数量写在记录纸上。由实验人员计算出小组成员预计投入的总数和平均数并告知被试，然后被试再进行实际投入（实际投入时被试不必按照计划数投入）。游戏共进行10轮。需记录的结果为被试每次的计划投入数和实际投入数、当次小组计划投入的平均数和实际投入的平均数。为了使不同组别间的各数据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采用各被试与小组平均数间的相对数量作为合作行为和合作意识的指标，即合作行为=∑i=1-10（个体实际投入数-小组平均实际投入数）i/10；合作意识=∑i=1-10（计划投入数一小组平均计划投入数）i/10。

3.结果与分析

3.1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对本研究中的各个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并计算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各变量描述统计结果与相关矩阵见表1。

3.2人格因素对合作意识的影响效应检验

采用回归分析，以合作意识为因变量，考察人格特质各因素对合作意识的影响作用，结果见表2。

在7个人格结构因素中，善良对合作意识有正向的预测作用（β=0.241，p=0.05），情绪性对合作意识有负向的预测作用（β=-0.307，p

3.3人格与合作意识对合作行为的效应检验

本研究对合作意识的操作定义为合作行为的准备状态，合作意识与人格因素共同影响实际的合作表现。采用层次回归的方法来检验人格特质结构与合作意识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关系。为了直观地看出各个变量对合作行为的预测程度，在本研究的回归模型中，采用了全部进入的方法，对于不具有显著预测效应的变量，也暂时保持在模型之中（见表3）。以比较清楚地表明不同人格因素的预测力。

在统计分析过程中，分三步使各变量分别进入回归方程：

第一步将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强迫进入法使其纳入方程。在使人口学变量进入方程的过程中，对部分类别变量进行了转化，进而形成虚拟变量。其中性别的参照类为女性；文理科的参照类为文科，生源的参照类为乡村。

第二步考察人格特质和合作意识独立影响合作行为的效应，将7个人格特质因素和合作意识采用强迫进入法使其纳入方程。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对相关变量进行了中心化。

第三步考察人格特质和合作意识的交互作用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将人格特质与合作意识的乘积作为交互作用项纳入方程，以考察其调节效应。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后，模型2中的合作意识和7个人格变量的两个（人际关系、行事风格）进入回归方程。合作意识对合作行为具有正向解释作用（β=0.256，p

3.4调节变量的交互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把握人格特质因素作为调节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本研究将合作意识和有交互作用的人格变量（外向性、情绪性、善良）得分按照高（M+ISD）、低（M-ISD）分为两组来考察其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在合作意识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上，善良和情绪性的调节作用不显著（F（1，58）=0.911，p=0.461；F（1，58）=0.753，P=0.558），而外向性的调节作用显著（F（1，58）=3.426，p

4.讨论

4.1人格特质在合作不同阶段中的作用机制

在本研究中，合作被分为合作意识阶段和合作行为阶段。根据实验结果，影响合作意识和合作行为的人格因素并不相同。情绪性因素和善良因素直接影响合作意识，人际关系和行事风格直接影响合作行为，而外向性因素是合作意识与合作行为关系的调节变量（见图1）。对比人格结构各因素的内涵，可以发现。影响合作准备的因素都更倾向于个体的内部的特质。因素2善良是反映个体诚信、正直的内在品质特点；因素5情绪性反映个体情绪稳定性特点。善良性较强，情绪稳定性强的个体，在合作的情境中，具有更高的合作动机和合作意识，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性。但是这并不代表具有高的合作意识就一定会表现出高的合作行为。合作行为还直接受到行事风格和人际关系因素的影响。因素3行事风格反映的是个体在做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个人特点；因素6人际关系反映的是人际交往中的基本态度和特点。可以看出影响合作行为的特质主要和对人处事有关，是与外部环境有关的特质。而作为合作意识与合作行为的调节变量，因素1外向性反映人际情境中活跃、主动、积极和易沟通、轻松、温和的特点，以及乐观和积极的心态，恰好是反映个体外在表现与内在特点结合的特质。以上结果与合作准备和合作行为的阶段特征基本完全吻合，合作准备是合作行为前的准备状态，是合作意识的反映，相对于合作行为来说，是更加内部的过程，而合作行为是在实验情境中时外显的，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更大。也就是说，在合作的不同阶段。发生影响作用的人格因素以及影响的方式不同。

4.2加入个体合作意识（内部特征）与人格的交互作用后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单纯以人格特质和合作意识作为预测变量的模型只有0.166的解释率，在加入人格特质与合作意识的交互作用后合作意识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作用被其与部分人格特质觉得交互作用所代替，而模型的解释率上升到0.305，p

5.结论

通过对合作过程的划分，研究人格特质结构对合作内部准备阶段（即合作意识）和外部表现阶段（即合作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在合作的不同阶段。产生影响的人格特质因素不同。中国人人格特质中的善良和情绪性直接影响合作意识，行事风格与人际关系因素直接影响合作行为，外向性通过调节合作准备与合作行为的关系影响合作行为。（2）在考虑合作意识与人格特质交互作用的模型能够更好的解释和预测合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