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版学术图书的版权权属如何确认

笔者多年从事引进图书的编辑工作，深感引进图书工作无小事，既要和外方出版社谈判授权费，也要与译者确定翻译时限、讨论专有名词的翻译，还要统一中外文翻译体例。经常有同事询问译著的引进和编辑，因此，我萌生撰写此文之意，将自己数年来积累的心得体会与各位编辑分享。一家之言，欢迎切磋交流。

当编辑有意想翻译或影印出版某一外版图书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中文翻译版权或者影印权利归属。通常我们会查看图书版权页上面@后面的权利人，它表明该书著作权的归属。但实践中，版权主管会首先联系原出版社或者该出版社在国内的版权机构，以获得准确的版权归属信息。像英美一些出版社，如牛津、剑桥、培生等，与原作者签订合同时一般都会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拥有著作权，因此，即使原书版权页上@后注明是作者，著作权也并不一定在该作者手里，所以，最稳妥的办法是直接与出版社取得联系。不过，归属出版社的情形也不是绝对，在日本，版权就一般属于作者，出版商只是取得出版发行权，这种情况下，只要取得原作者授权即可，但最好也与原出版社取得联系确认。

还有几种情况确定版权比较困难。一种是原作品为论文合集，由某个作者担任主编。这时的作品版权通常不在原出版社或者主编手中，出版中文版需要征得每一位文章作者的授权同意。如果原出版社或主编热心，他们会协助联系各位作者索要授权，并把授权的电子邮件转发给我们；但如果原出版社或者原主编不愿意推动此事，那处理起来就会非常麻烦，需要我们的版权主管去逐一联系各位作者。我们曾经准备引进一本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经典论文集，对方出版社让我们联系主编，主编又声明所有版权事宜应找出版社，而许多作者根本无法找到联系方式，反复沟通多次，不得已只好放弃选题。而在联系出版《比较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该书是欧洲比较法大会的论文合集，主编是比利时根特大学马克·范·胡克教授）时，我们得到主编的大力支持，不但很快获得了所有文章的授权，而且被告知可以根据中文出版的实际情况予以删减。所以，引进出版学术著作，不仅仅要靠眼光，靠学识判断，有时也要靠运气和缘分。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原作者已经去世多年，但图书尚未进入公有领域，这时版权归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出版社手中，原出版社声明有著作权可以授权；另一种是出版社没有著作权，要征得作者家属或者权利继承人的同意。如果是后一种情形，有时会比较漫长。如果家属或者权利继承人健在，就要想方设法联系上家属获得授权。我们曾经为得到一位作者亲属的授权同意等了一年多，这个时候，考验编辑的就不仅仅是耐心，而且还有守法的自律心。

上述第二种情形中，还有一种情况更为特殊，即原作者去世后没有权利继承人，原出版社也没有著作权，图书尚未进入公有领域，这时该如何确认版权归属？此时又可以分两种情形，一种是该书有指定的管理人，则一切授权事宜由该管理人负责。我们在编辑《哈佛法律评论》时，曾经遇到类似情况，其中一位作者已经过世，没有找到权利继承人，最后所有授权事宜由《哈佛法律评论》指定的机构全权。另一种是没有指定管理人，这时各个国家规定不尽相同。以美国为例，他们有类似著作权公共管理机构的版权中心，称作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如果版权归属存有疑问，可以委托该机构进行处理。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日渐频繁，有些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同步出版，这样的外版图书在国内属于首次出版，可以省去版权联系的繁琐程序，但仍然需要在版权局作版权登记。

通常，在与对方出版社或者版权机构取得联系并初步确定版权归属之后，进入实质性授权谈判之前，还有一个样书或者电子版图书的寄送过程。学术著作引进与其他版权书略有不同之处在于，由于译者通常为该领域研究人员，外版书在确定引进之前编辑或者译者已经看到原著，对于内容篇幅已有了解，一般不需要在样书寄送后再评估选题。但样书寄送仍然是必备环节。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虽说学术作品授权谈判普遍不是很激烈，但初步确定版权归属或者说确定中文翻译权尚未授权，并不意味着我们最后就一定能取得版权。因此，在没有确定达成授权意向之前，最好不要启动翻译。最稳妥的做法是等与外方正式签订授权合同后再与译者签订委托翻译合同。实践中，如果与对方已有多年合作经历，在双方就授权条件达成一致开始准备授权协议草案时，为节约翻译时间此时也可以通知译者开始准备翻译，但委托翻译合同还是要等到授权合同正式签署后再签订。

（作者单位系法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