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与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区别刍议

作者简介：刘淼，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文学语言学专业，文学修辞学研究方向.

摘要：近十几年来，我国出版的关于语义研究的著作内容上大多是以词汇和句义、语篇为研究核心，谈义素、义位、层次分析和语义场分析等概念及分析方法。马清华的《文化语义学》与吴国华、杨喜昌的《文化语义学》，同以前的语义研究相比，填补了从文化方面入手研究语义并论述成著的空白。两本著作在研究著述中沿着各自的理论背景及研究路径，探寻创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达到了填补文化语义学研究领域的缺失，有机地将文化与语义学结合起来，拓展了语义学的研究新枝，并为跨文化交际与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方法和例证的共同目的。

关键词：《文化语义学》；比较；内容；方法；目的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2

在世纪之交出现的两部《文化语义学》：马清华《文化语义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和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年）不直接谈义素、义位等方面，而是从文化方面入手研究语义，将文化与语义向结合，使语义研究的一个空白地带填上了颜色，拓宽了语义学研究的领域。两部文化语义学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的语言学理论，融汇各家，开阔视野，显示出了各自较完备的文化语义学理论体系。

两部《文化语义学》的初版同于世纪之交发表，二者在内容方面呈现出重叠或复现的面貌，在语料分析方法上和著作撰写目的上都体现出了同一性。但两本书各自的“个性”论述以其独特的创新之处为文化语义学这个逐渐兴起的理论涂上了一抹亮色。这些“个性”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部《文化语义学》理论背景方面的区别与创新

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是建立在符号学的基础上进行展开论述的。作者在书的第三章着重论述了语言是一种多层级的符号系统。作者认为用符号学理论对文化语义学进行论述的根本意义在于：从本体论上看，符号现象同样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从认识论上看，认识客体是通过符号所携带的信息使认识主体认识自己，而认识的主体也正是通过符号所携带的信息达到对认识客体的认识；从方法论上看，符号学首先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现象的新的角度，它使人们从另一个层次、角度上看到人类文明的共性，同时，符号学方法论价值更鲜明地反映在作为符号主体的语言学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先作用上。

作者认为，语言是一种多层级的符号系统，分为两个层级，并且语言的二级符号系统是其主要研究对象。具体内容可由下表表示：

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不同于前者，他的理论背景相对广泛，是在汲取古今中外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正如书中林书武先生所作的序中对于本书研究的性质界定：“它不能归于语言学语义学、历史语义学、结构语义学、生成语法学派语义学、孟德鸠（亦译作“蒙塔古”）语义学，而是包含了不少认知语义学、认知人类学、语言文化人类学等内容在内…”的一部文化语义学。在这种广泛吸收社会各学科的理论基础上，马清华便可得心应手地用多种方法、多种角度对语料进行分析语研究。如第九章常识中，作者认为，常识性程度越高，其内容越容易在整个言语表达结构中隐含起来。作者对温州城乡八所学校的学生进行交通工具关注及使用进行了调查，并通过直观的图表进行社会认知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论证自己的观点。

二、语料选择方面的区别

从语言上看，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所选择的研究语言是以俄语词汇、文化分析的俄汉语对比，同时汉语与部分英语也纳入分析范围。这是在俄国的《语言国情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相比于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单一运用俄语进行研究的情况看，马清华《文化语义学》的研究语言要广泛的多。他所涉及的研究语言不仅仅是我国古今汉语、我国各地方言，也包含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日语、英语、俄语以及国外土著语等。在如此丰富的材料基础上，马清华通过归纳、整理、分析、解释，提出了比较全面、较为可信的文化语义学理论体系。如：从马清华《文化语义学》第126页中作者整理归纳的与汉语普通话或江苏金沙话零对应的词表来看，作者归纳总结了河北方言词、满语动物义类词以及印度尼西亚语动物义类词来阐明“零对应”概念。

两部《文化语义学》对于研究语言的选择，进而影响了书中对于词汇和文学作品的选择。

从词汇选择方面看，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多选择俄语中的词汇进行研究。词汇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特征也是以俄罗斯的文化特征为主。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中的词汇量相对来说较大，所涉及的语言情况也较为复杂。相对丰富的语料的运用，往往在证明观点时会更具说服力。如在谈及“隐喻”问题时，吴国华、杨喜昌单纯运用俄语词汇材料作为论证的基础，而马清华在其《文化语义学》“隐喻”部分的“海洋生物的陆地化隐喻”中便使用了彝语、英语、德语、汉语分析海菠菜、海栗子、海豹、海牛、海百合、海狗、海马等海洋生物命名的陆地化隐喻。从文学作品选择方面看，两部《文化语义学》都大量地将文学作品作为语料参与理论证明与建构。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中选择的同样是以俄语为主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中选择的文学作品则涵盖了古今中外，仅第三章和第八章中运用的文学作品语料就多达48处之多。

三、部分内容方面的区别与创新

作为两部理论相对成熟，说理相对合理的语义学著作来说，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与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在内容上的区别性即是两部《文化语义学》各自的创新性所在。 笔者将以两部《文化语义学》独特的理论分析作为二者区别与创新的主要方面进行如下论述。

（一）、马清华《文化语义学》的创新性内容

王德春先生在《文化语义学》的序中便提到：“书中的《意念》和《观念》两章是作者个人的创见，材料异常丰富，《意念》一章调查的文学作品就达两千万字之巨，《观念》一章调查的词典就达数十部之多。”①虽然王德春先生没有将第九章常识纳入与第六、第八章内容的“个人创见”范围，但“常识”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最为广泛的事物，却常常被学术创作所忽视。马清华先生将其作为最后一章，是因为日常语义知识是最具有文化意义的知识内容，是将常识作为文化语义分析的跨文化交际方面的最后一环进行《文化语义学》的逻辑性结尾。所以，笔者将第九章也纳入马清华《文化语义学》内容上最具创新性的章节之一。

1、“观念”

第六章观念中，作者首先阐明了观念（单项义素类别所反映的思想范畴）与概念的关系：成分对应关系，相互独立性，文化同构性和互补性。作者也说明了不同类型的义素实现为观念的方式不尽相同，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形态标记发和在隐形词义范畴寻找方法来确保不同类型的义素实现为观念。最后，作者运用人类与动物对立观念的分析的例子阐明文化的释放。在这一章的论述中，作者运用了数十部词典，查询了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语料对理论进行了佐证，如在阐释汉藏语系的部分语言的动物名词常带严格程度不等的前缀中，运用布依语、湘西苗语、哈尼语、凉山彝语、珞巴语、拉基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例子进行例证。

2、“意念”

在第八章意念中，作者首先举例阐明了意念与取象的概念与对应关系。意念是人们从实际意义中抽象出来的基本意义范畴。取象是从形象性字面意义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模式。意念和取象在不同时代可呈现不同的对应关系。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作者进一步以感情意念为例从层级结构、异构的等效性、同构多能性和意念分化、概念隐喻、表情体使用频率与外界的关系以及体态的内化等六个方面阐释了取象结构。作者就不同语言间取象的差异现象，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这一章中，作者援引的语料与文学作品为主，所援引的文学作品的数量达48部之多。如：作者在论述体态的内化部分，以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笑”、“醉”、“甜滋滋”、“光亮”和“心痒”来表达喜悦概念。

3、“常识”

在第九章“常识”中，马清华用下图阐释了知识的分类：

其中，日常语义知识是最具有文化意义的知识内容，简称：常识。而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际与词汇选择中，潜意识中的常识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常识的补足是语言理解的一大前提。作者也提出了表述常识的几种常见方法，如词典释义、表述式和构件式等。作者认为常识贯穿语义组织的一切方面。马清华对于知识的归纳以及对于常识的阐释是在语义学领域的一大创举，是跨文化交际教育的至关重要的一环，是语义学与文化学结合的最好例证。

（三）、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的创新性内容

潘蕾认为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中最具价值的内容为第八章动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和第十章句子层面的文化语义学分析。另外，《文化语义学》第七章专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也同样具有创新性意义。语言学家们对于专名的描述很多，但没有从语义学，尤其是没有从文化语义学的角度对专名进行专门的分析。吴国华、杨喜昌用较大的篇幅从文化语义学角度对专名进行的深入分析同样具有创新性。笔者认为，专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一章也应纳入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的创新性内容范畴。

1、“专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

在第七章专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中，作者提出了专名的概念并认为其包括人名、地名和其他事物名称三大类。作者从语言的文化载蓄功能角度出发，认为专有名词与普通名词更富有意义。在第二节中，作者指出，专名的指称性质表现在：它只有指称对象，只有实指而无概念意义。另外，作者阐述了专名对文化的多侧面反映，包括人名的运用特点与民族个性和专名的历史文化内涵两方面。作者也论述了专名的词汇意义的分析价值。从文化语义学的角度对专名进行分类可分为：获得性涵义、先设性涵义、分析性涵义和创造性涵义。第四节中，作者将专名归于不对应词汇，它也具有普通义素和异常义素。普通义素一般都是跨语言义素，而异常义素往往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另外，作者论述了专名具有多义性与其使用的多样性。

2、“动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

动词是俄语中十分重要的此类。但迄今为止，动词是文化语义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作者从文化语义学的角度将与俄罗斯的民俗、心理、宗教、文艺等多方面的民族文化特点有密切关系的动词分为4类并得出结论：俄语中含有民族文化意义的每一类词中，都包含有一定数量的动词。这是动词的文化语义学价值。另外，作者对动物名称词干动词加以了分析，他们认为，动物形象往往能够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综合本章的叙述，作者归纳出了动词突出的文化语义学特点，即语义上的深层次性、综合性、确定性、和理据性以及修辞上丰富的表现力。

3、“句子层面的文化语义学分析”

作者在《文化语义学》第十章句子层面的文化语义学的开篇便陈述道：“一般意义上的语言理解，首先就意味着对句子的理解。但是，在语言的研究中，却不是这种情况，句子并没有被优先考虑，在过去，研究语言意义的学科――语义学，通常被理解为词汇语义学。”②诚然，过去的文化语言学的分析过程中，词汇意义被看作分析的主体，尽管一些学术论著注意到了，如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中也注意到了句义的分析，但是马清华并没有将句义的分析单独整理成体系进行论述，而是作为例证的一部分佐证书内的理论。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将句子层面文化语义单列成章进行着重论述，在文化语义学领域甚至语义学研究领域都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作者在从实践方面和句子帮助确定词义以及词汇应在句子构成的具体语境中进行分析构成的理论方面，语言国情学的基本理论是词汇背景理论。另外，作者简要论述了句子的社会意义和语用意义以及句子的句法特点。另外，句子的语调体系也可归入句子的形式结构方面，并且也体现出民族特点。最后，作者论述了句子的美学功能。

凡此总总，两部《文化语义学》在理论背景、语料选择以及部分内容的区别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两部《文化语义学》的创新性。如在内容方面马清华《文化语义学》的“观念”、“意念”以及“常识”和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中的“专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动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及“句子层面的文化语义学分析”都显示出了作者对文化语义学甚至语义学研究的独创之处。当然，这两部《文化语义学》也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的，二者也存在着一定的缺失。瑕不掩瑜，马清华《文化语义学》和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抛出的语义学新枝引起的国内语言学的兴趣必将激励后起之秀开始对于两部《文化语义学》的总结与学术延伸，使“文化语义学”不仅仅作为一部或两部著作进行研究，而是将其发展成为成熟、稳定的学科而为之奋斗。

注释

①马清华.《文化语义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序第2页

②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军事谊文出版社.第226页

参考文献

[1]汪如东.评马清华《文化语义学》[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2]潘蕾.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又一力作――《文化语义学》[J].外国语学报.2001年第2期

[3]纪云霞.语义学研究的一个新枝――马清华著《文化语义学》简评[J].满语研究.2001年第2期

[4]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王福祥，吴汉樱.文化与语言[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6]吴国华.语言文化问题探索[C].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7.

[7]吴国华.文化词汇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8]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

[9]马清华.文化语义学[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