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忆旧 6期

我到华东师大读书是1981年，那时的校园空旷寂寥，远没有后来那般喧嚣。我记得出了学校的后门，就是郊农的菜地和花圃了，长风公园的“银锄湖”与学校也只有一墙之隔。校园的西南角还有一处空军的雷达站，虽近在咫尺，却让人可望而不可即，犹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

那个年代的读书和言谈的风气，似乎人人羞于谈论常识，我们去跟人家讨论《浮士德》《伊利亚特》和《神曲》，对方露出鄙夷的神色是十分自然的；而为别人所津津乐道的拉格洛芙和太宰治，我们则是闻所未闻，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后来经过高人指点，我们才知道那个时代的读书风气不是追求所谓的知识和学术，而是如何让人大吃一惊，亦即庄子所谓的“饰智以惊愚”而已。当那些高深、艰涩、冷僻的名词在你舌尖上滚动的时候，仿佛一枚枚投向敌营的炸弹，那磅礴的气势足以让你的对手胆寒，晕头转向，难以招架；而当你与对手短兵相接时，需要的则是独门暗器，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让对手在转瞬之间成为。

我们班有一个来自湖北的瘦高个，言必称《瘦子麦麦德》，显得高深莫测。通常他一提起这本书，我们就只能缴械投降了，因为全班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直到大学三年级，我在图书馆阅览室的书架上竟然一下子发现了三本，可见这并不是什么冷门书。还有一个著名的校园诗人，是学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生，常来中文系找人过招，张口闭口不离他的两本葵花宝典：要么是《老子仍是王》，要么是《佩德罗・巴拉莫》。说来惭愧，我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老子仍是王》是一本怎样的著作，而《佩德罗・巴拉莫》则毫无疑问是伟大的经典。

不过，我们很快也有了自己的独门秘籍，那就是袁可嘉先生编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那本书刚刚出版，人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循着他的纲目和线索我们找到了更多的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还有外国文学期刊如《外国文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动态》《译林》。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属于自己的根据地。每与人接谈，对手往往不明所以，那种满脸疑惑和自责也让我们有了吴下阿蒙让人刮目相看的喜悦。我们自己的这个小圈子被称作现代派。

可是好景不长，1985年之后读书风尚又一次大变。我们渐渐悲哀地发现，通过“现代派”去吓唬人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震慑效果，读了几本小说就想谈学问，当然为博学风雅之士所不齿。静下心来一想，人家的鄙薄也不是没有道理，小说之外尚有戏剧、诗文诸门类；文学之外尚有艺术、历史、哲学、音乐、宗教；人文科学之外尚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于是我们的读书除了原来的唯新、唯深之外，又多了一个“杂”字。

回想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经历，本科阶段未有名师指点，学业谈不上根基，缺乏系统，流于浮杂，浪费了太多大好光阴，每思及此，莫不深惜三叹。可看看如今的大学校园诸学科各立壁垒，功利性和工具性都已登峰造极，又颇为今天的学生担忧。古人说，“一物不知士之耻”，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风习固然有值得批评和检讨的地方，但那种“一书不知，深以为耻”的迂阔之气也有其天真烂漫的可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