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横行很大程度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公共空间的不足

互联网上是非多。近来更传出复旦教授郭某自杀，荣登“网络骂死第一人”！起因是艺人孙海英夫妇要求将户籍迁往，郭教授在凤凰卫视采访中提出不同意见，从而引起轩然大波。针对其言论，众多网友在互联网上口诛笔伐，诸如“汉奸”、“敌特”、“卖国贼”等谩骂充斥各大论坛，更有好事者爆出郭教授已不堪压力跳楼自杀的“猛料”。后来有媒体证实这是一场闹剧，郭教授还好好活着。不过网络确实骂死过人。韩国艺人崔真实，一个红极一时的女演员，因为不堪网络谣言而上吊自杀，由此还催生了韩国“崔真实法”。当然，中国艺人往往身经百战，剽悍如周立波者不吝与网民对骂。总之，互联网上一直杀气腾腾，戾气日重。为什么实际生活中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在网络世界里转眼变身成为“暴民”，做出挑战道德底线的“暴行”来？“网民暴民化”的成因，来自网络社会人群的大众心理。大众心理有三大“原罪”：

第一，群体非理性。作为个体，无论其如何聪明绝顶，一旦融入到集体群众之中，其智商、情商及道德水准，无不马上降低为零。在群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勒庞有本书《乌合之众》堪称经典。他指出，“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他们“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情感”。书中列举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发生的大量事例，论述了群众行为的荒谬和疯狂，例如著名的“九月惨案”。在大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巴黎成千上万普通市民几天之内虐杀了关在监狱里的贵族、教士1500多人，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不放过。这些平时里奉公守法、老实本分的伙计、店主和家庭主妇们，无不坚信自己的行为是为祖国杀敌立功的正义行动。

第二，群体无道德。个体在融入群体之后，个人责任感和道德感便趋于消失。群体中的个人不会把行为责任归到自己头上，因为他们不再有个人，只有群体。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在网络上人们不知道你是一条狗”，在网络上活动的是人的虚拟身份，并不是真实身份，这种匿名性更削弱了个体的道德责任，使得个人向大众卸责。这样，群体一旦实施暴行就更加肆无忌惮、淋漓尽致。当个体自发形成集体时，唯一的驱动力是情绪，理性说服毫无作用，而煽动群众效果最强烈的情绪就是基于高尚名义的道德愤慨，一旦群众情绪被刺激起来，大众心理在不断的相互暗示、自我催眠中而变得越来越专横、偏执和凶暴。群体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自以为真理在手，不容当事人分辩和表白，在运动中享受道义和施暴的双重，从而转变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多数人的暴政”。

第三，群体成瘾性。这种大众的体验像一样具有成瘾性。一个话题结束之后，大众会不断地寻找下一个“敌人”，寻找新的兴奋点。一如罗素指出：“集体兴奋是一种绝好的麻醉，期间理智、人道主义、甚至自我保存很容易被遗忘；期间残忍的屠杀和英勇的殉难同样是可能的。这种麻醉和其他的麻醉一样，它的一旦被体验到，是很难抗拒的，但它后来会导致漠然和厌倦，若要再生产以前的热情，那就需要越来越强烈的刺激。”（罗素《权力论》）

网络暴力横行很大程度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公共空间的不足。长期以来，现实中的市民缺乏社会公共空间的熏陶，社会交流的阻滞使得市民始终是“市民”，还没有成长为“公民”。大众的本质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是一盘散沙，其成分是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他们孤独无助，缺少正常的社会关系，也没有特定的、理性的、可达到的目标。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打破了原来的束缚，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使得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感到孤独和焦虑，为了克服孤独，人不得不逃避自由。逃避自由的主要机制就是权威主义、破坏欲和机械趋同。这一点与勒庞的判断不谋而合，在群体中的灵魂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