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案件司法实务中的赔偿问题

摘 要：在《新刑诉法》颁布之后，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案件属于可以和解的范畴，达成和解协议的前提是被告人有悔罪态度、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司法实践中若被害人接受了被告人的经济赔偿并对其进行谅解，法院一般会对其判处缓刑。在赔偿过程中，存在以下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部分案件被告人赔偿给被害人的数额远远高于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二是被告人有悔过表现也有赔偿的意愿但被害人因特殊原因不愿接受被告人的经济赔偿。

关键词：故意伤害 和解 赔偿

从笔者接触的一百多个故意伤害案件中，在赔偿方面存在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比如被告人赔偿给被害人的经济数额远远高出被害人的实际损失，比如被告人有赔偿的意愿而被害人不愿意接受被告人的赔偿。这些现象的存在必有其产生的原因，而其一直存在无法得到解决这一事实需要引起重视找出办法加以解决。

在探讨赔偿问题之前，要先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一、在《新刑诉法》颁布之后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案件是否可以适用和解制度；二、赔偿了经济损失意味着什么；三、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对被告人意味着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2012年新刑诉法首次明确了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的范围，即该法第 277 条规定："（ 一） 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 3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 二） 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 7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根据该条规定进行统计， 在刑法中能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共计有 68 个罪名。其中，故意伤害罪（轻伤）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适用和解最多的罪名①。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根据最高法《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有关故意伤害的量刑指导意见，故意伤害致1人轻伤的，可以在6个月至1年6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从量刑幅度上看，属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故意伤害致轻伤刑事案件相比于他罪案件具有其特殊之处，即行为造成结果危害性较小。一是大部分轻伤案件都是由于民间纠纷引起的，加害人本身往往是临时起意犯罪，不具有其他暴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二是加害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伤害属于轻伤，在现代医疗和护理条件下大部分会在短时间内痊愈，并不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身体伤害，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远远小于一般暴力犯罪所造成的后果。正是基于此，在新刑诉法正式实施以前，轻伤刑事案件也常常是以和解结案。在轻伤害案件中，绝大部分案件的发生都是由于双方先发生争吵、纠纷导致加害人临时起意而形成，犯罪结果发生后，大多数加害人和受害人都对其行为感到后悔，并无蓄谋等故意犯罪的主观恶性因素，因此，轻伤害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对社会关系的破坏不大，犯罪的主观恶性也比较小，有和解的必要和可能。

那么赔偿了经济损失意味着什么呢？在刑事和解中，被告人一方自愿认罪、向被害人道歉并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之后，一般可以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在取得被害人谅解的这三个前提条件中，自愿认罪和向被害人道歉更偏向于被告人的主观意愿。退一步说，即使被告人觉得自己的行为没有过错，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真心悔过，内心并不想对被害人表达歉意，但在具体调解阶段，被告人为了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会作出"妥协"，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并在言语上和行为上向被害人表示歉意。除开这两项之外，经济赔偿是最客观实际的。经济赔偿不仅能弥补被害人经济上的损失，同时对被害人的精神也能起到一定的安抚作用。对于被告人一方而言，其愿意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也可称之为"经济上的道歉"。因此，若被告人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则意味着被害人对被告人的行为表示谅解。在司法实践中，双方会签订一份和解协议书，被害人表示不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至于第三个问题，被告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意味着什么呢。在这里要先要说明一下什么是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者的和解（即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和被害者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②。我国学者陈光中教授、葛琳博士认为："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③又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的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正义会商。它的基本涵义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区自愿人员）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对于和解协议，由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刑事处罚的依据。"④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对刑事和解的定义采用了其他国家比较通行的表达方式，即：刑事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修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⑤。新的刑事诉讼法在第279条中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刑事和解是一种新型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制度，其基本目的在于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同时节约司法资源，给予案件被告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在轻伤案件刑事和解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可充分阐述故意伤害的形成及对自己的影响，加害人弥补被害人的损失，由双方自愿达成刑事和解协议，从而加害人可得到从轻，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案件，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法院本着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原则，为了给被告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除非被告人前科累累，劣迹斑斑，基本都对其判处缓刑。

从上述三个问题可以看出，在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案件中，被告人若想判处缓刑，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是至关重要的，而取得谅解的前提是经济赔偿。因为经济赔偿与判处缓刑直接挂钩，其重要性导致在赔偿过程中出现了以下两个比较突出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部分被告人赔偿给被害人的数额远远高于被害人的实际损失，这个问题有具体案例为证。在（2013）台温刑初字第1258号案件中，被告人丁某向被害人支付了58万元的赔偿费而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而被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是20万元；在（2013）台温刑初字第1423号案件中，两被告人朱某（均姓朱）向被害人共支付了18万元，而被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为6万元；在（2013）台温刑初字第1838号案件中，被告人林某向被害人支付了五十多万的经济赔偿，而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不足十万。这几个案件是比较典型的被告人的赔偿数额远远高出被害人实际损失的，还有一些案件虽然数额较小，但被告人赔偿的数额也是受害人实际损失的两倍以上。我庭目前还在审理状态的一个案件，根据被害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其实际损失不足十万，但其要求被告人赔偿的数额多达三百多万。

造成这种现象只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1、法律没有规定明确的赔偿标准。由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内容主要采取经济赔偿的方式，经济赔偿的标准和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案件调解过程中，对于被害人的各项损失是有一个大概的数额的，如果法律有一个明确的赔偿标准，那么当事人双方就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对赔偿数额的确定达成一致。但是实践中并没有相关的规定，即使有些地方出台了一些指导意见也只是规定了刑事和解的一些原则，并未涉及经济赔偿的具体标准，不便实际操作。一般民众对刑事和解在观念上有一些误区，再加上没有具体的实体操作规范，协商只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最多是协助，但对其最终的结果并无决定权，这就导致在实际调解过程中部分被害人一方并不是在自己实际损失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合理的赔偿数额，而是以超出实际损失两倍以上的数额要求被告人进行赔偿。

2、对于公检法机关在调解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不够全面。法律规定公检法机关在被告人与被害人调解过程中起到主持、协调的作用。主持就是召集被告人与被害人进行调解，而协调概念太多笼统，导致在实践中公检法机关在调解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主要还是被害人一方在调解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主要会带来以下三点后果：一是显失公平。经济调解说到底还是属于民事范畴内的，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应该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就相关赔偿问题进行调解。现如今被害人的谅解书是一把能打开自由之门的钥匙，被告人只有接受被害人提出的要求才能拿到这把钥匙，说白了就是花钱买自由。在调解过程中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被害人是拿着法律的"利剑"向被告人施压，迫使被告人接受自己无理的要求，被告人没有权利去跟被害人讨价还价。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体现法律公平公正的形象。二是随着调解案件基数的增多，漫天要价的情况肯定也会随之增多。调解的根本就是当事人双方能互相妥协让步最终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但如果被害人一方始终不愿作出让步，提出的赔偿金额大大超出了被告人的经济承受范围，就算被告人有悔罪的态度和赔偿的诚意，根据法律规定也无法达成调解，这对于促进司法调解是很不利的，违背了建立司法调解制度的初衷。三是虽然被告人在调解过程中对被害人赔礼道歉，但高额的赔偿数额会减弱他的悔罪态度，也不能彻底地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具体实践中有一个双方互殴的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案件，被告人将被害人打成轻伤，而被害人将被告人打成了轻微伤。被告人为了判处缓刑，高额支付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在案件判决生效之后，被告人向公安机关报警，要求公安机关因被害人将其打成轻微伤而将被害人进行行政拘留。在这个典型的案件中可以看出，虽然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但其中一方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双方之间的矛盾也并没有化解，反而因为高额的赔偿数额而使双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和解制度的设立是为了化解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之间的矛盾，恢复稳定的社会秩序。过高的赔偿费用虽然看似能一时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但过高的赔偿数额反而激化了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结果与和解制度的设立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笔者建议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

1、建立完善的赔偿区间。建立统一、操作性强的赔偿区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我国以金钱赔偿为主的和解制度所带来的不公平现象，可以有效地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⑥。首先制定最低赔偿标准，这是对被害人利益的保障。在和解实践之中，加害人的经济条件参差不齐，可能家财万贯，也可能身无分文。为了保障被害人的利益，针对经济条件比较差的被告人可能无法承担高额的赔偿，应为轻伤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定一个最低的赔偿标准，笔者认为应与被害人的实际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持平。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经济赔偿原则上不得低于这个最低的赔偿标准。物质损失应以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度、以恢复原状为限，精神损失由司法机关根据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合理的范围内综合考量予以认定。这个标准是对被告人的束缚，即使身无分文也必须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负责；同时也是对被害人利益的保障，这个最低赔偿能保证被害人的身体健康损伤得到有效的治疗。其次制定最高赔偿标准，这是对被告人利益的保障。在被告人对被害人的和解赔偿之中，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营养费等各种费用，若经鉴定构成伤残的还需根据伤残等级支付相应的伤残赔偿金。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身体受到伤害可以请求精神赔偿，针对医疗费和误工费等都能出具明确的依据确定赔偿数额，但精神赔偿数额是很难界定的。在实践之中，不乏有受害人漫天要价，以精神损失费来抬高赔偿数额，这样是对加害人利益的侵害。刑事和解不是对受害人的袒护，而是实事求是，将矛盾消除。所以笔者认为对和解赔偿应该有个最高数额，来限制被害人的无理要求，最高数额应根据被害人的实际损失而定。在此笔者提出一个自己的建议：对于实际损失在五万元以下的案件，最高数额可以定在两倍，高于五万少于十万的，可以定在一点七倍，对于十万元以上的，可以定在一点五倍。刑事和解的赔偿区间就建立在这个最低和最高赔偿之间，但是这个区间应该是根据每个地区的生活水平不同而制定的，必须顺应每个地方的经济水平。

2、明确、强化公检法机关在调解过程中的协调引导功能。法律要增强公检法机关在调解过程中的作用，光是主持是远远不够的。在调解过程中，因被害人掌握着主动权，被告人处于被动的地位，公检法机关应在双方之间适当行使职权，如提醒被害人一方不得提出过高的赔偿数额、提醒被告人积极履行赔偿义务等行为，公平公正地使被告人和被害人在调解过程中保持相等的地位。

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被告人有悔过表现也有赔偿的意愿但被害人因特殊原因不愿接受被告人的经济赔偿这样的问题。这一问题产生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和解制度给予被害人选择的权利，若被害人选择接受被告人的经济赔偿而与被告人达成和解，那么法院在判刑时会从宽处罚，若被害人不愿接受被告人的经济赔偿双方达不成和解，那么被告人基本上是被判处实刑的。在笔者接触的案件中有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件，就是属于这种情形。在（2013）台温刑初字第1630号案件中，被害人一方因琐事与被告人岳父发生纠纷，在纠纷过程中被告人将被害人打成了轻伤。后双方在调解过程中即便被告人表态愿赔偿给被害人一方高出其实际经济损失的数额，被害人一方也不愿接受。在（2014）台温刑初字第178号案件中，身为人大代表的被告人在处理工作过程中将被害人打成轻伤，被害人在与被告人调解过程中因怨气难消而坚决不接受被告人的经济赔偿。这两个案件在调解过程中被告人一方都有悔罪态度，也都以积极的态度愿意赔偿被害人一方的经济损失，但被害人一方铁了心不接受经济赔偿，就是希望被告人一方被判处实刑以解其心头之恨。

这两个被告人最终被判处缓刑，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1、这两起都是冲动型案件，没有事先的预谋，也没有使用凶器等作案工具。被告人在案发后主动归案，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表明其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已有后悔之意，且认罪态度诚恳；2、虽然被害人一方不愿意接受被告人的经济赔偿，但被告人积极主动地向法院预交了赔偿款并书面承诺经法院判决生效后即由法院支付给被害人，其行为表明其积极赔偿被害人一方的经济损失的诚意。3、从社会反响来说，法院在处理这两个案件过程中，当地各界普遍认为，鉴于被告人一方已深刻认识本身错误、认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等表现，请法院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判处缓刑对其同样能起到惩罚和教育的作用。

两被告人被判处缓刑后，被害人一方对法院的判罚并无较大异议，并在案件生效后到法院领取了被告人之前交付的赔偿款。从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来说，判处被告人缓刑不仅给了被告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也弥补了被害人一方的经济损失，而如果不判处缓刑，虽然被害人一方的怨气能消除，但被告人却要忍受牢狱之灾，并不能很好地化解社会矛盾。

以上两个问题在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案件的赔偿过程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对审理案件有直接影响。目前法律的规定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两个存在的问题，导致这两个问题一直存在并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影响。针对这两个突出问题，笔者分析了其存在的原因并根据该原因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希望对于解决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赔偿问题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朱丽清：《试探析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以故意伤害致轻伤案件的和解为例》

②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③陈光中教授、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第3页。

④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

⑤黄京平、甄贞主编：《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⑥朱丽清著：试探析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以故意伤害致轻伤案件的和解为例

参考文献：

[1]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10页。

[2]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3]陈光中教授、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第3页。

[4]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

[5]黄京平、甄贞主编：《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蔡鸿铭，《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和谐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载于法律图书馆网。

[7]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8]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作者简介：江晨，男，现为温岭市人民法院法官。郭军卫，男，现为温岭市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