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衡水办案组:用细节取胜

【√】考虑到对方特殊的身份背景，办案组为了最大程度排除外部干扰，居然通过外部关系，将办案组设置在50公里外的一个部队飞机场里

衡水检察院能够作为一座城市的名片，办案组功不可没。十多年间，经上级检察院指定，衡水市检察院先后成立了数十个办案组，参与办理了“河北第一秘”李真案、张二辰案、民航华北局黄登科案、环保部王磐璞案、等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案件。

在办案过程中，其率先实行的“自侦办案五项机制”、“办案工作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等一批创新成果还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推广。办理一系列大要案让衡水检察院名声在外，但是作为具体的执行者，他们常年奔波在外，默默无闻，办案组更是不为外人所知。

办案组里都有些什么

2011年，衡水市检察院受上级指派，组成办案组，办理一个重大案件。由于是上级交办的重大案件，衡水市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志亲自挂帅，担任办案组组长，常务副检察长金荣海任副组长，直接指挥一线。

如何把上级指示的办案精神贯彻落实到位，关键在决策层。李永志坐镇衡水，仅专案协调会，他就亲自主持召开了十几次，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专案，涉及到的人数太多，取证任务繁重，甚至有时候简单到找证人谈话的顺序把握不好，都有可能导致一个事件的逆转。

在2012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里，金荣海和反贪局主办检察官王建勇则带领办案组在北京、呼和浩特、鄂尔多斯等地来回奔波，调查取证，接近年末，办案组的成员才全部回到衡水。

即使在衡水，办案组的成员们依旧不能回家，他们进入了办案组在衡水的驻地。虽然办案组的成员多来自衡水市检察院，但驻地并没有设置在检察院里，而是设在一个非常保密、安全的地方，配置也颇为简单，两间大的办公室和几间客房。

“之所以把驻地设置在此，主要还是为了工作方便，办案组的成员来自检察院的多个科室，又在不同楼层，证据材料也非常多，这样集中在一起办案，效率高，受干扰也少。”王建勇还要求办案组的成员绝对不能穿检察制服，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案件调查的保密。

“前期在外地的调查取证基本已经结束，现阶段都以细活为主，主要是补强证据和巩固证据。”王建勇身后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卷宗和打印纸，几名办案组成员还在埋头苦干，茶桌上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这是晚上通宵办案留下的痕迹。

案件调查已经接近尾声，虽然办案组的成员依旧忙碌，但相比与成立初期那种严肃紧张都能弥漫到空气中的氛围，衡水驻地的气氛轻松了许多，由于案情不同，每个办案组的驻地也大有不同。

赵慧军是衡水市桃城区检察院反贪局综合科的科长，年过半百的他头发已经花白，由于工作扎实，经常被抽调到办案组，2004年的一次办案组经历让他记忆深刻。

当时调查的对象是衡水市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潘殿卿，当时坊间传闻他可能会升任衡水市副市长，在衡水也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

考虑到对方特殊的身份背景，办案组为了最大程度排除外部干扰，居然通过外部关系，将办案组主动设置在50公里外的一个部队飞机场里，办案组的成员一律将手机上交。

“家里人当时都不知道，几天不回家，又没法联系上，急得不行。”赵慧军说最初的办案组规定特别紧，后来才逐渐温和，以后的办案组都会统一配发新号码，时不时还能给家里报个平安。

有些时候，办案组配置的人员也不一样，除了普通的调查人员外，司法会计都是必不可少，每次调查都会去查账，虽然外行人也能看出账目的破绽来，但都没有会计那么准。

随着电子化的发展，有些办案组还会配上电脑专家，在内部他们被称为“技术组”，千万别小看他们，砸得再烂的硬盘，技术组都能把里面的数据给恢复过来。

有些高级别的办案组，还会有文检，俗称笔迹鉴定专家，甚至都会配备上测谎仪，不过对于测谎仪的实际作用，一位办案组的成员直言它起到更多的是一种威慑。

最怕犯罪嫌疑人出事

办案组在抓获犯罪嫌疑人后，犯罪嫌疑人马上会迎来“第一个节目”——全面的身体检查，尤其是那些容易突发致死的疾病，例如心脏病。为了保证安全，像速效救心丸、胰岛素和降压药成了办案组的必备药品。

接下来，办案组还为他们准备了崭新的衣服，这些衣服都是有特殊要求的：不可以附带金属物，没有皮带之类的绳状物，鞋子多为布鞋或拖鞋。

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也有严格的规定，例如饮水的杯子，绝对不可能是金属杯或是瓷杯，能用的只有一次性的纸杯或者是高强度的塑料杯，吃饭时，不能使用筷子，只有塑料的碗和勺子。

除此之外，就连最小的细节，办案组都考虑到了。犯罪嫌疑人签字画押时需要笔，这支笔也是特制的，外面用厚厚的透明胶布包裹起来，笔尖只露出一点点，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想自残都没有任何工具可以使用。

在讯问时，办案组的成员轮流看护着犯罪嫌疑人，包括睡觉和上厕所。“臭是次要，最重要就是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安全。”一位办案组的成员说，犯罪嫌疑人如果出事，办案组是要承担责任的。

就是在这种严密的防范措施下，数年来，衡水市检察院多个办案组在办案过程中从未发生过一起办案责任事故。

办案组对犯罪嫌疑人的安全保护不遗余力，对于这一点，犯罪嫌疑人同样清楚，甚至开始利用这一点。

2002年，衡水市检察院查办一个案件，抓获了一名女性犯罪嫌疑人，此人从被控制的第一天起，就突然显得病恹恹的，经过检查，各种身体指标都不正常，其他部门均表态要放人，担心出事后要承担责任。

但是办案组感觉事情蹊跷，表态绝对不能放，放人之后，案件的查办很难继续进行。直到衡水市中院开庭前夕，这名犯罪嫌疑人外表看起来还是病得不行，办案组甚至做好准备，即使用救护车也要将这人送到法庭上。

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庭审当天，这人一改往常状态，还特意换了身新衣，精神抖擞地站到被告席上，在法庭上滔滔不绝，比其辩护律师还能说，像打了鸡血一样。后经查实，此人在看守所里买通了为她治疗的医生，这位医生给其输入了一种特殊药物，不会危及生命安全，但能让她的各种生理指标不正常，在外人看来几乎是奄奄一息。

事后，办案组的成员想起此人神乎其神的表演，便忍俊不禁，还给此人取了个“影后”的绰号。

用细节击破心理防线

在办案组里，为了软化犯罪嫌疑人的对抗情绪，往往不适用“审讯”这类冰冷的法律词汇。犯罪嫌疑人通常被称为“谈话对象”，而“谈话”的成败几乎关系到整个案件调查的成败。

“90%的人来了之后，都会和你辩论，那些一开始全交代的少之又少。”刘爱忠是衡水市桃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大要案指导科科长，常年在办案组里与“谈话对象”一对一地接触，他感觉每次“谈话”都像是一场辩论赛。

与刘爱忠一样，老宋的“谈话”经验也非常丰富，而且他接触的“谈话对象”级别更高，常年的办案的他经常会利用一些细节来攻破“谈话对象”的心理防线。

在“谈话”开始前，老宋通常都会先了解办案组驻地附近的地理情况，这是他保持多年的一个习惯，了解清楚一些细节后，他才开始面对“谈话对象”。

2009年，老宋到北京参加办案组，调查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当时办案组驻地在海淀区玉泉路的一个大院里，黄登科当时也被带到了这里。“老黄，你知道你现在到哪了吗？知道咱们旁边的公交站是哪一站吗？黄家坟！你又姓黄，这是天意啊！”老宋还真没有忽悠黄登科，这一站的名字真叫黄家坟。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2010年，那时老宋参加的是调查环保部贪腐案的办案组，在案件调查中，一名叫罗贤平的港商是关键人物，老宋在他身上也用了同样一招。当时办案组驻地在中南海西边的府右街，驻地附近有个胡同，名叫罗贤胡同，但这个胡同是个死胡同，在和罗贤平“谈话”时，老宋又把这个死胡同讲给了他听。

这种“玄学谈话”的效果还真不一般，往往能给“谈话对象”增加一种无形的压力。

除此之外，抓住对方心理上的弱点，也是“谈话”成功的关键，“对方越不想你去触碰他什么，我们就要去触碰他的这个点，一旦触碰到这个敏感点，对方基本也就放弃抵抗了。”老宋说这个情况在黄登科案上尤其明显。

黄登科有一个情人，也是整个案件的关键人物，但是办案组只能控制此人12个小时，谈得下来最好，谈不下来只能立刻放人。在老宋和她“谈话”之前，已经有两个办案组成员和她接触过，但是谈崩了，逼得这人拍桌子发脾气，所剩的时间也不多，老宋稍微准备了下，便和这人闲聊了起来，对于案件只字不提。

在闲聊中，老宋发现这人出身农村，家庭条件不好，到北京认识黄登科后，黄为其安排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黄登科被调查后，她能在北京安身立命唯独能依靠的便是这份工作，所以对此十分珍惜。找到这个致命弱点后，老宋提醒对方，如果不配合调查，她的工作肯定受影响，这个消息对此人来说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她明白自己有多大能力，一旦失业，在北京就没有任何立足的机会，很快就把所有事情全盘托出，而老宋拿下这场“谈话”花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

在“谈话”上，老宋往往占尽上风，可在笔录上，他有次差点着了对方的道。办案组有规定，每次“谈话”结束后，必须将笔录拿给对方看，如果没有差错，在笔录的最后应该补上一句：以上笔录看过，和我说的一样。

就是这句话，老宋差点吃了大亏。有次“谈话”结束后，笔录都有十几页，拿给对方看，那家伙居然趁机在一字上面划了一笔，“以上笔录看过，和我说的一样”瞬间变成“以上笔录看过，和我说的二样”，当时谁也没有发现，好在老宋第二天重新翻了这篇笔录，发现了这个问题，把老宋当时给气得直跺脚，事后找到对方，还嬉皮笑脸，坦承就是故意这么做的。

取证是个苦差事

“谈话”需要头脑灵活，随机应变，但是有个好处，就是完全室内环境，不用风吹日晒。

可是取证就完全不同了，“谈话”刚出来，就得往外跑，无论多远都得去，核实“谈话”结果的真实性，这可是件苦差事。

在取证过程中，办案组和银行打交道的机会不少，翻出个银行转账凭证可不是件容易事。刘爱忠便深有体会，有次为了找出个凭证来，他花了大半个月，都快住在银行的资料库里了。“银行很配合办案组的工作，可我们提供不了详细信息，只能是个大概，而银行每天的凭证都有上万，范围一大，找起来特麻烦。”

在银行资料库翻账，虽然有大海捞针的感觉，但与找证人相比还是靠谱许多。

2004年，赵慧军在查办潘殿卿案时，发现潘殿卿作为医院院长，在医疗器械采购过程中存在受贿行为，而这些大型医疗器械都来自像西门子、飞利浦等跨国外企，他拿着检察官证件，到这些外企设在北京的办事处，想要找人取证，结果对方根本不认这些证件，门卫压根就不让他进门。后来还是通过最高检协调，折腾了许久，调查才得以进行下去。

金荣海和王建勇带领的办案组在内蒙古取证时也是坎坷不断。从衡水出发之前，他们预计到内蒙古昼夜温差大，夜晚会很冷，但是到了内蒙古，才发现那里晚上也太冷了。“买了军大衣，往身上一披，往墙角一蹲，一蹲往往就是几天几夜，搞得像流浪汉一样。”办案组的一位成员如此形容蹲守找证人的那段时光。

“没办法，这些只是证人而已，或者是与案件相关的人员，不能动用技术侦察手段，能找到这些人的唯一方法就是上家里或者单位里去堵他们。”王建勇说这些证人听说办案组要找他们，因为不知道背后的事情有多大，往往选择躲起来，这也给办案组的工作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花钱如流水的岁月”

内蒙古调查取证之行，还让办案组对鄂尔多斯的物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衡水后，王建勇还直言这次案件调查实在太贵了。

鄂尔多斯产煤，富人多，消费也高，这让办案组刚踏上这片土地便头疼不已，随便找个宾馆，开口房价便是四五百，实在住不起，赶紧换地方，找了许久，才在郊区搞定了住宿的地方。

头一天吃饭，更让办案组见识了鄂尔多斯到底有多富裕。一行七八个人，进了一家饭馆准备点餐吃午饭，王建勇把菜单看了一遍，便马上放下了，太贵了，后来决定吃面条，问了服务员，一碗面条38元，王建勇随口问了服务员一句：“一个人一碗应该够吧？”那个服务员也很有意思，回答说：“像我自己，应该两碗才能饱。”王建勇一听，想了想，服务员吃两碗才能饱，办案组里的大小伙子还不得三碗才管饱，算了算账，这顿面条吃下了，要花掉上千元钱，赶紧走。

“知道鄂尔多斯的兰州拉面多少钱一碗吗？18元！加个鸡蛋再付2元。”办案组成员都把在鄂尔多斯的那段岁月戏称为“花钱如流水的岁月”。

其实到了鄂尔多斯，那些接受调查的单位和个人，都是有钱的主，巴不得好好接待办案组，但是办案组成员都明白，如果这样做就是往衡水检察院脸上抹黑。

办案组在鄂尔多斯，住最便宜的宾馆，时常吃最便宜的盒饭，好不容易坐次飞机，买的还是普通舱的打折机票，即便这样，这次内蒙古之行还是耗费不少，很多办案组成员回到衡水后还为此感到特别过意不去。

虽然吃苦受累不少，但是办案组还是圆满地完成了调查取证工作。

由于办案组办案往往都是一年之久，每次结案后，上级领导总是计划让办案组成员放松一下，都会给办案组预留个节目——带薪休假，不过这个节目十多年里都没有上演，原因很简单：没时间，新案子会接着来，新的办案组又要成立了。

对于这种情况，王建勇更多感到的是幸福：“上级把这么多案件交给衡水检察院来办，为什么？这是对我们工作能力和水平的一种认可，只有把上一个交办的案件办出色，上级才能放心地把下一个案件还是交给你办，这是一个逐渐被上级认知、认可、认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