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的美丽蜕变

收稿日期：2014-06-19

基金课题：民政部项目“禁毒社会工作发展战略研究”（2013MZSW024）。

作者简介：叶雄（1957―），女，汉族，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级社工师;主要研究方向：戒毒社会工作。

引文格式：叶雄，彭少峰.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的美丽蜕变――上海社区戒毒“涅重生同伴教育小组”的案例分析[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4，14（3）：73―78.

摘 要：以“涅重生同伴辅导教育小组”为例，从分析预估、服务计划、服务实施、总结评估、专业反思五个方面，介绍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在社区戒毒中引入同伴教育的创新实践。案例展示了一个“建构生命意义”的介入历程：从优势视角和意义建构理论出发，运用小组社会工作方法培养同伴辅导员，促使戒毒康复人员通过“自我探索”“情感体验”“意义建构”三条路径，走向“自助、互助、社会”。

关键词： 同伴教育;意义建构;社区戒毒;同伴辅导员;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4）03-0073-06

同伴教育是一种特殊人群之间的互助类教育服务，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生殖健康、艾滋病预防、戒瘾工作、妇女能力建设、反对家庭暴力等许多社会服务领域。[1]自2005年起，在上海市委禁毒办的倡导下，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开始关注特殊经历教育，在社会工作者的组织和引导下，以小组活动的形式开展同伴教育。通过招募和培训一支同伴辅导员队伍，为戒毒人员提供心理支持和情感疏导，不断巩固戒断疗效。

本文旨在以“涅重生同伴辅导教育小组”为例，从分析预估、服务计划、服务实施、总结评估、专业反思五个方面，引介和探讨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在社区戒毒中引入同伴教育的实践创新及其具体经验。

一、分析预估

（一）需求分析

第一，实现价值的需求。一些经历了生理脱毒和心理康复的服务对象，渴望重构生命意义、恢复社会功能、实现个体价值。社会工作者了解到，对一些已成功戒毒康复的服务对象而言，与就业、福利等相比，他们更渴望能寻找到重构生命意义的途径、自我价值实现的平台、被社会接纳与认同的感受。希望能够在自我康复的同时，帮助更多同伴共同康复，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承担部分社会责任的正面形象，改变社会大众对药物滥用群体的看法。

第二，建立健康交往圈的需求。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复吸人员中有98%的人主要是受到毒友负面影响。因而，如何在规避吸毒同伴交叉感染风险的同时，又能发挥同伴的正向作用是预防复吸的关键。由此可以探索从亚文化的认同向主流文化导入的新方法，培养一支由成功戒毒人员组成的同伴辅导员队伍，帮助其他同伴建立戒毒信心和健康交往圈。

第三，再社会化的需求。在传统戒毒过程中，吸毒人员与社会环境之间往往是封闭、隔离的。这就导致吸毒人员的再社会化不足，缺乏回归与融入正常社会生活的能力。而这恰恰背离了戒毒康复追求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同步恢复的价值理念。因此，促使吸毒人员恢复社会功能、实现再社会化同样不容忽视。

第四，“榜样”示范的需求。“一朝吸毒，终身戒毒”的传统社会价值倾向，曾让许多吸毒成瘾人员看不到希望。这种绝望阻碍了他们戒毒康复，进而又进一步固化了其负面社会形象。因此，培养和宣传戒毒成功的正向典范，不断强化吸毒人员的戒毒信心，进而影响他们行为的改变，也是这一群体的客观需求。

第五，社会倡导的需求。个体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根据我们的调查，83%的人表示不愿意接纳吸毒人员。这表明，当前我国社会环境对吸毒成瘾人员的总体接纳度和包容度较低，很大程度上将阻碍吸毒人员顺利戒除毒瘾，以及寻求个体价值、建立健康交往圈、再社会化等一系列需求的实现。因而，社会工作者有必要思考：如何通过社会工作的知识、理念与方法，在帮助服务对象改变自身行为、不断成长的同时，进一步改善社会观念，倡导包容性社会环境。

（二）风险评估

第一，复吸或交叉感染的风险。应对措施：一是要严格入选标准，从日常个案工作中筛选符合要求的服务对象作为同伴辅导员的候选人;二是制定小组规范，明确参与组员所要履行的义务及行为规范。

第二，小组动力和组员凝聚力不足的风险。应对措施：一是将个体的一些困惑带入小组，引导其他组员共同探讨，达到互相支持的目的，并把这些因素设想为一个动力整体来运作;二是在小组生命周期，将活动分成两大块，既“常规活动”和“专题活动”，形成“结构式小组”和“非结构式小组”交叠运作，让组员有更多参与度作为中介，增进小组的凝聚力。

第三，忽略组员个人目标的制定。应对措施：一是让组员充分发挥自主性，制定小组个人目标;二是为每位组员制作一份个性化的成长记录册，保持对目标实现情况的定期检视。

第四，技能培训后，同伴辅导员的实际操作能力仍然不足。应对措施：一是要动员系统其他成员关注组员，并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二是积极搭建交流和助人的平台，对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后续跟进辅导。

（三）优势分析

第一，小组带领者来自群体内部，可以最大化发挥同伴的示范效应。小组策划及主带曾有过10年药物滥用史，后来成了一名禁毒社会工作者。从昨日的受助者到今日的助人者，其担当了正面行为的典范，相同的经历更便于与服务对象沟通。因看到社会工作者的改变，不少服务对象也希望通过助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时更好地保持操守。

第二，共同的小组目标与愿景，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在小组筹划期，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共同设定了小组目标与愿景：希望通过小组生命历程，寻找重构生命意义、体现价值的途径，达到保持操守的目的;成为一名同伴辅导员，在自我康复的同时帮助同伴一起康复;通过团体自身的努力，改变社会对药物滥用群体的看法。

二、服务计划

（一）小组理念

第一，制定小组理念：“自助、互助、助社会”。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秉承“助人自助”的理念，注重培养同伴辅导员自我成长、保持操守的能力，实现“自助”;以榜样的力量帮助更多有相同经历的同伴戒毒康复，形成“互助”;给予多方位的持续支持，让同伴辅导员融入社会、回报社会的愿望成为可能，最终达成“助社会”的目标。

第二，选择小组视角：优势视角。把小组工作的重点放在强调服务对象的良好品质和积极行为上，不过分关注服务对象的问题和弱点。相信吸毒人员群体自身存在改变的能力和资源，而这种改变不仅局限于其自身，还可以用于帮助他人、服务社会。

第三，小组理念的理论依据：意义建构理论。维克多・E・弗兰克尔指出，发现生命意义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创造和工作，使人的价值在对社会的贡献中体现出来，使人的创造性价值得以实现;二是通过体验真、善、美，感受爱与被爱;三是通过对不可避免的苦难所采取的态度，实现对其意义世界的建构作用，实现最深意义与最高价值――态度的价值。[2]费梅苹进一步提出了建构意义的三个途径：一是开展就业辅导服务和各类公益助人活动，体现个人的社会贡献，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二是开展各类体验活动，感受真、善、美，感受爱，体验价值;三是修正认知和态度，以实现最深和最高意义的态度价值。[3]根据小组“建构生命意义”这一核心目标，设计了“三步走”的介入路径（参见图1）。

路径1：自我探索。引导组员开展对生命意义的探讨，接受生命过程的苦难，发现自身的潜能和资源。通过“常规活动”（结构式小组活动、座谈会、与小组平行的个案辅导等）进行自我探索，接受以往的经历，能力建设、价值培植，获得心灵的成长。

路径2：情感体验。通过专题活动，体验真、善、美，感知爱与被爱的情感。通过“专题活动”（沙龙活动、主题报告会等）组织感恩、新生日、特殊节日、应对突发事件等各类活动，让同伴体验真、善、美的情感，发现人性中的美，感受爱与被爱。

路径3：意义建构。通过榜样示范，预防“行为复发”，通过关爱同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让组员获得心理奖赏;强化“自助、互助、助社会”的同伴教育理念，帮助组员实现最深和最高意义的态度价值。通过“公益活动”（助残、为老服务、禁毒宣传、关爱、服务同伴、家庭探访、社区倡导、协助社工等）搭建公益服务的平台，展现同伴康复后的自信与爱心，实现自身的价值，从而重构生命的意义。

（二）小组目标

第一，总体目标：提升组员的社会意识与责任，通过赋权、社会行动进行生命意义重构;传递同伴教育理念，培养同伴辅导员;用组员自身的改变，提升社会对吸毒群体的接纳度。

第二，阶段性目标：一是自我探索。使组员能客观地看待自身的经历，减少负性情绪出现频率，发现自己的潜能和资源（两个以上）。二是能力建设。提升组员自我效能感和综合能力，掌握同伴辅导技能（一种以上）。三是意义建构。注重组员价值观的培植，强化组员的助人动机，每个组员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帮助一名以上的同伴;四是价值体现。带领小组成员参加3～4次公益活动，用积极参与公益的正面形象改善康复环境。

（三）小组内容和性质

服务开展时间为2011年2月至2011年12月，主要采取成员自愿、封闭性小组的形式，由两名社会工作者全程参与。服务对象主要选取戒毒康复三年以上、正在寻找实现自身价值与意义重构途径的戒毒康复人员。

（四）小组流程

在前期分析预估的基础上，将小组流程设置为8节。各分主题、目标与小组工作的总主题、总目标之间注意保持契合度，彼此之间的衔接具有逻辑性和渐进性。

三、服务实施

（一）小组活动

第一，准备阶段。招募条件：康复三年以上、有助人意愿、支持系统较完善、有一定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的戒毒康复人员。招募程序：告知相关服务对象、自愿报名、组员见面会（发“告知书”，阐明小组目的和目标;澄清小组成员和社会工作者的期望;帮助组员熟悉小组程序及机构的意向等）。

第二，开展阶段。这一阶段，服务对象开始尝试熟悉小组环境和了解其他成员，但对彼此缺少信任。社会工作者的实务操作是：精心选择、布置活动场景，采用柔和的音乐、亲切的语气和态度营造温馨、安全的小组氛围;运用破冰游戏、自我暴露、肢体语言，消除组员的陌生感;鼓励和促进服务对象探索小组的物质和心理环境，表达对小组和他人的期望;通过共同制定“我们的约定”，激发组员归属感。随着小组的发展，组员开始在小组中介定关系和出现地位等级，社会工作者及时帮助组员探索如何确立有利于小组开展的关系。做到关注每一个服务对象，特别是在分享时间的安排上，照顾组员的感受和需求。运用打断、引导、聚焦等技巧引导组员思考：为什么来到小组及如何建立相互的关系。在此阶段，同伴教育理念的植入和情绪管理等内容帮助小组成员达成了自我探索的小组目标。

当组员关系接近亲密时，组员相互沟通，承认小组的经历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投入感增强，并开始注重小组的目标。社会工作者通过小组阅读、同伴示范、小组练习、同伴分享等环节，鼓励组员相互回应。根据小组目标和组员需求，充分运用典范力量，努力营造组员间的共鸣、支持和信任的氛围，更多地担当资源提供者的角色。让组员了解有关助人的价值意义，学习沟通技巧等，提升组员的自我效能感。减少组员负面情绪出现频率，发现自己的潜能和资源，完成小组阶段的目标。第四节活动，在角色扮演“假如我是辅导员”时，组员的投入度很大，活动时间超过了计划的设定。社会工作者及时修正原先计划，因为这个时期小组凝聚力产生，组员的合作成为可能时，可根据组员意愿调整活动程序，让他们能更多地承担小组任务。社会工作者在这一阶段进行辅导技能培训时，不仅让组员掌握了方法，也修正了行为和思维模式，引发了对重构生命意义途径的思考。社会工作者还从小组形成、维持、发展、小组内在动力、小组冲突、带领方式对组员的影响及组员行为变化等方面加以关注和协调，并把这些因素设想为一个动力整体来运作。

社会工作者通过邀请优秀同伴做示范，及帮助组员在小组过程中建立使命感和价值观，完美地解决了交叉感染和互相支持的矛盾，组员没有因为交往而复吸。有的组员还复制社会工作者的一些方法，在组员间传递支持和关心。此时的组员已开始将小组的使命和任务目标视为己任，通过培训组员掌握了一种以上的辅导技能，并尝试辅导同伴，组员间相互支持的效应不断扩大。

第三，结束阶段。面对小组分离期组员出现的焦虑和不舍情绪，社会工作者在这阶段，一方面对组员进行情绪安抚，同时也袒露自己的心情作为回应。另一方面，强调评估的重要性，与组员共同讨论有关提供小组结束后的支持措施，让组员准备一封写给小组的信等。社会工作者还用心为每一位组员设计制作了一份“组员成长手册”，表达关爱之情。最后一次活动，通过PPT演示《点亮生命、放飞希望》，引导组员进行回顾，社会工作者对组员所做的努力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未完成的事项作检视，重申了小组意义。通过“我在小组中获得的成长”“写给小组的一封信”“放飞希望”“我的祝福”的游戏、朗读诗歌“请允许我说谢谢”、相拥围圈歌唱等，社会工作者带领组员尽情表达了对小组终结的个人感受。小组还邀请有关专家和领导对组员进行了考核与评估，经考核，全体组员获得了“同伴辅导员”的称号，同时也踏上了康复路程中一个崭新的台阶――从过去的受助者，成为一名助人者。

（二）支持性活动 支持性活动是伴随着小组活动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为小组活动起到辅助和增促其实施效果的作用。具体而言，有同伴辅导技能培训、专题活动、助人活动。

第一，同伴辅导技能培训活动。辅导技能培训是贯穿整个小组运作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小组要达成的最终目标之一。小组共进行了七次同伴技能培训，达到了预计的目标，为组员的同伴教育实践，提供了理论、理念、方法及具体操作的指导与支持。

第二，专题活动。设置特色专题活动，是达成小组目标的第二途径，也是小组的一大特色。活动主题应组员的实际需求而设置，每次活动社会工作者与组员共同策划、筹备、自筹经费，邀请家属、社工、老师等人员参加。小组生命过程穿插举办了“今天我一岁了”“相约新生路”等庆生类活动，“谢谢你的爱”“特殊的教师节”“康乃馨的芬芳――献给母亲的歌”等感恩类活动，“有多少生命可以重来”“用奉献诠释生命中的真爱”等康复困境主题探讨。温馨精彩的专题活动把大家聚集在了一起，提升了小组的凝聚力，又作用于小组动力的形成。组员在“专题活动”中，通过真、善、美的情感体验，走向了建构意义的又一途径。

第三，助人活动。在小组活动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还为服务对象搭建了助人的平台，通过“同伴信箱”“星火计划”“同伴之音”“同伴之窗”“同伴演讲”等多种形式的“同伴教育”活动，让组员将所学的辅导技能用以帮助其他的同伴，以实现组员个体的价值。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成长，引发了组员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及自我改变可行性的探索。至此，社会工作者带领组员踏上了建构意义的第三条途径：通过助社会，实现价值。

四、总结评估

（一）评估方法

第一，需求评估。通过访谈、问卷、量表、文献检索等方法，收集并对所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针对组员需求提出解决策略及制定小组计划。其中访谈72人次，发放需求调查问卷12份，基线调查前、后测表24份，自我效能感评估表24份，自信度量表24份。

第二，过程评估。一是由组员和工作人员对每节活动进行评估;二是由观察员进行过程的跟进和评估;三是社会工作者日志的评估;四是影像、图片资料的评估等。

第三，成效评估。一是对小组的相关数据进行量化评估;二是组员需求满足度的评估;三是小组目标完成度的评估;四是小组方案实施程序、时效的评估等。

第四，评估工具。包括调查问卷、测量表、评估报告等。

（二）评估结果

第一，各类同伴教育活动的成果较为丰富，组员参与活跃（参见表1）。

第二，同伴辅导技能培训的效果较好，完成度高达90%（参见表2）。

第三，组员戒毒康复的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经过小组干预，组员做到了正确面对自己的过去， 100%的组员保持了操守。组员小燕、小白、小明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小付、小康与家庭关系改善了，小陶、阿发找到了工作，阿花等组员作为同伴示范员，进入所内做示范;全体组员成了禁毒志愿者，晓荷被评为“上海市优秀禁毒志愿者”，小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小付还成了区青少年形象大使。组员心理状态趋向积极乐观，在小组搭建的框架下，提升了自我评价。

第四，形成了从亚文化认同向主流文化导入的小组干预模式。药物滥用群体中亚文化的存在，使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产生了无形的心理隔阂，部分服务对象拒绝接受服务，阻碍康复。通过小组动力及成功榜样示范作用，以亚文化的认同为介入点，逐渐将戒毒群体向主流文化引导，协助其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形式及交友圈，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还能引导组员将可能造成的交叉感染问题变成了相互支持、彼此督促的资源。

第五，服务与需求的契合程度较高，较好地实现了“重构生命意义”的核心目标。通过满意度问卷调查，有82%的组员表示，小组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十分符合他们的需求，另18%的组员表示，大部分符合他们的需求，尤其是平等、尊重的氛围，让他们重获了久违的温暖，觉得找到了一个新的“家”。全体组员认为，小组设计非常好，帮助他们在助人活动中获得快乐和更好地保持操守，感知了生命的意义。

第六，专家督导结合上述各类评估结果，统计小组过程所采用的问卷数据，与组员、社会工作者面谈相结合采集信息，作为对小组的评估参考。尔后对此次同伴教育活动给予很高评价。

第七，社会工作者自我评估得分较高，专业性基本得到体现。让社会工作者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打分。从评分结果来看，活动的节奏掌握有待提高，引导技巧方面尚可，小组的互动较好。社会工作者的语言表达力较强，每节活动都能保持饱满的情绪，体现了对小组工作的热爱与对组员的尊重。若干分值呈上升状态，说明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得到了提升。

五、专业反思

（一）专业亮点

在社区戒毒中引入同伴教育实践，不仅是本土戒毒领域的一次经验书写，也是对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一场有益反思。综观这场创新实践，有四个专业亮点。

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依据意义建构理论，设计了系统的小组工作介入路径，循序渐进地迈向“意义建构”的最终目标。

第二，解构了传统戒毒观念中对“毒友圈”的单一定义，在防止药物滥用人员交叉感染的负面效应产生的同时，激发了同伴之间相互支持、彼此督促的动力和正向功能。

第三，重新定位了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在同伴教育全程中，社工仍然承担着组织策划、资源整合、情感支持等重要职责。但是，在小组活动中，社工不再是主导者，而是退而居之，引导同伴辅导员发挥其身份认同优势，强化小组动力和团队的凝聚力，充分激励对象群体以实现自助和互助。

第四，支持性活动的设置。同伴教育项目在以小组活动为主的同时，辅以各类支持性活动，如辅导技能培训、专题活动、助人活动等，显著地增进了小组活动的效果，让成员在从小组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个体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有机融合。

（二）局限与不足

当然也必须看到，受制于宏观社会结构、行政体制及专业水平等约束，这场实践也显示出许多局限和不足，以及一些值得探讨和思考的地方。

第一，个体关注不足。在小组全过程中，较多关注小组动力及通过小组力量实现个人改变，忽视个体的差异性，对成员的个人目标和需求的关注不足。

第二，系统性不足。由于同伴教育项目还处于探索阶段，在小组设计和实务技术层面，如活动内容与目标的契合、各节活动之间的串联与衔接、小组流程的合理性、组员心理的引导与把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三，专业能力不足。目前很多一线戒毒社工的专业背景不足，倾向于运用个人阅历和经验进行帮教，运用社会工作理论、技巧的意识不强;带领技巧不足，在处理和回应组员情绪波动以及合理掌控时间、进程等方面缺乏经验;在科学使用量表及数据分析评估方面也存在不足。

第四，核心理念及其适用性问题。“意义建构”作为社区戒毒同伴教育的核心目标，其实操路径在哪些环节和方面还可以加以改良？挖掘和提炼本土文化传统并付诸于建构生命意义之目标和进程，是否可能、如何可能？“意义建构”之理念与方法，是否可以应用和扩展至社会工作的其他领域？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还有待学术界的深入思考和实务界的不懈探索。

参考文献

[1]叶雄，张艳.同伴教育在社区戒毒康复中的应用[J].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9（3）：235―238.

[2]维克多・E・弗兰克尔.追寻生命的意义[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费梅苹.意义建构：戒毒社会工作服务的实践研究――以上海社区戒毒康复服务中的同伴教育为例[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24―29.

（文字编辑：邹红 责任校对：王香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