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概念的谱系

摘 要：“诗性”概念的知识谱系主要源于西方，“诗性”、“诗性智慧”、“原始思维”、“互渗律”和“自我指涉”都为这一概念提供了理论资源，其中以自我指涉最值得注意。由于学者们各取所需，或在其间游移，“诗性”正在蜕变成一个空洞的大词。

关键词：诗性；诗性智慧；自我指涉；原始思维；互渗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性”一词在文学研究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尽管它在构词法上带有明显的欧化痕迹（无论是名词poeticity或形容词poetic），知识谱系也主要源于西方，却已经成为一个地道的汉语概念，为汉语学术界所喜爱。“诗性”、“诗性智慧”、“原始思维”、“互渗律”和“自我指涉”都为这一概念提供了理论资源，学者们往往各取所需，或者在其间游移不定。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其含义甚至会严重扭曲，遮蔽古代汉语文本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整理“诗性”概念的知识谱系，并对其用法进行反思。

一、诗的特性

诗性即诗的特性，这种说法虽有同义反复之嫌，但从字面上看是顺理成章的。由于诗歌的定义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诗的特性难以界定，诗与非诗之间的界限也不够清晰。而按照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看法，诗歌等体裁（文类）的划分其实是一种期待视野，是学者对诗歌文体的某种建构，而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先看辞典中的“诗歌”条目：

诗是这样的文学作品：它简练地表达出富有想象力的体验，运用精心挑选、构筑起来的语言，通过意义、声音和节奏引起特殊的情感反应。大体而言，诗在大多数文化当中都被认为是文学表达的最高形式，它起源于早期社会中的巫术符咒、仪式上的咒语和极富节奏感和高度形式化的讲述。{1}

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它借助于具有节奏感和音乐美的语言，构造具有诗美的意象，表现诗人强烈而凝练的情致。{2}

专业辞典一般都会指出诗歌的情感性、想象性、讲究节奏韵律等特点，而文学理论教材则更多地强调诗歌的形式特征。比如“语词凝练、结构跳跃、富有节奏和韵律”③，“运用比兴、象征、拟人、隐喻、反复、重叠等表现手法，更集中概括地表现诗人情思，语言生动、凝练，富于节奏和韵律”，“呈现出跳跃性结构”，“语言特别凝练，更讲究陌生化，具有节奏和韵律，富于音乐性”，“有特殊的诗法”。{1}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认为，格律和隐喻是诗歌的基本组织原则，要给诗歌下定义就必须包含这两个因素。韦勒克则从“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四个术语入手来研究诗歌的结构。这些解释勾勒出了诗歌的主要特征，代表了关于诗歌的通行看法。诸如此类的诗歌概念，是“诗性”概念的重要参照物。考德威尔将诗歌的特征概括为七个方面，即“诗是有节律的，不能翻译的，非理性的，非象征的，具体的，并有浓缩审美情感的特征”，以及诗由词语组成，而“词语引起的不仅是观念，它还有激发感情的‘光焰’”。他认为“这些特点足以使诗脱离文学的整体而独立”。{2}这一概括吸收了西方古典文论的观点，也受到新批评的影响，是对现代派文学实践的一个总结。

考虑到中西诗歌在文本形式和审美观念方面的巨大差异，定义将更为困难。诗歌（乃至文学）在西方和中国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处于完全不同的论域，关于这一点，余虹已经作了较为详细的辨析。③如果按照英语诗歌（poetry）的标准来衡量汉语诗歌（诗），或者按照汉语诗歌的标准来衡量英语诗歌，恐怕得出的结论都会令人瞠目。如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那么，是否也有两种不同的诗性呢？

既然没有统一的“诗歌”定义，那么，关注“诗歌”一词的用法也许就够了：就语言形式而言，诗歌与散文相对；就想象性而言，诗歌与历史相对；就形象性而言，诗歌与哲学相对；就情感性而言，诗歌与科学相对。因此，诗性意味着某种与历史性、思辨性、科学性、逻辑性相对立的特征。情感性、想象性、节奏感，这三者的结合大体就可以造就一首“合格”的诗。而“诗性”一词的通常用法，也基本上以这三点为核心。

在汉语学术界，这个概念被频繁使用，跟“意境”、“境界”、“空间”也有一定的关系，它隐含着一层意思：诗性意味着一个超出了具体可感的物质世界的“空间”，一个微妙、丰富的情感世界，乃至指向一个超凡脱俗的“超验”世界。考虑到超验世界在传统中的模糊和缺乏，“诗性”的暗示作用就更为重要了。

由于诗歌是一个多面体，而“情感”、“想象”、“节奏”三者并非在同一层面上界定诗歌，所以，如果将诗性等同于诗歌的特性，“诗性”的内涵和外延都难以确定，在涉及具体问题的时候，甚至无法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或者清晰描述内在的分歧，从而无法真正推动讨论的深入。

二、诗性语言

如果无法从诗歌自动推导出“诗性”的定义，不妨换一个角度，将焦点对准“诗的语言”或“诗性语言”，看看西方文论关于诗性语言（诗歌语言）及文学语言（“诗”常常是文学的代名词）的论述。

关于诗性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差异，以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论述最为著名。比如，穆卡洛夫斯基认为，诗的语言在功能上最大限度地“突出”自身，而突出是“自动化”的反面。虽然“突出”在标准语言尤其是在政论文章中十分普遍，但“在诗的语言中，突出到达了极强限度：它的使用本身就是目的，而把本来是文字表达的目标的交流挤到了背景上去。它不是用来为交流服务的，而是用来突出表达行为、语言行为本身”{4}。巴赫金认为“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语言在这里不仅仅是交际手段和描写表达手段，它还是描写的对象”，作家应该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克服幼稚的语言和教条的语言，克服狭隘的单语体性和盲目的多语体性，也就是无风格性”。{5}而所谓无风格的语言，不仅是指工具性的语言，还包括那些程式化的文学语言。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日常语言）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形象和象征，而在于“其结构的感觉特点”。诗歌是一套程序（device，手法），其目的不是为了认识现实，而是要创造一种幻象，扰乱那些习惯性的、不假思索的感知方式，因此“诗就是受阻的、变形的言语。诗歌言语是建构言语，而散文是普通言语：节约的、灵活的、合理的”{1}。诗歌通过发音、词汇、结构等方面的特殊的技巧使对象“陌生化”，故意以复杂的形式来增加感知的难度，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自身。他提出了形式主义批评的一个核心预设，即“文学文本不是世界的反映，而是符号的组织。文本的有效性取决于它能否突显或者揭示出自身的建构手段（也就是让它的建构性特征引人注目），通过陌生化策略使现实变得陌生”{2}。诗歌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幻象，陌生化（突出、反常化）程序是诗性语言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瑞恰慈将语言的用法分为两种，一是以指称为核心的科学用法，一是以态度为核心的情感用法。③他所说的情感语言，就是诗性语言或文学性的语言。韦勒克认为，要给文学下定义，就必须弄清文学中语言的特殊用法，弄清文学语言、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的主要区别。文学语言具有歧义性和暗示性，强调对文字符号本身的注意，强调语词的声音象征，强调情感态度的表达，而科学语言趋向于使用类似数学符号的标志系统，要求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一一吻合，并且特别指出：

在某几国高度发展的文学中，特别是在某些时代中，诗人只须采用业已形成的诗歌语言体制就可以了，也可以说，那是已经诗化的语言。然而，每一种艺术作品都必须给予原有材料（包拾上述的语源）以某种秩序、组织或统一性。{4}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汉语诗歌中的情形，在《诗经》、楚辞、汉赋、骈文、格律诗及其相关原则的影响下，汉语不仅在诗歌中是“诗化的语言”，而且在其他各种文本中都称得上是“诗化的语言”。

保罗·利科从一词多义现象出发，指出科学语言是一种系统地寻求消除歧义性的言论策略，是人工形式化的语言，具有一套消除歧义的矫正程序，它倾向于排斥活生生的经验交流。而诗歌语言正好相反，它推崇歧义，同时构建多种意义系统，具有一套保留和创造歧义的程序。诗歌通过增进符号的可感知性，加深符号和对象的根本分离。在诗歌中，词语的组合比词语的选择更为重要，隐喻使诗歌成为一种瞬间的言论创造物，而象征则使诗歌成为一个连续、持久的隐喻。利科还阐述了诗歌语言策略的意义：诗歌展示了一个我们能居住于其中的可能的世界，诗歌的真理表明了我们“在存在中存在的态度”而非可证实的陈述。因此，我们同时需要两种语言，以便在精确地描述世界的同时能对世界保持敏感。{5}

在中国文论中，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关于“蓄隐”的论说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正是由于“文外之重旨”和“复意”的存在，文学文本才能“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从而成功的传达出审美经验。

伽达默尔也注意到了诗歌语言的自律性——诗歌语词见证它自身，而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来证实，他认为诗歌和真理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而用诗歌来谈说、揭示真理，就是要求诗歌语词拒斥“外在的证实”，从而帮助我们接近世界。{6}神学家奥特的看法与利科和伽达默尔的论述极为相似：

诗歌表达的东西比每种单一的、即或感触甚深的解释更多。每种解释，每种沉思都是个别人作为人的领会。与此相反，作为象征的诗本身表达的是与许多人、也许无限多的人相关的真实。{1}

这就是说，多义性或者说复义是诗歌的重要特性，它能把人引向真理。正如雅各布逊所说，“含混性（ambiguity）是一切自向性话语所内在固有的不可排除的特性，简而言之，它是诗歌自然的和本质的特点”{2}。复义的产生，与自我指涉有直接的关系。正因为自我指涉，所以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很难确定，甚至根本无法确定，在阅读和解释之中就出现了复义或曰多义现象。但有人对二者的区分持怀疑态度，比如高友工、梅祖麟就否认诗性语言与普通语言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③考虑到他们的专业背景，这种观点并不奇怪。

这些解说对于诗歌的形式特征的强调，大都与形式主义的文学观念有关。文学性和诗性，在形式主义者那里是一对近义词。为了与传统的文学观念对抗，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对于诗歌倾注了很大的热情，着力从语言形式上将诗歌（文学）与其他话语区分开来。其语言观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而诺瓦利斯的纯艺术观念则与康德的“纯粹美”概念有关。

对于古代汉语文本来说，诗歌语言与标准语言之间的区分可能更为困难，因为很难找到以“标准语言”写成的文本。更富有意味的是，日常语言在汉语文本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反倒是诗性语言成为了一种程式化的语言。因此，当我们使用“诗性语言”或“诗性”之类的概念来分析和评判汉语文本的时候，就很容易置身于一个错位的情境之中而不自知。

三、自我指涉

在形式主义的语言观中，还有一个未能得到充分表述和界定的概念，就是“自我指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都不太关注言语（文本）所谈论的现实，而将目光投向其谈论方式，认为“文学是一种指涉自我的语言（self-referential language），即一种谈论自身的语言”{4}。马里奥·瓦尔代斯也提到，“对话语的描述性分析说明，外部指涉对象在诗歌语言中被淘汰，诗歌语言实质上是自我指涉的”{5}。

所谓“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又译“自我参照”、“自我指称”、“自我相关”、“自我涉及”，简称“自指”。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指涉现象并不少见。比如，“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这个类似于语言游戏的故事，以及“不许说话”（一个人为了保持特定时空的安静而不得不一再制止别人说话）、“禁止张贴”（张贴在墙壁上的标语）之类的语句。

在计算理论中，自我指涉与递归定理有关，一般译为“自引用”，指的是一个程序运行之后所输出的数据就是它自己，如同普通语言中的句子“打印这个语句”，它既是指令又是执行指令所得到的结果。{6}自我指涉与人工智能以及数理哲学中的集合论、递归论等领域都有紧密的联系。

在逻辑学中，自我指涉“是指一个总体的元素、分子或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又指称这个总体本身，或者要通过这个总体来定义或说明，这里所说的总体可以是一个语句、集合或类”{7}。它与悖论的关系很密切，如说谎者悖论。许多学者将自我指涉视为导致悖论的原因，主张以禁止自我指涉的方式来消除悖论。也有人认为自指现象不可能消除，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自我指涉的怪圈。维特根斯坦等实证主义者将形而上学命题一律视为同义反复：“逻辑的命题是重言式。因此逻辑的命题就什么也没有说。”{1}因此，大多数传统的哲学命题（比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对范畴和时空形式的证明等{2}）都是自我指涉的命题，无法通过逻辑和经验来证实，因此是无意义的。

在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著作中，自我指涉是一个关键词，其含义要稍微宽泛一些。卢曼借助“自我指涉”或“自体再生”来描述社会系统的封闭性：

系统依靠一些通过系统而相互关联的要素生产出另外一些通过系统而相互关联的要素。自我指涉系统是作为一个要素生产的封闭网络而存在的。这一网络不断地生产一些要素，而后者又被用来继续生产另外一些要素。由此，该网络便把自身作为一个网络再生产出来。③

如果自我指涉是系统的基本特征，系统就只能通过封闭的、自我指涉的结构和过程来回应环境的变化，而不能直接与环境中的各种影响因素产生一一对应的关系。卢曼还将自我指涉分为三种类型：自反性（reflexivity）、反省（reflection）、基本自我指涉，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自我指涉结构已经居于统治地位。但美国学者拉什认为韦伯的“自我立法”比起“自我指涉”更能概括现代主义的准则。{4}

自我指涉概念在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也有广泛的运用。在心理学领域，记忆的自我指涉（自我参照）效应广受关注，它指的是当一个人接触到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时，印象最为深刻。{5}美国学者波齐认为，近代国家是一个功能高度分化的体系，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力的高度制度化，即非个人化、形式化。但是，“不管是作为整体还是国家的某个机构，国家均容易陷入一种只考虑自己专门事务的倾向，每一个机构均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更宏观的社会现实，因而表现为自我指涉的特点”，“这样一种具有自我指涉性机制的作用结果是推动了该机制大量生产自己的产品”。{6}比如公司生产部门生产过多的产品，立法机构制定过多的法律，政府机构和人员过度膨胀，大学培养过多的博士，等等。

在文学领域，自我指涉除了用来描述诗歌的特征之外，也可以描述一部分小说以及其他文学作品，尤其是“新小说”或“元小说”。在雅各布逊等人看来，诗性在一切文本中都存在，诗歌只是诗最活跃并压倒其他功能的一种言语模式。托多洛夫则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自反性的，“每一部作品，每一部小说，都是通过它编造的事件来叙述自己的创造过程，自己的历史……作品的意义在于它讲述自身，在于它谈论自身的存在”{7}。关于自反性（self-reflexive），《牛津文学术语词典》有一个解释：

该概念适用于描述那些公开揭示自身人工雕琢过程的文学作品。在现代小说中往往能够发现此类自我指涉的特性，这些作品一再提及自身的虚构性特征（见“元小说”条目）。在此类作品——以及早期的同类作品如斯泰恩的《商第传》（1959-1767）——中，叙述者有时被称作“自觉的叙述者”。自反性在诗歌中也屡有发现。{8}

正像自我指涉在哲学中带来了种种理论上的困惑一样，艺术中的自我指涉（元小说、先锋诗歌、行为艺术，等等）也带来了阅读、批评和理论上的困难。关于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的自指性，罗曼·雅各布逊的表述更为明确，他将语言的基本功能概括为六种，即指称、交际、诗性（poetic）、表情（emotive）、意动和元语言功能，认为“诗歌功能对指示功能的优先地位不是消灭指示作用，而是使指示作用变成了含混的作用……运用连续结构的对应原则造成反复是诗歌的显著特点”{1}。

诗性语言把对应原则从选择轴心反射到组合轴心，使语言的结构特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是音节、重音、长短音、词序、句法停顿等方面的对应关系，突出了符号、形式和结构，突出了语言的能指，甚至使得能指本身变成了所指。美国批评家布鲁克斯宣称，诗歌的语言是一种诡论（paradox）语言，科学的语言必须清除诡论的痕迹，而“诗人要表达到真理只能用诡论语言”{2}。就这样，哲学家们所要尽力消除的悖论和自指现象，在文学批评家们看来却恰好是诗歌语言所必不可少的建构规则。自我指涉与诗性的内在关联，还可以在斯拉文斯基的概括中看出来：

语言的其他功能使话语归向外部世界；诗歌功能则是要建立一个有内部理据的话语“世界”。……诗歌功能要把陈述本身变成对象，要限制陈述作为感情、概念和指令载体的作用，要突出其作为一个新“物”的自我价值。③

在汉语当中，由于缺少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文本、科学文本和法律文本，自我指涉的广泛存在并未带来心智上的困惑。而自指现象在文学文本（尤其是非叙事性的文本）中不仅不会造成理解和交流上的障碍，反而常常有助于文学性的增强，所以，汉语文本的自指结构至今未受关注。

四、诗性智慧

除了“诗歌”这个亲缘关系最近的概念之外，汉语学术界所使用的诗性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维柯的“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在《新科学》中，维柯用了约一半的篇幅来讨论诗性智慧，将“诗性智慧”锻造成了一个关键词，他所提到的“诗性的玄学”、“诗性逻辑”、“诗性的伦理”、“诗性的经济”、“诗性的政治”、“诗性历史”、“诗性的物理”、“诗性的宇宙”、“诗性天文”、“诗性时历”、“诗性地理”等概念，涵盖了诸多我们通常以为本不具备诗性的领域。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证明各民族的发展有着某种共同的起源：

诗的真正的起源……要在诗性智慧的萌芽中去寻找。这种诗性智慧，即神学诗人们的认识，对于诸异教民族来说，无疑就是世界中最初的智慧。{4}

我们发现各种语言和文字的起源都有一个原则：原始的诸异教民族，由于一种已经证实过的本性上的必然，都是些用诗性文字（poetic characters）来说话的诗人。{5}

维柯认为诗性语言早于散文语言，最早的民族都是诗人。诗是人内在的情感、精神世界与现实的物质世界之间的一个桥梁，“诗的最崇高的工作就是赋予感觉和于本无感觉的事物”{6}，通过这样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工作，人类将陌生的、异己的外部世界建构成了可以信任和栖居的家园。当然，人类不仅仅是通过诗歌建构出了一个想象的世界，而且还逐渐建构了一个逻辑的世界。诗与哲学、历史等话语的差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得到过精辟的阐述，但维柯的论述还是令人豁然开朗：

人们起初只感触而不感觉，接着用一种迷惑而激动的精神去感觉，最后才以一颗清醒的心灵去反思……诗性语句是凭和恩爱的感触来造成的，至于哲学的语句却不同，是凭思索和推理来造成的。哲学的语句愈升向共相，就愈接近真理，而诗性语句却愈掌握住殊相（个别具体事物），就愈确凿可凭。{1}

诗始终与情感、感觉、想象、形象相伴，而哲学则与推理和抽象思维相伴，这早已是西方思想中的常识。维柯并没有赋予“诗”或“诗性”等概念以新的含义，其贡献仅在于用此概念对人类文化作了一次宏观的描述，从而阐发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的观点已经为我们所熟知，此处不再详述。

维柯借“诗性智慧”一说来为原始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制度辩护，指出“现代”文明的根源其实是原始文化，但他并不认为诗性智慧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智慧。反观中国文化和汉语文本，在文明程度长期领先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显著的诗性特征，这难免令人惊讶。尽管只有西方世界发展出了思辨理性和现代科学，但中国人对此常常难以释怀，西方文化仍然是汉语思想所难以消化的他者（无论是在情感还是在理智上），维柯之所以受到中国学术界关注，当与此类情结有关。

五、原始思维与互渗律

“诗性”一词与维柯的诗性智慧有关，而诗性智慧又主要是指野蛮民族或原始社会的智慧，则我们不能回避布留尔和斯特劳斯关于原始思维的论述。

布留尔从现代人所习惯的逻辑思维出发，将原始思维称为“原逻辑思维”，认为它是受“互渗律”支配的：

它不是反逻辑的，也不是非逻辑的。我说它是原逻辑的，只想说它不象我们的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它首先是和主要是服从于“互渗律”。具有这种趋向的思维并不怎么害怕矛盾（这一点使它在我们的眼里成为完全荒谬的东西），但它也不尽力去避免矛盾。它往往是以完全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矛盾的，这一情况使我们很难于探索这种思维的过程。{2}

逻辑思维和原始思维的分界线，就在于二者对于矛盾的态度。在布留尔看来，互渗律是原始思维的最重要的原则。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不是源自智力活动，它带有情感性，并且变动不居。原始人常常将肖像与原型混同，并且相信“可以通过对肖像的影响来影响原型”③，他们还会把任何偶然出现的事物当作后来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原始意识往往根本不考虑现象之间的客观联系，而特别关注现象之间神秘的、不依赖经验的联系。原逻辑思维的神秘性在后来的逻辑思维中仍然留有痕迹，但抽象概念只有不停地扩展，才不至于凝结为僵化、自足的体系，不至于使智力活动蜕变为捕风捉影、空洞无物的议论。布留尔认为“中国的科学就是这种发展停滞的一个怵目惊心的例子”{4}。

维柯指出了人与物的交融，布留尔则以互渗律来概括表象之间的交融。布留尔还认为，逻辑思维必然要“随概念的明确性和限定性一起增长，而这种明确性和限定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则是集体表象的神秘的前关联的减弱”{5}。逻辑思维在一些文化中之所以不能充分发展，原因就在于这种受互渗律支配的表象联结方式，或者说诗性思维。

原始思维是否对世界充满好奇？布留尔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始民族常常显得过于老成、自负，急于对世界进行解释，而不太考虑它的“世界观”能否经得起事实、经验的检验。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变，随着社会活动领域的不断分化，原始思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也许只有在艺术活动中才保存着一席之地。

与布留尔不同，列维-斯特劳斯反对将巫术看作“犹犹豫豫摸索着的科学”，因为原始思维有着自身的完整性、连贯性和系统性。原始思维（神话思维）所建立的诸种结构，为科学的进步创造了条件，它“不只是被禁闭于事件和经验之中，不断地把这些事件和经验加以排列和重新排列，力图为它们找到一种意义”{1}，而且将人从无意义、无秩序的偶然世界中解放出来。卡西尔也认为神话思维“决不缺少原因和结果的普遍性范畴”，而“整理混沌的感觉印象、即按照相似性选出确定的类别并形成特定的系列，这对于逻辑思维和神话思维来说是共同的”{2}，但他同时指出，神话思维“全然不了解对于经验科学的思想似乎是绝对必然的某些区别”，比如事实和感觉、愿望和实现、影像和物体、整体和部分、空间和时间、属性和实体，等等，从而在因果概念和客体概念等方面与逻辑思维截然不同。

六、“诗性”概念的蜕化

这个谱系还可以追溯得更远，比如“文学性”和“审美”就是另外两个与之关系密切的概念，鉴于前者与“诗性语言”有理论上的亲缘关系，后者则意义显豁，此处不赘。有论者认为，“诗性”概念的流行与海德格尔著作的译介有关，多数学者是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层面上谈论“诗性”，混淆了海德格尔与维柯的背景。③这是一种很有见地的看法，但似乎高估了这一概念的某些使用者。总体来说，“诗性”概念有一个复杂的谱系，难以从中选取一个概念来最终规范、界定“诗性”，也难以将其融合。{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概念越难界定，越是缺少约束力，便越容易流行——这种情形曾经在人文学科中一再发生，“后现代”、“人文精神”、“文学性”、“现代性”，等等，都是概念蜕化的典型案例。

西方思想对于诗性、诗性语言、诗性智慧的关注，不单纯是文学或美学上的，而与西方思想中的形而上学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西方世界，文学与哲学、科学之间有着共同的源头和精神追求，有着相互对立而又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对于真理、实在、超验、彼岸以及自我、人性、心灵等问题的关切，往往促使西方思想家跨越艺术与科学、哲学之间的边界，把目光转向文学。正如怀特海所说：“哲学与诗同源。二者都寻求表现对终极的善的感受——我们称之为文明。无论是哲学还是诗，都要形成超越语词直接涵义的形式。诗与韵律为友，哲学与数学模式结盟。”{5}诗性智慧、互渗律等概念，其实也是哲学与诗相结合的产物。

许多学者喜欢引述洪堡特的观点，来证明民族精神和民族语言之间的一致性，却忽视了洪堡特关于诗歌和散文之关系的论述：

如果语言具备真正发达的形式，诗歌和散文就会依据一定的规律同时成长起来……诗歌的倾向和散文的倾向必须相互补充，共同协助人深入扎根现实，但其唯一的目的是使人能够愉快地超越现实，得到更自由地发展。倘若一个民族地诗歌在全面、自由和灵活地成长起来地同时，没有能够为散文的相应发展创造下可能性，就不会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6}

对于西方思想来说，这也许是公开的秘密。即使是以极大的同情心来理解和研究原始文化的维柯、布留尔、列维-斯特劳斯等学者，也并未从根本上否定这一认知框架。正如卡西尔所说，语言的诗性和隐喻特征曾经压倒过逻辑、推理特征，想象和直觉倾向是早期语言的最基本的特点，但“为了构想世界，为了把自己的经验统一和系统化，人类不得不从日常语言进入科学语言，进入逻辑语言、数学语言、自然科学语言”{1}。在科学话语中，为了有效地指涉外界的对象，概念必须精确，命题必须合乎真值条件，而“在诗性或修辞言语中，有可能涉及对某种外部指涉对象的信息交流，但是‘表达’（expression）和‘意指’（conation）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2}。

诗性语言是原初的语言，是逻辑语言的始祖，但维柯等人所揭示的这一事实，却并非赞美和维护诗性语言的充足依据。诗性语言并非唯一有效的言语类型，在系统、严密地表述或建构外在世界和内在的经验世界这一点上，它也无法与逻辑语言竞争。诗性智慧在中国文化中发展得最充分，但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人格理想在培育诗性智慧的同时也有可能派生出“诗性愚昧”。③遗憾的是，学界在使用“诗性”概念的时候，容易为“诗性智慧”、“诗性精神”、“诗性超越”之类的漂亮词语所迷惑，不假思索地认同汉语文本的建构原则和审美倾向，从而丧失应有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立场。甚至可以说，在当前的文学研究当中，“诗性”概念的意义已经耗尽，它正在蜕变成一个空洞的、带有赞美意味的大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