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书”及其思想文化史意义

摘要：在《汉书・艺文志》知识系统中“黄帝书”展现出来的“六略”之间的密切关系问题，对《汉艺・艺文志》中与“黄帝书”有关的内容进行统计分析，对“黄帝书”的性质和特点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黄帝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共有34种656篇（卷）和6卷图，广泛分布于“诸子略”“兵书略”和“方技略”之中，是依托黄帝传说而发挥思想、传播知识技能的一种书籍载体，是许多学派或技术门类所依托的著述形式，它们借重黄帝事迹或传说来阐述某种观点，传承某些技艺，与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偏重于实用技术的专业知识；中国古人将宗法世系一脉相承的观念引入技术文明的传统，为各种实用的技术寻根，追溯某位先王为思想或技的发源，“黄帝书”采取黄帝立言的形式，反映了血缘宗法制对中华文明发展与古代社会特殊发展路径的密切关系，《诸子略・道家》著录“黄帝书”5种100篇，其治国用兵、修身养性、哲理玄思的内涵与“黄帝书”为代表的实用知识和技术中的身体技术、社会技术、自然技术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道法玄之又玄的哲学理论的基础，也为理解古代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提供了范例，中国传统技术知识注重通过言传身教和体悟来进行传承，比较缺乏命题性知识理论的建构，这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相比有较大不同，需要我们多方位系统化地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技术的特点。

关键词：“黄帝书”；黄帝传说；实用技术；技术文明；血法宗缘；道家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2000106

Abstract： Based on close relationship of “Six Strategies” showed by “Emperor Book” in Yiwenzhi of Hanshu knowledge system， the related content of “Emperor Book” in Yiwenzhi of Hanshu was carried ou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Besides，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mperor Book”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Emperor Book” in Yiwenzhi of Hanshu totally has 34 kinds， 656 articles （volume） and 6 volume figures， which widely distributes in “philosophers strategy”， “military strategy” and “medical strategy”. It is a kind of book carrier to develop ideas and disseminate knowledge skills on the basis of emperor legend. It is a kind of writing form relied on by many schools and technical categories， and they use emperors stories or legends to elaborate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and inherit some skills.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daily life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of ancients with an emphasis 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practical technology； Chinese ancients introduce tradition of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concepts of patriarchal lineage to seek roots for a variety of practical technology and trace back to a king as the origin of thoughts or skills. “Emperor Book” takes form of the emperors creation of theory， which reflects close relationship of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betwee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pecial development path of ancient society. Chinese traditional technical knowledge lays emphasis on words and deeds， as well as comprehension to inherit， it relatively lacks of construction of propositional knowledge theory. Compared with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which needs us to systematically further underst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in multiple directions.

Key words： “Emperor Book”； legend of the yellow emperor； practical technology； technical civilization； consanguinity patriarchal clan； the Taoist

我们只有从整体上来看“汉志”六略之间联系，才能理解“黄帝书”的性质和特点。“汉志”是一个复杂的有机联系的知识系统，这个知识系统反映着先秦至西汉时期所积累的中华文明的重要成果。从结构上看，有学者认为：“应注意有专业知识的后三略，进一步则必须了解专业知识与六艺诸子之关系。”[7]这为我们全面认识“汉志”提供了重要启示。

就后三略而言，“兵书略”是古代军事知识、技术的汇总。先秦时期的对天道和人道的探索离不开对军事和战争的思考，因为社会冲突最极端的表现方式就是战争，严密的组织形式、高超的计谋策略都被用于战争，而且战争对实用技术也有迫切的需要和极高的要求。《管子・五行》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8]通过黄帝战胜蚩尤的传说说明只有掌握天道才能在战争中掌握主动。《冠子・近迭》记载：“庞子问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冠子曰：‘先兵。’”[9]这段对话认为战争是人道中首当其冲的问题。可见，不管是说天道还是人道，战争问题都是极其重要的。

“兵书略”中的“黄帝书”主要集中在“兵形势”“兵阴阳”和“兵技巧”，专门著录战略即研究战争全局大计的“兵权谋”中没有“黄帝书”。“兵形势”中著录《蚩尤》2篇，“蚩尤是所谓兵主，即中国的战神，也是五兵的发明者。《世本・作篇》：‘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黄帝诛之涿鹿之野。’五兵都是青铜兵器。”[10]“兵阴阳”中著录的书主要讲古代军事技术，班固在“小序”里说：“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6]。“阴阳”主要是和天文、气象、地理、地形、地貌有关的军事技术，它是数术之学在军事上的应用。“顺时而发”，是选择时日的技术。“推刑德”也是一种选择术。“随斗击”属于求斗术。古人认为，北斗斗柄所指为凶，所背为吉。“因五胜”，讲五行相胜。“假鬼神而为助”是借上述方术，求鬼神助战[10]。“兵阴阳”中的“黄帝书”都是依托之作。《封胡》，封胡是黄帝身边的大臣，所长不详；《风后》，风后是黄帝七辅之一，擅长式法，在战争中推式法来布阵。“数术略”五行类还著录《风后孤虚》20卷；《力牧》，力牧也是黄帝七辅之一，擅长推步。“诸子略”道家类也有《力牧》22篇。《G冶子》，G冶子亦黄帝七辅之一，擅长决法；《鬼容区》，鬼容区亦黄帝臣，擅长占星；《地典》，地典亦黄帝七辅之一，长于地形。银雀山汉墓出土有《地典》篇残简[10]。上述文献依托黄帝及其辅臣而作，这些人都有一技之长。

“数术略”是以天文、历算、数学等知识为基础来进行占卜、预测、选择，有巫术的成分，也包含古人对宇宙万物演化生成的认识。“数术略”天文类既包括对星象和云气的观察记录，也包含吉凶占验。历谱类包含历法和谱牒，后世也叫历数或历算，古代的算术属于这一类。五行类主要是选择术的总称，又分许多小类，大兴于战国秦汉，代替卜筮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占卜术，阴阳五行学说就是以这类数术为知识背景。杂占类是无法归类的小术，其中以占梦最为重要，其次是各种镇压妖祥和解除妖祥的巫术。天文类、历谱类、五行类、杂占类中所著录的“黄帝书”与各类所涉及的专门知识相关，也是依托之作。

“方技略”属于古代医药卫生知识和养生理论，包含古人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以及植物、动物、矿物之药用功效。如果说数术是古人对“天道”的认识，那么方技就是古人对“人道”的认识，是医药养生之学的总称古人所谓“养生”，都是养其所生（即养性），首先是保存这种生命力，进而是祛病延年，最后是要达到毕天地而不朽，叫作“通于神明”。（李零《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方技略”中最重要的是医经类――理论性和综合性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最重要，为医经类之首。它是依托黄帝君臣，以黄帝问道岐伯、少师、雷公、伯高、少俞的形式阐述医学理论。经方类主要收录药方、疗方类文献，讲对症下药疗病之术。其中《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和《神农黄帝食禁》为“黄帝书”。房中类著录与有关的书，包括求子嗣、优生、房中禁忌等内容。其中的“黄帝书”有《容成阴道》《天老杂子阴道》中容成、天老都是黄帝的重要辅臣；《黄帝三王养阳方》是依托黄帝、禹、汤、文、武等古代圣王讲男性保养。神仙类是讲除房中以外养生之术，其中的“黄帝书”有：《黄帝杂子步引》《黄帝岐伯按摩》讲导引、按摩之术；《黄帝杂子芝菌》讲神仙服食五芝（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11]之法；《黄帝杂子十九家方》属于黄帝方。

综上所述，“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中的知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与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偏重于实用技术方面。“黄帝书”广泛分布于这三略之中，讲的就是实用的专门技术。但同时这三略也是书籍流失最多的，在传世文献中只能见到三种：《兵书略・兵权谋》中著录的《孙子兵法》，《数术略・形法》中著录的《山海经》，《方技略・医经》著录的《黄帝内经》。在“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这些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有前三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它们更多是思想上的创造和阐发，理论性更强，其中《诸子略・道家》和《阴阳家》著录有“黄帝书”，这说明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中的成果并将其转化为哲学理论。

三、“黄帝书”的思想文化史意义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研究《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书”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黄帝书”采取依托黄帝而立言的形式，从根本上反映了血缘宗法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路径紧密相关。

中国古代社会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和古希腊不同，保留了氏族组织的残余，在氏族血缘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并由此演变为血缘的宗法制。这一特点反映在知识系统中，表现为对古代先王发明创造事迹的特别尊崇。例如在专门讲血统宗法的典籍《世本》中，有记述帝王、王侯、卿大夫、姓氏之世系的《帝系》《王侯》《卿大夫》《氏姓》等篇，同时也有记述各种发明创造的《作》篇。将宗法世系一脉相承的观念引入技术文明的传统，用以解释发明创造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这是古人对技术在人类发展中所扮演重要角色的独特认识。赵纪彬对此评论：“所谓‘先王’一词，不仅是政治上的盛世，伦理上的楷模，而且是立论的出发点、推理的大前提，更M一步，对于衡量一个时代，批判一个人物，分析一种制度，莫不以‘先王’为最高尺度。”[12]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古人为各种实用的技术寻根，往往都会追溯到某位古代先王，以之为思想或技艺的最初发源地，因此才会出现依托“黄帝”的现象。“世之所高，莫若黄帝”（《庄子・盗跖》）；“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入说”（《淮南子・修务训》）。要在知识上不断积淀、获得传承、形成传统，需要黄帝这样的先王，这是中国古代实用专业知识发展的特点。

第二，“黄帝书”与道家的密切关系为我们理解古代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范例。

《诸子略・道家》著录“黄帝书”共5种100篇，这表明道家与“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中涉及的知识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道家玄之又玄的哲学理论的基础。王明说：“自西汉初迄三国，老学盛行凡三变，其宗旨各自不同。一、西汉初年，以黄老为政术，主治国经世。二、东汉中叶以下至东汉末年，以黄老为长生之道术，主治身养性。三、三国之时，习老者既不在治国经世，亦不为治身养性，大率为虚无自然之玄论。”[13]这种历时的描述也可理解为道家思想固有的三方面内涵，也就是道家有治国用兵的一面、有修身养性的一面、也有哲理玄思的一面，这三个方面的内涵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各有突出的表现。而以“黄帝书”为代表的实用知识和技术就涉及这三方面的内容，如果我们从广义上理解人类技术，从身体技术、社会技术、自然技术[14]三个方面来看“黄帝书”与道家的关系，那么修身养性的身体技术、治国用兵的社会技术是道家最为借重的，而脱离身体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孤立改造使用自然物的自然技术是道家所反对的智巧或“机心”。也就是说，道家对技术的理解与对人类心灵和人性的理解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研究道家思想不能仅重视其哲理上的阐述，也要看到这些哲理是以兵书、数术和方技中的知识联系在一起的，只把关于哲理的部分抽出来讨论是不够的。

第三，对《汉书・艺文志》中“黄帝书”所代表的相关技术知识的考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技术的认识。

文化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体现，中华传统技术知识是中华民族在与自然及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对传统技术的研究是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技术知识是一个复杂系统，不断尝试描述、预测、解释身体、社会和自然现象。中国古代的技术知识有自身的特点，“中国古代研究‘天道’的学问是叫‘数术之学’，而研究‘生命’的学问是叫‘方技之学’。它们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知识体系和概念术语。”[15]这些传统技术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相比有很大不同，中国传统技术知识注重通过言传身教和体悟来进行传承，比较缺乏命题性知识理论的建构，“技术认知的具身性和默会性很早就被一些先哲所认识并加以阐述和强调。”[16]不重视系统化、逻辑化的技术知识体系建构，而注重实用性、经验性和体验的特殊性经验科学范式是：因为前人通过A过程得到B结果，所以后人也可以通过操作A过程得到B结果。且A过程和B结果均为定性和半定量描述，带有主观痕迹。（叶高翔《科学思辨二十四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页），这也是“黄帝书”大量散佚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从探寻中国文化特点的角度，近年来有学者主张从博物学（或自然志）的意义上来考察诸如数术、方技（也就是“黄帝书”的知识基础）等中国古代学问，“博物学文化尊重大自然的变化过程和巨大力量，不过分夸耀人类的征服能力，不会高喊‘人定胜天’，也不会盲目崇拜强力与速度。天地之大德曰生，和谐共生、生生不息是博物学文化的终极旨趣。”[17]人们已经开始从博物学的角度来检视以天、地、农、医为主干的中国传统自然知识领域，认为“对于未来的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而言，一种博物学的编史纲领是大有前途的。”[18]恼飧鼋嵌瘸龇，我们可能对中国传统技术的特点有进一步的认识。

四、结语从思想文化史的意义来看《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书”给我们提供了审视古代中国文化知识系统的新视角，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古人对知识的分类、传承及其应用，从而避免不加反思地用当代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剪裁古人的思想世界。如果历史研究的使命是为了未来，在现在对过去进行思考，那么应该以宽容和开放的心态探讨历史上存在过的知识体系的完整背景，努力建起当代人与古人对话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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