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政本 第12期

20世纪末，刘后滨先生以开元十一年（723年）中书门下建立为标志，将唐代中后期的行政运行体制定性为“中书门下体制”①。此后，学者们逐渐在中书门下体制的框架下，探究唐代中后期的中央官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宰相和使职等领域，对于原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探讨，只是上述研究的副产品。且史学界为了迎合“唐宋变革论”②，过于强调唐后期尚书省的转变，即其地位的衰落与职权的削弱，其中不免有夸大之嫌。实际上，尚书省在开元十一年以后的国家常务运行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将从公文运行角度，考察尚书省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真实地位，进而揭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的特色。

唐代前期，施行三省制，尚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由都省和六部二十四曹组成。中央百司和地方府州将需要中央裁决的常务以状的形式呈递给都省，都省依据状的内容，将事务分别交由二十四曹。诸曹判官郎中、员外郎按照法律规定对事务提出处理意见，制成奏抄，由所属部司长官尚书、通判官侍郎，以及都省长官左右仆射署名，经门下省审核，上呈皇帝画“闻”后（皇帝不行使否决权），行下施行。尚书省对常务的裁决权是其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基础，亦是其地位在公文运行过程中最主要的表现。此外，“凡制、敕施行……必由于都省以遣之”[1]　（卷1　《尚书都省》，p.11）。所有正式王言必须经都省交由相关曹司发往受文机构或个人。在制敕行下过程中，如发现其中有违背法令之处，都省与相关部曹官员皆有权否决③。尚书省对制敕的否决权，亦是其最高行政机构地位在公文运行过程中的重要表现。因为国家日常政务汇总于尚书省，由诸曹具体处理，因此尚书省被称为“会府”。作为会府，尚书省拥有对全国政务的行政监督权。其对制敕的否决权即是行政监督权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因其“会府”身份而获得的。身为“会府”，自然是名副其实的“天下政本”。尚书省这一尊崇地位，在唐代君臣的言辞中多有提及。贞观十年（636年），治书侍御史（御史中丞）刘洎奏请皇帝解决尚书省案牍壅滞的现象，称“尚书万机，实为政本”[2]　（卷74　《刘洎传》）。龙朔三年（663年），高宗要求都省通判官左肃机（左丞）崔余庆用心治理省事，因为“政本，众务所归”[3]　（卷57　《尚书省诸司上·尚书省》，p.1155）。仪凤中（676—679年），魏元忠上封事，亦称“文昌政本，四方是则”[2]　（卷92　《魏元忠传》）（“”“文昌”，及下文所引“礼闱”“南省”“南宫”，皆为尚书省别称）。由于尚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故此才有了上述评价。

开元十一年，宰相议事场所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作为由宰相领导的最高决策机构，三省制结束，中书门下体制初步确立。自成立之日起，中书门下就力图取代尚书省兼掌最高行政权，逐渐插手国家日常庶务，即呈现明显的政务官化趋势，尚书省最高行政机构的地位日益削弱。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统治者认为只有重建三省制，才能重达升平盛世，因此竭力恢复稳固尚书省最高行政机构的地位，但中书门下政务官化的进程并未停止。至贞元三年（787年），恢复旧制的改革失败。经过贞元后期的调整，宪宗一朝，中书门下最终承担起国家常务的主要裁决工作，直至唐末。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尚书省从未在名义上失去最高行政机构的地位，始终是官方心目中的“会府”。广德二年（764年），郭子仪上表陈让尚书令一职，称：“王政之本，系于，天下所宗，谓之会府。”[4]　（卷409　《将帅部·退让二》，p.4864）贞元中，宰臣陆贽论及尚书省的地位，认为：“国之宪度，会府是司。位列诸郎，犹应辰象。任居六事，实代天工。”[5]　（卷21　《论裴延龄奸蠹书一首》）咸通三年（862年），屡任尚书省官的夏侯孜为相，诏令提及其以往的资历：“洎甘棠政成，会府征命，兼领台辖之任，再居邦宪之尊。”[6]　（卷50　《夏侯孜平章事制》）至五代时期，尚书省依然被称为“会府”。后晋左丞王易奏请尚书省诸曹公事应准令式施行，上言：“尚书省名曰，素称会府……”[4]　（卷476　《台省部·奏议七》，p.5684）自中书门下成立到五代之际的漫长历史时期，无论尚书省在国家常务运行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其在名义上从未失去自唐初就拥有的“会府”身份。

因此，作为“会府”的尚书省，始终保有“天下政本”之名。中书门下由宰相张说奏请建立。任希古在中书门下建立后，奉和张说《春日端居述怀》一诗，尚有“礼闱通政本，文昌总国均”之句[7]　（卷44　《和左仆射燕公春日端居述怀》）。此后，唐代多位名臣宰相在各种文字中都表达了这种观念。代宗朝名相常衮坚持“政本”，并以尚书省诸部侍郎为“盛选”[8]　（卷389　《授蒋涣工部侍郎制》）。陆贽在藩镇之乱刚刚平复，重建朝廷纲纪时，称“尚书省，治化根本”[5]　（卷2　《冬至大礼大赦制》）。杜黄裳为曾在尚书省诸司任上有着出色政绩的顾少连撰写神道碑，有“文昌理本”之语[8]　（卷918　《东都留守顾公神道碑》）。韩愈举韦岂页代己为兵部侍郎，因为“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举，岂页宜当之”[9]　（卷8　《举韦　自代状》）。至晚唐，杜牧在所草公文中，仍强调尚书省之重要地位，称“尚书天下之本”[10]　（卷17　《韩宾除户部郎中裴处权除礼部郎中孟　除工部郎中等制》）；“南省实天下根本”[10]　（卷15　《代人举周敬复自代状》）。这些身处国家政治中心的人物，包括宰相在内，对尚书省地位都给予了相同评价。

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后，裁处国家日常庶务的中心逐渐出现了名实相分离的现象。虽然中书门下最终承担起主要的常务裁决工作，却没有获得法律正式承认的最高行政机构的地位。名义上的“会府”尚书省依然是官方公认的“天下政本”。因为大唐帝国恢复旧制、重现升平的思想从未间断。与尚书省相比，中书门下处理常务的权力更加受到皇权制约。最重要的是，尚书省在与国家常务相关的公文运行过程中的部分权力得以保留。

中书门下体制下，尚书省在名义上保持“会府”地位，与省内诸曹依然分担部分常务裁决工作有必然关系。省官的工作是国家常务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历年间（766—779年）是战后重建尚书省地位的关键时期，强调了省内官员的工作重心——弥纶国典[2]　（卷11　《代宗纪》，p.295）。唐代前期，省官承担的正是这一职掌。中书门下体制确立以后，省官的“弥纶之功”从未中止。直至后晋时期，起居郎殷鹏上言，仍认为“南宫掌陛下弥纶之务”[4]　（卷476　《台省部·奏议七》，p.5681）。

尚书省官员需要发挥“弥纶国典”的作用，这是其应尽的本分。上元二年（761年）四月，裴遵庆以吏部侍郎入相，诏书称其“累阶朝序，久践天台，凡所弥纶，多为故事”[6]　（卷45　《裴遵庆平章事制》）。李虞仲草《授萧睦祠部员外郎制》：“是宜陟以郎署，伫其弥纶。能稽旧章，则无败事。”[8]　（卷391）崔嘏草《授冯韬司封员外郎等制》，亦有类似之语：“文昌之地，职业非轻。式伫弥纶，更期迁陟。”[8]　（卷391）这类任官制敕，一方面总结了省官的工作重点，一方面突出了尚书省职掌的重要性。相反，没能发挥“弥纶之功”则是失职。吕温由省职被贬为道州刺史，谢表自称“三践文昌，竟不能著称弥纶”[8]　（卷585　《道州刺史谢上表》），以示悔意。史籍的记述，包括制敕对省官“弥纶之工”的叙述，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使用旧典的结果。如果职掌丧失殆尽，根本没有必要诸多论及。可知开元中期以后，省官的工作在国家常务运行中颇为重要。

尚书省经常通过“奏议”文书发挥“弥纶国典”的作用。“奏议”，又简称“奏”或“议”。草拟奏议的任务通常赋予诸曹郎官，所谓“郎署当草奏之烦”[8]　（卷398　《授崔器大理少卿制》）。白居易认为尚书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奏议弥纶”[11]　（卷49　《李德修除膳部员外郎制》），并称草奏的郎官必须与“内廷掌文，西掖书命”的翰林学士及中书舍人具有同样高的学识素养，“非慎行敏识，茂学懿文，四者兼之，则不在此选”[11]　（卷55　《钱徽司封郎中知制诰制》）。诸郎官确实在草奏方面颇具能力。驾部员外郎崔夷甫和祠部员外郎韦■（■）“缘饰以儒，素推疆（强）敏，参订奏议，颇练朝章”[8]　（卷391　《授崔夷甫金部员外郎等制》）。主客员外郎仲子陵“敏于奏议，练程达品，肯綮郄者，每游刃焉”[12]　（卷36　《送主客仲员外充黔中选补使序》）。礼部员外郎王仲舒“奏议详雅，省中伏其能”[9]　（卷7　《唐故江南西道观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铭》）。尚书省“奏议”甚至决定着国家常务能否在法律规程下顺利进行。唐代名相权德舆认为“草议，左曹（门下省）还诏，法程之下无尤违，分画之下无奇”[12]　（卷22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上柱国赵郡开国公赠尚书右仆射李公墓志铭并序》）。直至后唐时期，起草奏议依然是省官的主要任务。“明宗天成元年（926年）十月，水部员外郎刘知新奏：‘尚书省京师会府，辇毂繁司。奏议虽委于官寮，行遣亦资于胥史……’”[4]　（卷508　《邦计部·俸禄四》，p.6098）此语点出了尚书省“会府”身份与奏议运行的密切关系。

所谓“奏议”究竟是何种文书？据《唐六典》：“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谓祭祀，支度国用，授六品已下官，断流已上罪及除、免、官当者，并为奏抄。二曰奏弹，谓御史纠劾百司不法之事。三曰露布，谓诸军破贼，申尚书兵部而闻奏焉。四曰议，谓朝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异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状……”[1]　（卷8　《门下省》，pp.241～242）“奏议”并非《六典》所载的“议”。《六典》之“议”作公卿议事之用，与省司日常工作毫无干系。六种上行公文中，只有奏抄属尚书省裁处常务专用。而根据史籍记载，尚书省奏议具备两个特点。第一，是给事中驳奏的重点。常衮草《授崔萧直给事中制》和《授贺若察给事中制》，均提到给事中职掌包括对奏议的审核：“文昌奏议，多所论驳”[8]　（卷381　《授崔亻先萧直给事中制》）；“尚书奏议，俾尔平之”[8]　（卷381　《授贺若察给事中制》）。白居易在所草除孔韦岂页给事中的敕书中，唯一提到的给事中职掌就是“评奏台（尚书省）议（平奏议）”[11]　（卷55　《除孔　等官制》、卷48　《韦岂页可给事中庾敬休可兵部郎中知制诰同制》）。第二，尚书省奏议对于国家政务，或合故事，或创新规。德宗朝，郎官韦夏卿“奏议推美，弥纶成绩，南宫之故事存焉”[8]　（卷901　《故太子少保赠尚书左仆射京兆韦府君神道碑》）。虞部员外郎崔述“论著奏议，率循宪矩，不毁方以求合，不由径以趣捷”[12]　（卷26　《唐故给事郎使持节房州诸军事守房州刺史赐绯鱼袋崔公墓志铭并序》）。这是按照旧制进行本职工作。此外，尚书省奏议还可成为日后的准绳。李孟“为郎起草（奏议），后范规程”[8]　（卷923　《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司勋郎中邵说“蔼然盛名，光我华省，长于奏议，多所损益”[8]　（卷390　《授邵说兵部郎中制》）。

唐代前期，在京百司和地方州府的事务汇总至尚书省，由二十四曹按相关内容根据法令要求制成奏抄，经门下省审核后，上呈皇帝画“闻”。审核奏抄，正是给事中在公文上下行过程中两大主要工作之一，“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1]　（卷8　《门下省》，p.244）。根据刘后滨先生的研究：“在上奏于皇帝的六种上行文书中，需要门下省官员审读的只有奏抄和露布两种。”[13]　（p.100）因此，上引需给事中“论驳”或“平（评）”之“奏议”，只能是奏抄。奏抄在上行过程中，尚未经过御画，没有形成正式的“御画奏抄”，因此只具有尚书省奏议的性质。尚书省郎官以律令格式为指导原则，通过奏抄裁处国家常务，但其中具体细则要自行处理。已行奏抄对日后的常务有重要参考作用。史料所载尚书省“奏议”亦符合奏抄这一特点。故尚书省奏议，即指奏抄文书无疑。尚书省奏抄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机构的上奏，是因为其反映了尚书省的政令权。奏抄的使用，是尚书省作为最高行政机构裁决常务的主要手段。中书门下体制下，律令格式规定范围外的公务激增，这类公务以奏状的形式经中书省呈给皇帝。皇帝将大部分奏状出付中书门下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再覆奏于皇帝作出最后决定（皇帝对中书门下的意见有否决权）。中书门下实际上成为国家常务的主要裁决机关。但是，尚书省依然需要处理部分常务。权德舆撰王定神道碑，略云：

拜起居舍人，寻加理匦使，历礼部、吏部二员外。于是昭法诫，广聪明，裁百辟之章疏，助九流之刀尺，私回屏伏，公是兴行。[12]　（卷14　《唐故太子右庶子集贤院学士赠左散骑常侍王公神道碑铭并序》）

根据碑文，王定任职当在元载当权的大历前期。所谓“裁百辟之章疏”，不是指理匦使的职掌，因为理匦使对所接收的表状没有“裁”的权力。因此，此句应该是描述王定任郎官期间裁决百司及地方上书的工作。恢复旧制时期，对郎官的草奏之职格外强调，因为这正是重建尚书省职权和地位的重要举措。岑参广德元年入为祠部员外郎，作《省中即事》一诗，有“君王新赐笔，草奏向明光”之句[14]　（卷3）。代宗赐笔郎官，以期其草奏之功，正是战后重建尚书省的写照。

不可否认，唐后期奏抄的应用已经大量减少。但是，奏抄在中书门下成立后并没有消失于政治舞台上[15]　（pp.119～148），特别是代、德之际。奏抄的存在表明尚书省在公文运行过程中保留了一定的常务裁决权。

虽然在唐后期中书门下可以直接对尚书省发号施令，使其成为单纯的事务执行机构，但是尚书省的地位绝不仅限于此，其具有其他事务执行机构无法拥有的权力，这正是尚书省旧有权限和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的表现。中书门下在政务官化的过程中，通过敕牒文书，开辟了一条新的王言运行途径。但是，除敕牒以外的正式王言依然须经尚书省行下，省司在制敕下行过程中的封驳权亦得以保留。

首先，左右丞在制敕经过都省时，有权封还。宪宗朝名臣吕元膺任左丞时两次封还制敕，为众所熟知。《旧唐书》卷一五四《吕元膺传》略云：

度支使潘孟阳与太府卿王遂迭相奏论，孟阳除散骑常侍，遂为邓（柳）州刺史，皆假以美词。元膺封还诏书，请明示枉直。江西观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将顺赃状，朝廷不覆按，遽贬将顺道州司户。元膺曰：“廉使奏刺史赃罪，不覆检即谪去，纵堪之词足信，亦不可为天下法。”又封诏书，请发御史按问，宰臣不能夺。

《旧唐书·王遂传》中记载了吕元膺封还贬降王遂诏书的奏状：“遂以补吏犯赃，法当从坐。其除官制云‘清能业官’，据遂犯状，不宜有‘清’字。柳州大郡，出守为优。谨封还制书。”[2]　（卷162）可见，左右丞封诏时，要提出充分的理由，与给事中封诏的情况相同。在这里，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李将顺一案中，吕元膺对诏书的处理受到宰相阻挠（虽然没有成功）。《王遂传》将吕元膺封诏称为“执奏”[2]　（卷162）；《新唐书·王遂传》称为“弹劾”[16]　（卷116）；《吕元膺传》称“上其诏”[16]　（卷162）。可见，这几种都是对左右丞封还制敕的表达形式。因此，唐后期类似事件应该不止区区数件。于由页赐谥一事，可使人更清楚地了解都省封诏的情形：

敕赐[赠太保于由页]谥曰思。尚书[右]丞张正甫封敕，疏奏不答，留中不下。然赐谥敕封在都省，亦不下。至明年（元和十四年，819年），张正甫改为同州刺史，所敕封取中书门下处分。宰相令都省收管，竟不施行。[3]　（卷80，p.1741）

右丞封敕上疏，应由皇帝批示，决定该敕是否行下。于由页事件较为特殊，宪宗没有回复张正甫，其实等于张正甫的意见得以暂时执行。需要注意的是，张正甫离职后，所封敕取宰相处分。从上述事件看，皇帝和宰相对左右丞封制敕皆可进行干预，但是左右丞可以坚持己见。如果前者采用强权，实际是不合法的。不过宰相介入省司的封驳权，是省司地位下降的反映；反之，宰相不能强行干涉，亦是省司权力得以保留，地位尚在的表现。晚唐至五代初期，左右丞依然在制敕行下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罗隐有《投寄韦右丞》诗：

赤壁征文聘，拜郄诜。官资参令仆，曹署辖星辰。幞被从谁起，持纲自此新。举朝明典教，封纳诏书频。[17]　（p.90）

罗隐生于大和七年（833年），卒于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此诗很可能作于晚唐。诗中提及右丞韦某的工作，封纳诏书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并以此突出韦某的业绩。显然，有唐一代都省始终得以执行封诏的权力。

制敕由都省下到相关曹司亦有封驳权。六部封诏的事例仅一件。郑余庆为吏部尚书，元和六年“有医工崔环，自淮南小将为黄州司马。敕至南省，余庆执之封还，以为诸道散将无故授正员五品官，是开侥幸之路，且无阙可供。”[2]　（卷158　《郑余庆传》）诸曹郎官封驳制敕，则更为普遍。元稹称“尚书郎会天下之政，上可以封还制诰”[18]　（卷4　《授韦审规等左司户部郎中等制》），是对郎官职掌的重要总结。

都省甚至可奏请否定已行制敕。“宇文鼎为左司员外郎。宝历二年（826年）奏：‘户部尚书、判度支胡证，准两度敕，赐爵司御率府、录事参军文约各一级。今月五日敕下尚书省。伏以胡潜等先丁母忧，犹未终制，岂得公然食邑，苟窃恩荣？下避三年之丧，冒受五等之爵，有伤教义，实败国风。臣谬迹都曹，职当综覆，致兴物论，不敢不举。’敕：‘宇文鼎所奏胡潜等爵，宜令所司落下。胡证职在殷繁，事或错误，特宜释放。司封本郎官委都省书罚。’”[4]　（卷474　《台省部·奏议五》，p.5659）此段史料可能存在漏记，但是并不影响理解大致内容。都省郎官宇文鼎奏举已行封爵敕书不合法规。皇帝亲自下令，收回已行敕书，并对主判郎官进行了处罚。

中书门下成立以后，尚书省与寺监、御史台等诸机构在很多情况下由中书门下直接领导，接受宰相机构的政令执行之。但是，尚书省和其他机构存在本质不同，即其在制敕下行过程中拥有封驳权，并有权请追回已行制敕，这是最高行政机构权力的遗留。宰相虽然可以凭借强权进行干预，但无法在法律程序允许范围内，直接否定尚书省的封驳权。

综上所述，在中书门下体制下，宰相机构中书门下成为国家常务裁处主体，具有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特质。但由于奏抄继续行用，以及尚书省官员在制敕下行过程中保有封驳权等原因，尚书省依然被称为“会府”，在名义上拥有“天下政本”的地位。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呈现名实相分的特色。唐代中后期，三省制过渡到中书门下体制，在体制转型的同时，很多相应制度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呈现出新旧制度交替的特征。唐代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名实不符的现象，即是在中书门下体制发展过程中，三省制遗留下的印记。只有全面、客观地进行考虑，才能揭示出体制转换过程中历史的全貌。

【作者简介】王孙盈政，女，黑龙江省哈尔滨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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