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民俗植物利用初探

摘要：论述了惠州民俗中植物利用的概况、种类以及文化特性，探讨了信仰崇拜、食用、药用民俗植物的利用，提出了认识和合理应用民俗植物对传承民俗文化、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植物；民俗；惠州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09007003

1 引言

民俗植物是指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彰显生活文化的植物。民俗植物的利用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有其特定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寄托于民俗活动中的一种心领神会、约定俗成的东西，或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1]。通过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收集惠州民间在植物资源利用方面的相关经验和知识，进而对其进行初步的归纳整理，对研究、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可起到积极作用，对探讨自然环境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价值，也可为研究民俗文化的融合与变迁提供参考。

2 研究地概况

惠州地处东经113°51′～115°28′，北纬22°24′～23°57′，集山、湖、江、海、林、泉、瀑为一体，坐拥“半城山色半城湖”的美丽胜景，境内“岭南第一山”罗浮山屹立于东江之滨，与“北回归线上的绿洲”南昆山，以及群峰叠嶂的部级自然保护区象头山遥相呼应，形成了群山环绕、绿色覆盖的城市风貌。惠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古代就有“岭东雄郡”之称。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在惠州一带繁衍生息，从事捕捞、狩猎和原始的农耕，创造了惠州的远古文化。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在惠州设循州总管府，从此惠州成为东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惠州也是名宦、文人墨客荟萃之地，如葛洪、李商隐、苏轼、杨万里、文天祥等，他们或诗或文，或创办书院，或修堤筑路，兴修水利，对惠州文化、经济的发展贡献殊多，影响深远。其中，苏轼在惠期间，先后写下了160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序跋，其诗文歌咏惠州风物，使惠州名扬四海，对惠州文化、民俗等影响颇深[2]。

3 信仰崇拜与民俗植物的利用

3.1 风水林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晋朝郭璞：“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惠州地区南北多丘陵，中部多台地和平原，多数村落选择以傍山倚水，视野开旷的低丘坡地为主，认为理想的生存环境必须“藏风”、“得水”， 除了形局佳、气场好，还要山清水秀、环境宜人[3]。风水林就是人们受风水理论的影响，在路口、庭院、村落后山、寺庙以及坟墓周围等与风水有关的地方营建、管理或封育、保护的森林。人们栽种风水林的主要目的就是追求理想的居住或安息场所，而风水林的长势就成了村落盛衰的表征。

惠州风水林具有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群落的典型群落结构，垂直层次结构分化明显，这些风水林的植物区系以热带、亚热带植物成分占优势，树木多为耐贫瘠、干旱，生命力较强的种类，茎干高大、盘根错节、枝繁叶茂、浓荫蔽日，一般都能存活百年至数百年，甚至千年。 典型的风水林中，林冠层的郁闭度较高，通常在0.6以上，其乔木层多由大戟科、金|梅科、樟科、壳斗科、桑科、蝶形花科、山茶科等植物组成，有乌桕、枫香、樟树、黄樟、厚壳桂、红楠、绒楠、中华楠、米锥、红锥、罗浮栲、黧蒴、木荷、山杜英、鸭脚木、苦楝、红车、假苹婆、猴耳环等；林下灌木层的物种也较丰富，以山乌桕、九节、石斑木、桃金娘、黄栀子、山指甲、了哥王、硬壳桂、布渣叶、银柴、豺皮樟、余甘子、粗叶榕、大罗伞、朱砂根、梅叶冬青、杜鹃花、箬竹、米碎花、毛果巴豆等占优势。乔木和灌木层间的藤本也较多， 常见的有山鸡血藤、假鹰爪、白花油麻藤、买麻藤、三叶木通、野木瓜、菝葜、土茯苓、 瓜馥木、鱼藤、山银花等。草本层主要有狗脊蕨、乌毛蕨、中华里白、扇叶铁线蕨、铁线蕨、华良姜、土牛膝、山姜、蔓赤车、淡竹叶、建兰、广东沿阶草、火炭母、海芋等。除了野生植物，在林地不难发现一些村民种植的经济树木，如龙眼、荔枝、黄皮、蕉、柚、柑、蒲桃、番石榴、木瓜等。

3.2 伯公树

惠州人常把大树视为“神”，称“树头伯公”，源自于“万物有灵”的思想。在惠州街头巷里、田间村头常见一些大树上挂满红布，周围插满香烛棍，被当作敬拜的对象。常见的“伯公树”有秋枫、龙眼、荔枝、细叶榕、香樟、菩提榕、木棉、木荷等。这些树树干粗大、树冠宽广、枝叶繁茂、寿命久长，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家族兴旺、福荫家庭、健康长寿，因此也禁止任何形式的毁坏，即便有枯枝落地或枯死的，也不会用来作柴火或其他用途，任其腐烂，回归自然。民众自觉、自发的这种保护意识，形成了独特的生态观，这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特殊的贡献。据初步统计，惠州共有古树名木10500多株，其中，树龄达1000年以上的有3株[4]。目前，惠州市最老的古树位于博罗罗浮山华首古寺旁的人面子，树龄已有1260多年，其高达20 m，冠幅超过10 m，至今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另外两株千年古树，则分别为博罗罗浮山冲虚观庙内的“九里香”和龙门麻榨镇中心村的细叶榕。生态植被保持完好，自然环境优美，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成就了惠州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国家森林城市”的美誉。

3.3 祥瑞植物

惠州民间传统节日、婚庆、生育等礼俗中都有用到各种祭祀植物、祥瑞植物的习惯。如婚俗中常见的有枣、花生、桂圆、瓜子、石榴，寓意早生贵子，多子多福。各种祭祀中的物品往往会用柏枝装饰，意吉祥、辟邪。在婚丧仪式中也常常焚烧柏枝，不同的是用于婚事的柏树枝要结有果实，称为“柏子”，“柏”谐音“百”，反映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希望“百子千孙”，即对于延续生命的渴求，而用于丧俗的柏树枝则不能有果实，不烧“百子”，意即留后。丝茅、桃枝、旺草等则是民间最常见的辟邪植物。其他常见的祥瑞植物有橘子（寓“大吉大利”）、炮仗花（寓“炮仗喜庆”）、水仙（寓家居平安、祥和）、富贵竹（寓大富大贵）、万年青（寓运和常有）、香花草（寓祥和气正）、长命草（寓长命百岁）等。还有一些是因为谐音而成了吉祥的植物有：蒜、葱、芹菜、韭菜、莲子、苹果和橄榄等。如，芹菜， 芹谐音“勤”，寓勤快、勤劳；大蒜， 蒜谐音“算” ，寓“会算”、“会打算”；葱谐音“聪”，寓聪明；韭谐音“久”，寓长久；莲子，莲谐音“连（续）”、子谐音“仔”，多为“祈子”之意；苹果，苹谐音“平（安）”，寓平平安安；橄榄，惠州人多称“榄仔”，与“揽仔”谐音，柚子谐意“有子”，多为“子嗣”崇拜，等等。

4 食用民俗植物的利用

一个地区的饮食结构和特点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地理环境、植物分布以及饮食习惯的差异性，各县区、各村落、各民族利用民俗食用植物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传统惠州人以稻米为主食，番薯、芋头、玉米次之；家常菜以咸菜为主，瓜菜辅之，肉类点缀。民间民俗活动中还有各种“专用”的食物，如民间“食青”用生菜、芹菜、蒜、葱等；做清明{用鸡矢藤、苎麻、艾叶、山苍子等；做乌饭用枫树叶、冬青叶、杨桐叶。裹粽，以糯米为主料，有时候会混杂一些赤豆、眉豆、绿豆或用鸭脚木、蚊惊等植物做“咸水棕”；“逆糍”，用糯米粉、芝麻；粉，用野生艾、粘米粉、}卜丝、葱等做成。惠州物产资源丰富，经查阅相关文献及初步调查的结果显示，惠州地区较有特色、利用较多、营养成分较高的食用民俗植物主要有：马齿苋、水芹、红凤菜、豆瓣菜、苦荬菜、厚皮菜、宽叶韭、黄花菜、短豇豆、蕺菜、乌毛蕨、毛竹、木棉、土茯苓、广州相思子、无花果、粗叶榕、牛蒡、石斛、鸡矢藤、柑橘、龙眼、荔枝、阳桃、余甘子、李、x果、杨梅、沙梨、枇杷、番石榴、桃金娘、草莓、香蕉、鸡蛋果、量天尺等[2]。目前，还没有对惠州地区食用民俗植物做过全面、系统的调研，因此，开展食用植物种类、食用方法、种植管理方法、营养成分烹调加工技术等研究，筛选推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与风味的食品，对惠州新农村建设、山村经济发展以及生态文化的保护等将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5 药用民俗植物的利用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惠州人们在预防及治疗疾病方面，尤其在中草药的应用上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并形成了传承性、地域性、开放性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如民间婴儿“洗三朝”中，用枫树叶、狗屎树、金银花藤、旺草等青草药给婴孩 “去胎毒”，用黄连“消内毒”，用山栀子去黄疸；用枫树叶、龙眼树叶、拔子树叶等给产妇“祛风”；凉茶中，用鱼腥草、金银花清热解毒，用苦丁茶、小飞扬降火，用枇杷叶、橘皮、三丫苦止咳化痰，用野苋菜、车前草祛湿消积，用桑树根、枸杞叶清肝明目等等。这些民间传统医药知识，许多至今还是以“口传手授”的方式代代相传。

近年来，随着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和壮大，从民间知识中发掘新药和扩大药用植物资源，越来越引起专家学者和政府的重视[5，6]。惠州地处珠三角，坐拥罗浮山，药材资源十分丰富，其中药用植物1656种，占全国药用植物物种的18.8%。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生产条件，通过多年的驯化、试验，惠州已成功建立了鱼腥草、穿心莲、两面针、溪黄草、金银花等多个中药材品种的产销一体化种植基地。民间常用草药则以治疗与惠州地区湿热的气候（ 清热、跌打、风湿等） 和瘴疠虫蛇（ 疮痈肿毒、蛇伤、皮肤病等） 等特点所引起的常见疾病为主[7]。如清热解毒药：忍冬、土茯苓、马齿苋、刺苋、木棉、野菊、马蹄金、葫芦茶、广州相思子、秤星树、火炭母、淡竹叶、田基黄、茅根、扇叶铁线蕨、鸡矢藤、板蓝等；祛风除湿药：半枫荷、山鸡椒、钩藤、龙须藤、}藤、威灵仙、千斤拔等；活血祛瘀药：山血丹、小驳骨、黄花倒水莲、枪刀药、韩信草、白{、三桠苦、大猪屎豆、活血丹、丁公藤、草珊瑚、黄牛木、艾纳香、益母草等；补益药：羊乳、绶草、土人参、美丽崖豆藤、日本薯蓣、巴戟天、何首乌、黄精、枸杞、磨盘草、五月艾等；蛇虫咬伤药：华重楼、徐长卿、犁头尖、两面针、瓜子金、盐肤木、半边旗、杠板归、倒地铃等。

6 结语

植物作为自然界的一种重要生物，与人类息息相关。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植物文化，但目前对惠州、东江等地的民俗植物的研究甚少。民俗植物研究，除了研究植物的经济、药物、生态和文化方面的传统知识和经验，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对植物与环境的影响， 还可以探讨植物在民俗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民俗植物与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新农村建设以及生态文化旅游等关系研究[8]。民俗植物研究不仅有利于当地原生态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而且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友义.植物在潮汕民俗中的应用及其文化审视[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5（4）：84～88.

[2]吴少忠，林慧文.惠州民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3]杨期和，陈美凤，赖万年.粤东地区客家风水林群落特征研究[J].南方农业学报，2012，43（12）：2040～2044.

[4]惠州市绿化委员会，惠州市林业局编.惠州古树群落[M].惠州：九歌传媒，2013.

[5]周劲松，陈红锋.岭南重要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资料――《岭南采药录》[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23）2：2～3.

[6]贺握权，廖建良.罗浮山药用植物资源及保护[J].中药材，2012（9）：1391～1396.

[7]程金生，陈文滨.客家中草药[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

[8]淮虎银，哈斯巴根，王雨华.民族植物学认识的几个误区[J].植物学通报，2005，22（4）：502～509.